鲁迅与三十年代的木刻运动

一1931年8月17日一早，有十三位美术青年来到了上海北四川路底长春路北的日语学校。

他们并不是来补习日语，而是学习一门崭新的课程：木刻创作法。

这十三名学员中有十人来自一八艺社，两名来自中华艺大，一名来自白鹅绘画研究所。

当年热爱木刻艺术的青年大多左倾，为避开当局的耳目，参加的人数不宜太多。

九时整，身着白色夏布长衫的鲁迅走进一间教室――这件长衫的料子是美国记者史沫特莱馈赠的，鲁迅一般只在庄重场合才穿。

鲁迅身后紧随着一位身着白色西服的日本讲师。

他拎着一个小包，里面装着三套木刻刀和一只马楝（印制版画的圆形刷子），还有一些拓印木刻的日本纸。

这位讲师叫内山嘉吉，鲁迅日本友人内山完造的弟弟，当年三十一岁，是日本东京成城学园小学部的美术教师，暑假因探亲到上海，正巧被临时抓差。

从17日到22日的六天当中，内山嘉吉给学员讲了一些版画入门的常识：前四天主要讲授黑白版画，后两天主要讲授套色版画。

据内山嘉吉回忆：“（鲁迅）对日本版画的见解显然要比我所掌握的丰富得多。

六天的讲习班上，我讲的话，都经鲁迅先生翻译的，而他说话时间又比我长一些，内容无疑也一定比我要充实一些。

他态度沉静，说话真切有力，充满着热情，每句话都一丝不苟地翻译给学生们听。

如果我那时懂得中国语言的话，一定会感到害臊，恐怕也不敢继续大言不惭地坚持这六天了吧。

实际上我得到鲁迅先生的教益要更多些。

”（《鲁迅和中国版画与我》，原载日本《日中》月刊1972年六、七、八月号）如果说，在中国介绍新兴创作木刻始于1928年鲁迅领导的朝花社，那么首次培训中国的木刻人才则始于这次木刻讲习会。

版画是用刀或笔在木版、铜版、石版等版面上先绘制后雕刻再印刷出来的作品，因为版画以木刻为主体，所以这两个概念经常混同。

鲁迅认为，中国是版画的故国，其历史要比西方早五百多年。

唐末的佛像、纸牌，以至明代的书籍绣像、乡间年画、民用信笺，都映射出历史辉煌。

这种技艺在1320年左右随着丝绸之路传到欧洲，逐渐出现了画家自绘、自刻、自印的现代版画，艺术风格发生了明显变化；而中国的传统版画反倒趋于消亡，以致当时所谓美术家竟不知天下有版画，有一位美术名家甚至连雕刀也未见到过。

鲁迅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勉力复兴中国版画，提倡新兴木刻，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基于木刻艺术的观赏性。

世界名画一般人无力收藏，临摹品又失去了原色本味，而在房间挂几幅木刻，既不失真，花钱也不多。

二是基于木刻艺术的普及性。

绘制油画，必须购置画布颜料，价格不菲，而靠几柄雕刀，一块木板，顷刻之间就能完成一幅佳作，折射出社会魂魄，传布于大众之中，最切合革命时代的需求。

三是基于木刻艺术的战斗性。

鲁迅认为版画是大众的，也是战斗的。

世界没有真正的“为人类的艺术”。

鼓吹“为人类的艺术”的人，自己也把人类分为对和错，好与坏，并不一视同仁。

在革命时代，木刻艺术可以成为革命的一翼，因而一面得到同情、拥护和支持，另一面又受到蔑视、冷遇和迫害。

传统木刻虽然在中国有着悠久传统，但新兴木刻在中国却毫无基础。

为了给嗷嗷待哺的中国木刻青年提供艺术滋养，鲁迅跟郑振铎合作，重印了传统木刻代表作《北平笺谱》、《十竹斋笺谱》，又通过留学德国的徐诗荃、留学法国的季志仁以及旅居苏联的曹靖华等友人，购置或交换了很多外国版画精品。

在苏俄的版画中，鲁迅看到了广袤黑土上陆续长育的文化奇花和乔木。

在法国版画家陀莱为《神曲》、《失乐园》、《吉诃德先生》、《十字军记》配制的插图中，鲁迅看到了书籍插图如何补助文字之所不及，增加读者的阅读兴趣。

鲁迅最为喜爱的是德国女版画家凯绥?珂勒惠支的作品，因为“她以深广的慈母之爱，为一切被侮辱和损害者悲哀、抗议、愤怒、斗争；所取的题材大抵是困苦、饥饿、流离、疾病、死亡，然而也有呼号、挣扎、联合和奋起”（《〈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序目》）。

为了给木刻青年提供艺术借鉴，鲁迅生前选编了十余种外国画册。

计有：《近代木刻选集》（一），《?谷虹儿画选》，《近代木刻选集》（二），《比亚兹莱画选》，《新俄画选》，《梅斐尔德木刻〈土敏土〉之图》，《北平笺谱》，《引玉集》，《木刻纪程》，《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死魂灵一百图》，《一个人的受难》，《苏联版画集》。

由于鲁迅的倡导，木铃社印行了《木铃木刻集》，野穗社印行了《木刻画》，无名木刻社印行了《木刻集》等，还有一些木刻青年出版了自选集。

在赔本筹印画册的同时，他还不断向文艺杂志推荐现代木刻。

鲁迅用自己的艺术实践证明，他不仅是美术领域中外遗产的保存者，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

鲁迅是中国现代版画理论的奠基者。

用通信方式热情指导木刻青年创作，是鲁迅大力扶持木刻运动的一个切实举措。

在现存数以百计的信函中，鲁迅谆谆告诫中国的木刻青年，虽然图画是人类的共通语言，具有同一性，但仍应该使自己的作品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和东方情调，即用新的形、新的色来表现中国人、中国事以及中国向来的魂灵，使之具有独特的民族性。

鲁迅有一句名言：“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

”（1934年4月19日致陈烟桥信）此外鲁迅特别要求上进的木刻青年要加强基本功训练，因为单题材好并不等于成功，切不可忽视技巧修养。

他感到当时木刻青年的通病就是刻人物不如刻风景，刻动态不如刻静态。

要矫正这些弊病，一定要打好素描基础，掌握好远近明暗的表现手法。

木刻多用白黑两色，光线一错，画面必将一塌糊涂。

鲁迅要求木刻青年认真观察实物实状，如果刻工厂开工的情形，不能有烟囱而无烟，如果表现工人，决不能把他们刻划得头小拳大，凶神恶煞。

举办画展，是鲁迅倡导木刻艺术的另一种有效方式。

但真办画展颇不容易。

择址就相当麻烦，一要安全，二要场租能够负担。

内容也是问题。

单独举办苏联作品展有赤化之嫌，必须拉上其他国度的作品做陪绑。

尽管如此，鲁迅仍然在荆棘塞途的处境中勉力而为。

1930年10月，他跟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合作举办了“西洋木刻展览会”，展出欧美名作七十余幅。

1932年6月，他跟汉堡嘉夫人合办“德国画家版画展”，展出作品约五十幅。

1933年10月，他举办了“德俄版画展览会”，展出作品六十六幅。

1933年12月，他举办了“俄法书籍插画展览会”，展出作品四十幅。

1934年4月，“革命的中国之新艺术展览会”在巴黎毕利埃画廊开幕，并获得成功，其中有宋庆龄提供的展品，鲁迅提供的木刻新作有五十八幅。

这是中国新兴木刻第一次走向世界。

1935年6月，由平津木刻研究会主办的第一次全国木刻联展在北平、天津、济南、汉口、太原等地展出后，巡回到上海展出。

鲁迅为展览会专辑写序并资助二十元。

1936年10月，第二届全国木刻流动展览由广州移至上海展出。

10月8日，他抱病赴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参观，并与木刻青年亲切交谈。

这是中国新兴木刻运动倡导者在木刻艺术园圃的最后一次巡礼。

据著名摄影家沙飞回忆，这次展览陈列了六百多幅木刻新作。

“鲁迅先生带着愉快的微笑，去浏览每一张作品。

我们追随在他的侧后面，诚恳地听他的指示和批评。

他细细地欣赏，源源地思索，不断地指点着每幅画的优缺点，从画面的主题、选材以至表现的技巧，都一一说出许多珍贵的意见。

他在谈话中，不时地咳嗽起来，引起我们对于他的健康的注意。

谁想得到十一天以后，他就离开了我们，永逝而去呢？”（《我最后见到鲁迅先生的一天》，原载1941年5月1日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出版的《抗敌三日刊》）二鲁迅举办木刻讲习会时，中国的新兴木刻还是荒野中的萌芽，一经鲁迅播种耕耘，就迅速滋生，繁衍，壮大。

自鲁迅举办木刻讲习会后，上海出现了一八艺社增设的木刻部、mk木刻研究会、现代木刻研究会、春地画会、野风画会、野穗木刻社、无名木刻社、铁马版画研究会，杭州出现了木刻研究会，北平出现了平津木刻研究会，广州出现了现代创作版画研究会，太原出现了榴花社，香港出现了深刻木刻研究会……。

鲁迅是这些木刻团体的良师益友。

他跟木刻青年同呼吸，共命运，甘苦与共。

这一点，仅从他跟木铃木刻社的关系得到了生动表现。

1933年10月8日清晨，一队军警一律拿着手枪，冲进了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

他们以“宣传普罗文化，与三民主义对立”为罪名，逮捕了该校木铃木刻社的三名骨干：曹白、郝力群、叶乃芬。

木铃木刻社成立于1932年12月，它是继一八艺社被迫解散之后杭州艺专出现的又一个木刻团体，成员共有四十多人。

“木铃”，在江浙方言中含有傻瓜的意思。

当时的木刻青年就常被人嘲笑为“阿木铃”。

但木铃木刻社的青年却明确宣称：“以木造铃，明知是敲而不响的东西，但在最低的限度上，希望它总有一天会铮铮作巨鸣的。

”木铃社成立后，在杭州举办了两次作品展览，共展出三百余幅木刻作品，大都表现工农和城市贫民的困苦、流离、呼号、挣扎。

艺专的训育主任是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的政治情报员。

他为了镇压学生的进步活动，便跟他在伪公安局工作的姐夫相勾结，首先拿木铃社的三个成员开刀。

曹白等人被捕后，关押在杭州柴木巷拘留所。

二十一天后，审讯开始了。

拘留所一间阴暗的小屋里，上面坐着两位老爷，一东一西。

东边的是一个马褂，西边的是一个西装。

警察将脸色苍白、衣服脏破的曹白连抓带拖地弄进了小屋，“马褂”问过曹白的姓名、籍贯、年龄之后，就随手拿出一张木刻的肖像――苏联文艺评论家卢那察尔斯基的头像。

这幅作品曾发表在当年四五月间的杭州《民国日报》上。

那位不学无术的“马褂”就抓住这幅头像大做文章：“这是你刻的吗？”“是的。

”“刻的是谁呢？”“是一个文学家。

”“他叫什么名字？”“他叫卢那察尔斯基。

”“他是文学家？――他是哪一国人？”“我不知道！”曹白想逃命，说谎了。

“不知道？你不要骗我！这不是俄国人吗？这不是明明白白的俄国红军军官吗？我在俄国革命史上亲眼看见他的照片的呀！你还想赖。

”“哪里！”曹白好像头上受了铁锤的一击，绝望地叫了一声。

“这是应该的，你是普罗艺术家，刻起来自然要刻红军军官呀！”曹白不说话了。

他十分明白，一辩即不免“从严办理”。

因为“马褂”一流的逻辑是：只有坏人才爱抗辩。

1933年最后一个月的最后一天，曹白等三人被浙江省政府押解到了高等法院。

检察官刚问完姓名、年龄、籍贯，就匆匆宣告审判结束。

曹白跟他的同案又被法院押解到军人监狱。

约摸隔了两个半月的样子，起诉书来了。

没有多久，就开庭宣判：根据《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曹白等各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又因“年幼无知，误入歧途，不无可悯”，根据法律的第×千×百×十×条的优待条例，减为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

1934年底，曹白取保获释，在上海新亚中学当教员。

第二年，鲁迅支持的首届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在北京、天津、济南、汉口、太原等地先后举行，10月又来到上海巡回展出。

曹白由于技痒，刻了两幅新作作为展品：一幅是《鲁迅像》，另一幅是《鲁迅遇见祥林嫂》。

然而上海市党部审查时，检查老爷却指着曹白刻的《鲁迅像》说：“这不行！”这幅作品就这样被剔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