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旧制度与大革命有感

《旧制度与大革命》读后感

怀着无比虔诚的心细细地拜读了这本伟大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当然在读这本著作之前，先认真的了解了一下法国的旧制度和大革命分别是什么状态，什么内容，什么形式，然后有助于自己对《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理解。

《旧制度与大革命》原著出版于1856年，135年后才有汉译本，作者是法国的托克维尔。这是一部好书，人们认为其内容与形式值得称赞。更为主要的是，在本书中，作者提出的五个现象具有启发意义，值得思考。

一、革命往往是在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托克维尔在书中说到：“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路易十六最轻微的专横举动似乎都比路易十四的整个专制制度更难以忍受。”我们已经出台或者即将出台的改革措施以及管理制度，就有可能遇到以上矛盾，甚至有的因

为矛盾较为尖锐导致流产，或者就是所说的暂停执行等等，其中的原因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敏感，引起我们的思考。因此，在任何一件事情改革之前，要让被改革的人明白为什么要改革，明白改革不能一步到位，改革会让大家变得越来越好……，只有赢得了被改革的人的支持，改革的效果才会更好。同时，更应该坚持的是，要研究新情况、新问题，适应新形势，改革不能停止，改革应该坚定不移，不畏艰难。国家号召“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一方面国家号召让人民体面地劳动、有尊严的生活，另一方面富土康的员工不停地跳楼。官员、学者、网络上的言论不停地换起对穷人的同情，而现实又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这些无不重蹈着法国的覆辙：社会上层阶级开始关心穷人的命运时，穷人尚未使他们感到畏惧；他们关心穷人时，尚不相信穷人的疾苦会导致他们自己的毁灭。在互联网时代，压制社会各界对穷人的同情几乎不可能。无论从道义还是现实出发，关注和同情穷人都是正确的。但正是这种同情和关注，使得穷人的欲望和怒火被点燃，而庞大的中国社会，不可能一夜转型，实现政通人和。农民上访，工人罢工，张力正在加剧，危机正在迫近。中华民族实现稳定转型，更需要的是坚定不移的改革，破解难题。

二、经济繁荣却加速了革命的到来

托克维尔在考察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历史背景时观察到：大革命前二十年，社会财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增加，“人口在增加，财富增长得更快。国家因战争负债累累；但是个人继续发财致富，他

们变得更勤奋，更富于事业心，更有创造性”；“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样发展迅速。”“政府一方面积极鼓励民众发家致富，另一方面则发起各种新兴事业，成为国内市场最大的消费者，民众与政府之间的贸易关系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但结果民众收获了更大的失望，因为政府残留了太多专制时代的毛病，民众“用自己的资本去买政府的公债，他们绝不能指望在固定时期获得利息多”所以，托克维尔总结道：“一场浩劫怎能避免呢？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中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它不断刺激这种新热情，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催促自己的毁灭。”我们的现实中，类似的现象或者是情况不容忽视的，只不过是没有更深切的关注。现在看起来虽不会发生大革命这样的悲剧，但现实中也有类似的“悲剧”的发生。我们的经济增长计划、我们环境保护要求、我们的调控措施、我们引导和鼓励资本投资、我们的人事制度等等，既调动了一部分人的积极性，带来了较好的发展和繁荣，也引起了不满、矛盾纠纷，甚至是群体性事件，更为甚者，引起整个社会的动荡和公众的普遍不安，这是十分危险的。总面言之，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危机。面对危机，需要智慧、勇气和胆略。对于繁荣何以加速革命的到来，其实孔子早有判断，他说“民不患寡而患不均”。社会繁荣未必保证社会不会动荡，还可以从唐朝安史之乱中得到印证。安史之乱前，唐代经济繁荣到了顶峰，国家仓库和农户家中存有大量粮食，而这不妨碍动荡和拐点的到来。就中国现状来说，一方面大量的私产被公共化，另一方面大量的公产

被私有化，国家财产和私人财产出现前所未有的紧密混合。国家管理措施不再只涉及公共领域，而是直接涉及亿万人的私人财富。房地产价格的波动、股市的风波关联着万家的喜乐。长期调控仍走高的房价、过山车式的股价，挑动着亿万人神经。政府措施不当，诱发人民聚集起来向政府发泄不满。此前对痛苦逆来顺受的人，现在变得像干柴烈火，一点就着。

三、专制社会里民众无法参与公共事务，彼此孤立，最终只会变得越来越自私自利

专制政体与社会道德水准之间的关系，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说得非常精辟：“在专制社会中，人们相互之间再没有种姓、阶级、行会、家庭的任何联系，他们一心关注的只是自己的个人利益，他们只考虑自己，蜷缩于狭隘的个人主义之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专制制度非但不与这种倾向作斗争，反而使之畅行无阻；因为专制制度夺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需求，一切和睦相处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动的机会，专制制度用一堵墙把人们禁闭在私人生活中。人们原先就倾向于自顾自，专制制度现在使他们彼此孤立；人们原先就彼此凛若秋霜，专制制度现在将他们冻结成冰。”“在这类社会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每个人都苦心焦虑，生怕地位下降，并拼命向上爬;金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还具有一种独特的流动性，它不断地易手，改变着个人的处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几乎无人不拼命地攒钱或赚钱。不借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

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这种感情轻而易举地散布在所有阶级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向与此无缘的阶级中，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会使整个民族萎靡堕落。然而，专制制度从本质上却支持和助长这种感情。这些使人消沉的感情对专制制度大有裨益；它使人们的思想从公共事务上转移开，使他们一想到革命，就浑身战栗，只有专制制度能给它们提供秘诀和庇护，使贪婪之心横行无忌，听任人们以不义之行攫取不义之财。”托克维尔在书中提出，医治这种因专制而导致的社会道德堕落的办法，只有给予公民真正的“自由”：“只有自由才能在这类社会中与社会固有的种种弊病进行斗争，使社会不至于沿着斜坡滑下去。事实上，唯有自由才能使公民摆脱孤立，促使他们彼此接近，因为公民地位的独立性使他们生活在孤立状态中。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感到温暖，并一天天联合起来，因为在公共事务中，必须相互理解，说服对方，与人为善。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摆脱金钱崇拜，摆脱日常私人琐事的烦恼，使他们每时每刻都意识到、感觉到祖国高于一切，祖国近在咫尺，只有自由能够随时以更强烈、更高尚的激情取代对幸福的沉溺，使人们具有比发财致富更伟大的事业心，并且创造知识，使人们能够识别和判断人类的善恶。”我们在现实中，强调令行禁止和执行力，强调尊重民意和群众的首创精神，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但在政策的层层传递中，往往偏离了决策的初衷，民主和自由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为了管理而管理。加强管理成为了一部分人、一部分群体、一部分阶层集权和专制的工具，人民群众却受到了更多的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