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梦龙编辑理念探析.

冯梦龙编辑理念探析摘要：冯梦龙编辑思想的宏观架构由三个方面构成；“导恿”是冯梦龙编辑图书的宗旨与目的，“适俗”则是其所采用的必然策略与图书得以传播的必要手段；“传之而可久”的传世意识则构成高品质图书得以形成的内在驱动力，三个方面互为依托、相辅相成。

关键词：三言；导恿；适俗；传之而可久冯梦龙是晚明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同时也是一位致力于通俗文学的搜集、编订、出版的编辑家。

他曾鼓励书坊重价购刻《金瓶梅》，增补改编长篇小说《平妖传》、《新列国志》。

他创作过戏曲《双雄记》、《万事足》，并改编过他人多种剧本，合而称为《墨憨斋定本传奇》。

他编辑刊印民间歌谣集《挂枝儿》和《山歌》，编纂《太平广记钞》、《古今谭概》、《智囊》、《情史》等等。

而这其中，流传最广、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当数“三言”的编撰。

以“三言”的编撰为切入点，我们可以把握冯梦龙编辑思想的宏观架构，这便是《醒世恒言序》所言：“明者，取其可以导愚也。

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

恒则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

”一“导愚”——鲜明的编辑宗旨明代中后期，随着城市工商业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增长，出现了封建统治的危机。

旧有的道德体系面临瓦解，礼俗风习较之传统大有变异，消费意识日趋膨胀，奢靡之风日益弥漫，思想情感日渐解放。

处于当下的冯梦龙具有独特的社会角色，一方面他是生活在市民之中具有市民意识的市民文人；另一方面他更是受儒家思想熏陶具有传统意识的传统文人，其内心深处始终把儒家经世济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放在第一位，诚如《中兴实录叙》所言：“余草莽老臣，抚心世道非一日矣。

”这一点始终深刻影响着冯梦龙对编辑文化功能的认识并且进而决定着他的编辑活动。

中国古代早期编辑家、儒家思想的代表孔丘，其编辑思想的核心即是“垂世立教”，即通过编辑著作，从而为世人垂范，为社会立教。

对冯梦龙而言，他同样是以弘道精神，形成了自己编纂“三言”的一家之说。

从“三言”的命名与序言来看，冯梦龙将编辑小说看作一种传播之道，强调小说的社会功能。

在他看来，小说与《六经》、《国史》、佛道二教一样，皆是可以向人们灌输忠孝节义思想的工具，他说，“崇儒之代，不废二教，亦谓导愚适俗，或有籍焉。

以二教为儒之辅可也，以《明言》、《通言》、《恒言》为六经、国史之辅，不亦可乎!，，(《醒世恒言序》)“推此说孝而孝，说忠而忠，说节义而节义，触性性通，导情情出”(《警世通言序》)。

基于对编辑文化功能的认识，冯梦龙确定了自己的编辑宗旨。

这一点在《醒世恒言序》中表达最为清晰：六经国史而外，凡著述皆小说也。

而尚理或病于艰深，修辞或伤于藻绘，则不足以触里耳而振恒心。

此《醒世恒言》四十种所以继《明言》、《通言》而刻也。

明者，取其可以导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恒则习之而不厌。

传之而可久。

“明者，取其可以导愚也”，正是其宗旨所在。

所谓“导愚”，即是冯梦龙要通过“三言”表达自己针砭时弊、改良政治的愿望，并藉此“开拓民心，相劝行善”，使“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古今小说序》)，以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衍庆堂本《警世通言》识语亦有言曰：“斟刻出自平平阁主人手授，非警世劝俗之语，不敢滥人，庶几木铎老人之遗意，或亦士君子所不弃也。

”此等话语均说明了冯梦龙是以“导愚”、教化民众为编辑宗旨和目的。

在此基础之上，冯梦龙带着文化批判的责任感，以学术的眼光，拈出“情教”理论。

冯梦龙视“情”为其文艺观的一个重要部分，“情教”以内在的“情”而不是外在的“礼”，以顺从人性的自然而不是受规则的强迫来作忠、孝之事。

他主张“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叙山歌》)，强调情感在艺术中的渗透力。

以此为切入点，冯梦龙对通俗读物进行了筛选，要求所编辑的内容“不害于风化，不谬于圣贤，不戾于诗书经史”以求“令人为忠臣，为孝子，为贤牧，为良友，为义夫，为节妇，为树德之士，为积善之家，如是而已矣”(《警世通言序》)。

凌蒙初在其《拍案惊奇序》中明白指出：“独龙子犹氏所辑《喻世》等诸言，颇存雅道，时着良规，一破今时陋习。

”这可说是冯梦龙“导愚”宗旨的最好注脚，他希望以图书为载体，实现教化功能。

二“适俗”——精准的编辑策略怎样才能使起到“导愚”的作用呢?在冯梦龙看来，其前提是作品必须为读者所广泛接受；而要为读者接受，所编辑的图书必须“适俗”。

所谓“适俗”，包括两个层面：其一，要求作为编辑者的冯梦龙独具慧眼，明察图书市场信息，掌握读者阅读倾向的变化：其二，根据读者定位，从读者的文化需求编辑图书，推出符合时代精神的优秀读物。

晚明时期，读者构成发生了重要转变，读者成分经历了由官吏、文士为主转向官吏、文士与市井细民并存的过程；与此相应，出版物势必随之变化，经历一个由经史子集为主转向经史子集与无关举业的小说、戏曲等通俗读物并存的过程。

冯梦龙应贾人之请而编纂“三言”，该书一经刊行，行世颇捷，其根本原因乃在于冯梦龙有着准确的读者定位。

《警世通言序》一段有关书名缘由的记载日；陇西君海内畸士，与余相遇于栖霞山房，倾盖莫逆，各叙况旅。

因出其新刻数卷佐酒……余阅之，大抵如僧家因果说法度世之语，譬如村醪市脯，所济者众。

一个“众”字，正道出了“三言”所面对的日益扩大的阅读对象：市民阶层。

市民阶层是一个人数众多、涉及生活面广的社会群体，上至富商巨贾、下至雇工歌妓，多有包罗。

如何根据市民阶层的读者定位编撰图书，冯梦龙有其独特的编辑策略。

概言之，有三个方面：选题取向的时代贴近性、艺术表现的通俗性与编纂体例的技巧性。

先言选题取向。

从“三言”人选的120篇故事来看，确有着鲜明的时代贴进性。

据缨咏禾统计，就事件发生时间分析，120篇中属春秋战国事者4，属秦汉事者6，属两晋南北朝事者2，属隋唐事者18，属五代事者5，属宋代事者50，属元代事者4，属明代事者28，年代不详者3，以宋明故事居多。

若从题材类型分析，120篇中讲史15，灵怪25，说经5，公案8，侠义3，恋情33，世情31，以恋情和世情为重。

冯梦龙“广求先代奇迹及闾里新闻”，“极摹世态人情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写出了代表市民阶层情感的“真”的“世态人情”。

究其原因，虽是缘于说话艺术盛行于两代，但更有着冯梦龙关注当下、贴近市民的初衷，正说明冯梦龙非常重视和市民这一读者群沟通，注重以“情”来实现自己和读者的互动，从而促进图书的编辑和整理。

次言艺术表现。

在这一方面，冯梦龙最重视语言通俗。

在《警世通言序》中，他指出：“大抵唐人选言，人于文心；宋人通俗，谐于里耳。

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故小说之资于选言者少，资于通俗者多。

”在《警世通言·范鳅儿破镜重圆》一文中，他更是明确提出“话须通俗方传远”的主张。

就冯梦龙“三言”的语言考察，证实了汲取宋元话本“谐于里耳”的特征，将生动活泼的口语与浅显易懂的文言结合一处，流畅叙述市民阶层所关注的情景事物，从而适应欣赏水平不断提高的阅读者的需求。

再言编纂体例。

从“三言”体制来看，每篇大抵具有相同的四个部分：七言或八言、两两对偶的题目，导人正话的引子——开头，讲述故事的正文一正话，正话故事结局之外的附加成分-——篇尾；开头和篇尾多用韵文。

这种体制脱胎于说话艺术，是几百年来说书人的实践经验，已为广大市民所熟悉和接受。

在具体行文中，从方便读者的角度出发，除却正文，书中常杂有明白晓畅的评注，以提示读者对文义的正确理解；对有些生僻的地名，亦用旁注的形式加以注音，以保证读者顺畅阅读全文。

如此等等，均体现出极强的“适俗”特性。

三“传之而可久”一强烈的传世意识在《中国古籍编撰史》一书中，曹之先生提出中国古代私人著书有浓重的传世意识。

冯梦龙“三言”虽是“应贾人之请”而编撰，但诚如《醒世恒言序》揭示“三言”命名因由时所言“恒则习之商不厌，传之而可久”，冯梦龙在编撰作品时同样渴望有人习之、传之，有良好且恒久的传播效应，其传世意识的存在别无二致。

如果说，“导愚”宗旨的确立是源于传统文人的使命感；“适俗”原则的产生是和现实需求密切相关；那么，“传世意识”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则是缘于编撰者追求不朽人生价值的内在需求。

正如《左传正义》所说：“言得其要，理足可传，其身既殁，其言存立于世。

”而正是在这一意识的指导下，冯梦龙有着较之他人更为严谨的编辑态度。

编辑活动原本是指向读者的一种活动，编辑者作为“把关人”，其职能是把信息以优化的方式传向读者，让作品或者文本作用于读者。

而在冯梦龙看来，图书的读者不仅包括当世之人，同时也包括后世之人。

所以，冯梦龙认为编辑图书不仅要对当下负责，更要为后世百代负责，禁得起时间的检验。

正因为如此，面对晚明时期书坊之间的竞争激烈、时有品位不高趣味庸俗的图书流行世间的状况，冯梦龙予以强烈批评。

他指责当时部分图书的编纂仅以“射利”为目的、以“淫谭亵语”迎合低级趣味，其结果必是“取快一时”，而最终“贻秽百世”(《醒世恒言序》)。

这好比“狂人饮药”，危害非浅。

清代学者顾炎武在其《雕菰随笔》卷一中有言著者与今人“相处之日短，与后世人相处之日长”，故当“立千秋以上之入于前，而与之对谈；立千载以下之人于旁，而防其纠摘”。

正因为心存传世意识，冯梦龙自己编纂图书时，极为严肃认真。

其编辑“三言”，即是如此。

面对浩瀚的宋元旧作、明代新品，冯梦龙没有随意收集，而是确立了“不害于风化，不谬于圣贤，不戾于诗书经史”的思想，凭借自己“家藏甚富”的贮存，从中选择那些“可以嘉惠里耳者”的作品，入选仅止120篇。

如若“有乖雅道”，冯梦龙则会进行改编重塑，其中最为经典的例子，当属《众名妓春风吊柳七》。

旧本《玩江楼》中，柳耆卿是一个恃强凌弱、浪荡无耻的花花公子，而冯本则将奸骗罔月仙之事归之他人，同时增入“情恋玉英”、“错封词笺”、“吊柳七”诸情节，使之成为不畏权贵、扶助弱小、有情有义的“风流领袖”。

如此处理后，编辑出版，“三言”才成为小说集的精品，使世人赏之、悦之、习之、传之。

综上所述，“导愚”是冯梦龙编辑图书的宗旨与目的，“适俗”则是其所采用的必然策略与图书得以传播的必要手段；“传之而可久”的传世意识则构成高品质图书得以形成的内在驱动力，三个方面互为依托、相辅相成，共同构筑了冯梦龙的编辑理念。

在这一理念支配下，冯梦龙的图书编辑实现了教育功能、娱乐功能、商业功能的统一，拥有着良好的传播效果。

从这一角度着眼；冯梦龙的编辑理念至今仍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