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里的社会人生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它包含着从西周初期（公元前11世纪）到春秋中期（公元前6世纪）五百多年间我国北方的民间歌谣、士大夫作品，以及祭祀的颂辞。根据《史记》，孔子收集整理《古诗》，选取“可施于礼仪”的三百零五篇。《诗经》最初称作《诗》或《诗三百》，在战国晚期始称为“经”，并当作最权威的典籍被引用。所谓的“子曰诗云”的“诗”就指的是《诗经》。

《诗经》的内容，古称六义：风、雅、颂、赋、比、兴。风、雅、颂是诗的分类，赋、比、兴是作

诗的三种方法。

“风”，又称作“国风”，原指风俗，后来把有关风土风俗的歌谣称为“风”，多是抒情之作。“风”共有160篇，数量多，来源广，产生于十五“国”，涵盖了当时中国的大部分地域；它的作者包括了当时社会的所有阶级与阶层，而又以劳动人民为主体，所以它所反映的内容异常丰富、广泛，全面、深刻地反映了春秋中叶以前的社会生活。如它反映了劳动人民在政治压迫、经济剥削、劳役兵役繁重下的痛苦生活，表达了劳动者不屈的反压迫反剥削的反抗精神及对美好社会的向往；揭露了统治阶级荒淫腐朽的生活，控诉了他们害民误国的罪行；叙述了劳动人民的生活，歌颂了劳动人民勤劳的精神；反映了婚姻与恋爱生活，表现了劳动青年坦诚、真挚、纯洁的爱情，以及他们为自由恋爱而与旧势力的抗争，也有一些诗描写妇女社会地位低下，被礼教束缚、被人遗弃的悲苦遭遇，对不合理的社会习俗与礼法提出控诉与抗议。

“雅”是指流行中原一带，为王室所崇尚的正声，有大雅、小雅之分。大雅是会朝的乐歌，小雅是飨宴时的乐歌，抒情叙事参半。《雅》诗105篇，其中《大雅》31篇，《小雅》74篇。《大雅》多数是西周公卿列士的献诗，主要用于朝会、宴会、朝聘。但也有周朝之前就流传的歌谣，如《生民》、《公刘》、《绵》等，这些叙述周人先祖后稷、公刘、古公父领导周民族奋斗发展的史诗，其产生的年代和诗中所描写的时代相距不会太远，从诗的节奏和韵律看，还保留着古老诗歌的特点。《大雅》中还有一小部分政治讽谏诗。在《小雅》中，政治讽刺诗已占绝大部分，这不仅因为这些诗是在周王室衰微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而且还因为一部分士大夫、贵族阶级下层人士甚至个别平民也参与创作，由于他们对当权者的昏庸腐败不满甚至憎恶，在他们讽谏的诗中多含怨刺与批判，指责了时弊、揭露了黑暗，表示了对时局的忧虑，反映了人民的某些疾苦。《小雅》中还有表现周室与周边部族之间矛盾的诗，诗中流露了反侵略的爱国思想。还有少量反映人民生活的诗歌，其格调已近于《风》诗。

“颂”是歌而兼舞，用来礼赞神明，歌颂祖先，多属叙事之作。《颂》诗共40篇，其中《周颂》31篇，《商颂》5篇，《鲁颂》4篇，主要记述商、周先祖功业，歌颂他们对民族发展的巨大贡献。商、周的先祖，不仅是部族的军事首领，带领本部族保卫家园、开疆拓土，奠定九州统一的基础，而且是本部族的劳动组织者与领导者，有的还是劳动生产的发明创造者，这些颂扬英雄先祖的诗歌，便成了《颂》诗中的精华。这些先祖是当时先进社会力量和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诗中塑造的也是生气勃勃的、对历史的发展有伟大贡

献的英雄形象。

“比”，用朱熹的解释，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之意。《诗经》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于变化。如《氓》用桑树从繁茂到凋落的变化来比喻爱情的盛衰；《鹤鸣》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来比喻治国要用贤人；《硕人》连续用“葇荑”喻美人之手，“凝脂”喻美人之肤，“瓠犀”喻美人之齿，等等，都

是《诗经》中用“比”的佳例。

“赋”和“比”都是一切诗歌中最基本的表现手法，而“兴”则是《诗经》乃至中国诗歌中比较独特的手法。“兴”字的本义是“起”。《诗经》中的“兴”，用朱熹的解释，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之内容作铺垫。它往往用于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大约最原始的“兴”，只是一种发端，同下文并无意义上的关系，表现出思绪无端地飘移联想。就像秦风的《晨风》，开头“鴥彼晨风，郁彼北林”，与下文“未见君子，忧心钦钦”云云，很难发现彼此间的意义联系。虽然就这实例而言，也有可能是因时代悬隔才不可理解，但这种情况一定是存在的。就是在现代的歌谣中，仍可看到这样的“兴”。

“兴”又兼有了比喻、象征、烘托等较有实在意义的用法。但正因为“兴”原本是思绪无端地飘移和联想而产生的，所以即使有了比较实在的意义，也不是那么固定僵板，而是虚灵微妙的。如《关雎》开头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原是诗人借眼前景物以兴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但关雎和鸣，也可以比喻男女求偶，或男女间的和谐恩爱，只是它的喻意不那么明白确定。又如《桃夭》一诗，开头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写出了春天桃花开放时的美丽氛围，可以说是写实之笔，但也可以理解为对新娘美貌的暗喻，又可说这是在烘托结婚时的热烈气氛。由于“兴”是这样一种微妙的、可以自由运用的手法，后代喜欢诗歌的含蓄委婉韵致的诗人，对此也就特别有兴趣，各自逞技弄巧，翻陈出新，不一而足，构成中国古典诗歌

的一种特殊味道。

《诗经》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各方面，被誉为古代社会的人生百科全书，对后世影响深远。

从上面可以看出，《诗经》的主要用途，一是作为各种典礼仪的一部分，二是娱乐，三是表达对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看法。但到后来，《诗经》成了贵族教育中普遍使用的文化教材，学习《诗经》成了贵族人士必需的文化素养。这种教育一方面具有美化语言的作用，特别在外交场合，常常需要摘引《诗经》中的诗句，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意思。这叫“赋《诗》言志”，其具体情况在《左传》中多有记载。《论语》记孔子的话说：“不学《诗》，无以言。”“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可以看出学习《诗经》对于上层人士以及准备进入上层社会的人士，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诗经》的教育也具有政治、道德意义。《礼记·经解》引用孔子的话说，经过“诗教”，可以导致人“温柔敦厚”。《论语》记载孔子的话，也说学了《诗》可以“远之事君，迩之事父”，即学到事奉君主和长辈的道理。按照孔子的意见（理应也是当时社会上层一般人的意见），“《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意思就是，《诗经》中的作品，全部（或至少在总体上）是符合于当时社会公认道德原则的。否则不可能

用以“教化”。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就孔子所论来推测当时人对《诗经》的看法，他们所定的“无邪”的范围还是相当宽广的。许多斥责统治黑暗、表现男女爱情的诗歌，只要不超出一定限度，仍可认为是“无邪”即正当的感情流露。第二，尽管如此，《诗经》毕竟不是一部单纯的诗集，它既是周王朝的一项文化积累，又是贵族日常诵习的对象。所以，虽然其中收录了不少民间歌谣，但恐怕不可能包含正面地、直接地与社

会公认的政治与道德原则相冲突的内容。

秦代曾经焚毁包括《诗经》在内的所有儒家典籍。但由于《诗经》是易于记诵的、士人普遍熟悉的书，所以到汉代又得到流传。汉初传授《诗经》学的共有四家，也就是四个学派：齐之辕固生，鲁之申培，燕之韩婴，赵之毛亨、毛苌，简称齐诗、鲁诗、韩诗、毛诗（前二者取国名，后二者取姓氏）。齐、鲁、韩三家属今文经学，是官方承认的学派，毛诗属古文经学，是民间学派。但到了东汉以后，毛诗反而日渐兴盛，并为官方所承认；前三家则逐渐衰落，到南宋，就完全失传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诗经》，就是毛

诗一派的传本。

具体地说，《诗经》的特色和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诗经》是以抒情诗为主流的。除了《大雅》中的史诗和《小雅》、《国风》中的个别篇章外，《诗经》中几乎完全是抒情诗。而且，从诗歌艺术的成熟程度来看，抒情诗所达到的水准，也明显高于叙事诗。而与《诗经》大体属于同时代的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却完全是叙事诗。正如荷马史诗奠定了西方文学以叙事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诗经》也奠定了中国文学以抒情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以后的中国诗歌，大都是抒情诗；而且，以抒情诗为主的诗歌，又成为中国文学的主要样式。

第二，《诗经》中的诗歌，除了极少数几篇，完全是反映现实的人间世界和日常生活、日常经验。在这里，几乎不存在凭借幻想而虚构出的超越于人间世界之上的神话世界，不存在诸神和英雄们的特异形象和特异经历（这正是荷马史诗的基本素材），有的是关于政治风波、春耕秋获、男女情爱的悲欢哀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