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国家自主性理论及其当代启示

摘要：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内在包含两个相互联系的层面，即工具主义国家观和自主性国家观，然而，后一观点往往被许多学者所忽视。

西方马克思主义注意到这一问题，并沿着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路对国家自主性理论观点作了进一步拓展。

国家自主性理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知识视野，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学术影响，为分析当代许多经济社会问题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角，同时也为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提供了重要启示。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自主性；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6）03-0046-05国家自主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国家自主性现象给予了特别关注，并在不同层面进行了理论阐释。

而后，阿尔都塞、葛兰西、普朗查斯、密利本德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国家自主性的理论观点作了进一步拓展，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不断发展的重要特征。

马克思主义国家自主性理论及其新近发展，为解释当代许多经济社会问题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角，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具有重要启示。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国家自主性的观察与思考密利本德指出，一些学者根据马克思有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定义，很容易把政治解释为完全“被决定的”和“有条件的”活动，更有甚者把政治解释为主要地具有派生、从属和“副现象”的性质，“把这一点推到极致，这就使马克思主义变成‘经济决定主义’，从而使政治失掉任何性质的自主性”。

[1]9事实上，尽管无论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没有明确提出“相对自主性”这样一个概念，但有一点几乎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国家的相对自主性的观念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讨论得很多的一个问题。

”[1]79马克思与恩格斯主要是围绕以下三个层面对“国家自主性”进行理论阐述的：1.上层建筑之于经济基础的自主性。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马克思强调的一个基本原则。

在《导言》中，马克思第一次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概念对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进行了解读。

他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

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2]此后，他还在多处指出整个社会结构归根结底决定于经济这样一个事实。

但必须指出，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没有说过经济基础是社会演进的唯一决定性因素，相反，强调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的重大作用以及上层建筑在本质上的独立自主性，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一贯立场。

正如恩格斯强调的那样：“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惟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

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

”[3]696 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独立自主性主要是在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中体现出来的。

马克思指出，相同的经济体系有可能产生不同的政治体系。

在某些条件下，政治甚至可以制约经济，比如，尽管英国在经济上领先于法国，但在政治意识上却落后于法国。

恩格斯的阐述则更为详细：“政治、法……是以经济的发展为基础的。

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

并非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

”[3]732此外，恩格斯还进一步阐明了国家政治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三种不同情况：一是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二是沿着相反的方向起作用；三是阻止经济发展沿着既定的方向走，而给它规定另外的方向。

唯有在第一种情况下，国家才能促进经济发展，在第二与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损害，并造成人力和物力的大量浪费，最终导致经济崩溃。

[3]701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观点可以得知，国家可以借助政治权力行使对经济基础的自主权，以此实现偏好与行动的一致性，而且在某些时候，国家的这种自主性甚至是必须的。

2.国家之于统治阶级的自主性。

恩格斯曾深刻指出：“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

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

”[3]170恩格斯的这段论述在阐述国家起源的同时，其实也阐明了国家的双重身份：一方面，强调国家的工具性，即国家是从阶级冲突中产生的，因此它不可避免地成为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另一方面则指出了国家的自主性，即国家是一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相对于冲突的阶级和阶级社会具有一定的自主性。

国家对于统治阶级自主性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国家必须在履行某些社会管理职能的基础上进行阶级统治。

正如恩格斯所言：“政治统治到处都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

”[4]马克思也没有因为对国家工具性的强调而忽略这一点，他这样说：剥削阶级国家“既包括执行由一切社会的性质产生的公共事务，又包括由政府同人民大众相对立而产生的各种特殊职能”。

[5]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国家应当履行社会管理的合理职能，其用意显然不是为了论说国家的“超阶级”性，相反是为了凸显国家的阶级性，因为即便国家在执行社会管理职能时表现出某种自主性，也丝毫没有削弱国家的阶级本质。

在社会管理之外的阶级斗争领域，国家扮演“调节者”或者“仲裁人”的角色，以此缓和阶级冲突，消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

恩格斯尤其关注这一事实。

他说：“一个这样的社会，只能或者存在于这些阶级相互间连续不断的公开斗争中，或者存在于第三种力量的统治下，这第三种力量似乎站在相互斗争着的各阶级之上，压制它们的公开的冲突，顶多容许阶级斗争在经济领域内以所谓合法形式决出结果来。

”[3]169恩格斯还进一步指出，当阶级斗争加剧、社会陷入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时，为了避免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相互争斗的对立面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国家作为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的力量”在调节阶级冲突方面发挥了更加突出的作用。

国家之于统治阶级的相对自主性，其根本原因是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与“特殊利益”之间存在矛盾。

统治阶级自身利益是一种特殊利益，它与社会公共利益和被统治阶级利益之间存在矛盾，同时作为一种整体性与长期性利益，它与统治者个别的、眼前的利益也有冲突。

由此，一方面，国家作为阶级统治工具，在各种冲突的利益矛盾面前，必然体现一定程度的相对自主性，用以协调冲突、维持秩序。

另一方面，任何国家行为都不能脱离特定经济基础与社会生产方式的制约，因此国家对于统治阶级的自主性又是有限的和相对的。

3.国家官僚之于集团政治的自主性。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在阶级国家中，由于国家机构通常被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占据，官僚集团的特殊利益与统治阶级的特殊利益并无二致。

因此，统治阶级与官僚集团的融合愈加紧密，前者利用后者攫取自身特殊利益的可能性就愈大，这时国家自主性就容易异化为统治阶级也即官僚集团相对于整个社会的自主性，这一现象在前资本主义社会表现尤为突出。

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伴随大众民主制度的建立与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资本主义国家与资产阶级的直接经济联系有所疏离，统治阶级相对于社会各阶级的自主性受到削弱。

尽管如此，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机构获取自身特殊利益的动机与本性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马克思同样注意到了统治阶级与官僚集团之间的利益差异问题，认为有时国家甚至可以违背支配阶级的利益而独立行动。

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详细分析了波拿巴权力在法国的崛起，讨论了行政机构如何“独立于”市民社会和资产阶级而积聚权力的过程。

马克思这样写道：“不仅议会党分裂为原来的两大集团，不仅其中的每一个集团又各自再行分裂，而且议会内的秩序党和议会外的秩序党也分裂了。

资产阶级的演说家和作家，资产阶级的讲坛和报刊，一句话，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和资产阶级自己，代表者和被代表者，都互相疏远了，都不再互相了解了。

……商业资产阶级和它的政治家之间的分裂，更加危险，更具有决定的意义。

正统派责备自己的政治家背弃了原则，而商业资产阶级却正好相反，责备自己的政治家忠实于已经变得无用的原则。

”[6]马克思认为，由于资产阶级议会与议会资产阶级的利益渐行渐远，再加之资产阶级面临内部集团间激烈斗争和外部民众普遍反对，波拿巴通过行政权对议会立法权的控制成功窃取了国家权力。

在这里，国家被描述为可以摆脱市民社会与资产阶级控制的独立的行动主体，甚至是一种可以剥夺资产阶级控制国家能力的一整套庞大的体制。

虽然马克思指出了国家的“相对自主性”问题，但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这一自主性其实是相当有限的，“相对自主性”更多被描述为“历史偶然性”或者是一种“局势”，这些东西仅仅添加在经验层面而并没有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归根结底国家还是服务于资本积累和阶级调整的。

[7]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国家自主性理论观点的拓展20世纪后半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新的发展变化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提出了挑战。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工具主义国家观在解释现实方面存在不足，于是在经典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基础上对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国家自主性的论点进行了拓展。

1.经济基础与“多元决定作用”。

为了不陷入“经济决定论”的泥潭，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在经典马克思主义有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基础上，通过引入“多元决定作用”的概念来考察政治结构的“相对自主性”。

阿尔都塞认为，矛盾在其内部受到各种不同矛盾的影响，即规定社会形态的各个方面，同时又被后者所规定，“‘矛盾’本质上是多元决定的”。

[8]在构成社会形态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诸要素中，必然有一个主要矛盾支配其他矛盾，这样一种主要矛盾支配次要矛盾的结构形式体现了社会结构的本质特征，但另一方面，承认主要矛盾并不等于排斥次要矛盾，而且不同矛盾的地位也可能是相互转化的。

因此，尽管多元决定作用从根本上说决定于经济因素，但并不是经济始终起决定性作用，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同样可以起决定作用。

波朗查斯对其老师的观点作了进一步阐释。

他强调，人们所说的“生产方式”一词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经济方面，即严格意义上的生产关系，而是各种结构和实践的特殊结合，在这个结合里，包括众多环节与方面。

他说：“作为生产方式特征的统一型式乃是一套复杂整体的型式，其中占统治地位的归根结底是经济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