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记忆与历史重构

历史记忆与历史重构

作者：谢文玉

来源：《历史教学·高校版》2019年第12期

摘要汤姆·海登全程参与了20世纪60年代新左派学生运动。在美国人的历史记忆中，他是一个毁誉参半的人。赞扬者认为他是20世纪60年代唯一伟大的人物，改变了美国;批判者眼中的他是一个声名狼藉的反战激进分子、政治和经济上的“反美主义者”和“政治投机分子”。这种截然相反的评价一直伴随着海登，尤其是被“妖魔化”的形象成为他施展政治抱负的绊脚石。站在被动自卫和防守的立场，海登为了重塑自己作为体制内政治改革家的新形象，通过积极参加政治经济改革、著书立说和接受采访等方式和途径，表达了自己的回归心意和悔意，强调学生运动是对美国激进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为其激进经历辩护，肯定学生运动取得的巨大成就，重构了对20世纪60年代学生运动的记忆与认知。

关键词历史记忆，历史重构，新左派学生运动，形象塑造与重塑

中图分类号 K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9）24-0033-09

社會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认为，记忆是具有集体性的，个人记忆、集体记忆和历史记忆是有区别的。一个民族或社会的记忆是对过去的重构，现实语境影响人们对过去历史具有选择性的感知，也就是说，集体记忆本质上是立足现在而形成的对过去的一种重构。①当代社会心理学家认为记忆的形成和保持具有社会性。任何个体对历史事件的记忆都具有社会性，而社会中某个群体对某一事件的记忆大体相近。无论是个体记忆，还是集体的、文化的记忆，都是一种被构建的形式。对过去的构建不是孤立出现的，是通过与他人的对话，在一定的社会语境、更广阔的政治和社会情境下进行的。②历史人类学家认为，历史记忆是集体记忆的一种。他们强调历史与记忆的互动性。人们在记忆中唤醒过去，也在记忆中遗忘过去。作为一种民间知识，记忆总是存在于人们处理过去与现在关系的过程中，它曲折而隐晦地反映现实的需要，被想象、虚构、叙述和重组。③

自20世纪60年代至今，普通美国人对新左派学生运动具有象征意义的代表人物汤姆·海登的记忆与认知以及海登对自己形象的重塑，充分体现了社会历史语境在个人记忆、集体记忆和历史记忆中的作用以及历史与记忆的互动性。1939年12月11日，海登出生在密歇根州底特律市一个信仰天主教的中产阶级家庭。他一生与20世纪60年代新左派学生运动结下不解之缘，是新左派重要组织“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学民社”）创始人之一，撰写了该组织政治纲领《休伦港宣言》，全程参与了“学民社”在60年代各个时期的政治活动。70年代中期开始，海登重返主流社会，成为加利福尼亚州议会著名的激进派政治家。海登自始至终都是一个积极活跃、不甘平庸的政治活动家和行动主义者。

可以说，没有一个人比汤姆·海登更能代表20世纪60年代的激进主义政治学;也没有一个人能更好地说明那一代人如何重新回到美国主流社会中。①确实，无论是激进运动中的海登，还是重返主流社会中的海登，他都是一个具有代表性和象征意义的人物。无论是作为记忆者和言说者，还是被记忆者和被言说者，有关海登的形象塑造以及他自己通过各种努力重塑的形象，呈现的都是一个对60年代新左派学生运动的不同记忆与认知。这种认知存在于记忆者处理过去与现在关系的过程中，体现了现实关照下个人记忆、集体记忆和历史记忆的对话性、互动性和重构性。

在政治宦海中起伏沉浮几十年，海登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形象毁誉参半。赞扬者如保罗·伯曼称其为“1960年代学生运动中唯一最伟大的人”;②理查德·古得温称海登创立了“伟大社会计划的蓝图”;③《大西洋》记者尼古拉斯·莱曼说“海登改变了美国”。④批评者则大多称其为“叛国者”“反美主义者”⑤和“政治投机分子”。⑥

20世纪60年代美国主流媒体和批评者眼中的海登“臭名昭著”，是一个主张通过暴力手段推翻美国现行制度的反美主义者、亲河内政府和共产主义的“卖国贼”“北越的第五纵队成

员”“变节者”和反战激进分子;试图在芝加哥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阴谋煽动骚乱的不法分子和“芝加哥七人审判案”被告之一。⑦这一形象基本上为海登在此后政治生涯中受到批判的形象定下了基调。尽管他后来重返主流社会，主张在现行体制内进行政治经济改革，但是，政敌和反对者对他的攻击主要是围绕他60年代激进分子的历史而展开的。

批评者认为，60年代初期海登为“学民社”撰写的《休伦港宣言》及其为未来社会构想的“参与性民主”是一种激进平等主义思想，与现行体制和既有社会秩序具有难以调和的矛盾和冲突，其最终结果必然是“学民社”愈益远离其他组织和群体、为了实现变革社会的目的而走上暴力对抗现存体制的道路。⑧他强烈反对美国卷入越南战争、美化国内穷人、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尤其是他认同“敌对国家”，认为越南共产党是“邻里式革命委员会”组织的榜样，⑨与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和革命者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主张采用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革命手段推翻美国民主制度，计划在美国建立“解放区”，以此为根据地，组织城市游击队，使全国那些没有被解放的地区处于瘫痪中。⑩他还倡导学生通过暴力手段，对抗警察机构，通过暴力阻止大学教授与军事研究机构的合作。{11}

批评者，如约翰·邦泽尔、彼特·科利尔和戴维·霍罗威茨等指出，海登不仅积极宣扬暴力思想，还身体力行，积极参与颠覆美国体制的政治活动，不遗余力为美国社会中那些主张极端暴力的行动主义者提供帮助，为他们的暴力行径进行辩护，提出“我们的目标就是尽可能使用武力来摧毁现行社会秩序”，{12}鼓励行动主义者“武装自己，学习基本的战术和技巧保卫自己，进行街巷游击战……创造一个建立在情感交流基础上的社会制度”。{13}70年代初，海登还在伯克利创立了由嬉皮士组成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组织——“红色家庭”，指导成员们阅读《资本论》，“练习打靶、摆阵地、寻找擦出星星之火的机会，等待革命的爆发”。{14}

回归后，海登在加利福尼亚州倡导的“经济民主运动”与“参与性民主”观念一脉相承。所谓的“经济民主运动”是一种变相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企图推翻美国自建国以来就一直坚持的市场经济制度，颠覆美国现有制度。这是一种换汤不换药的“反美主义”，其实质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伟大构想。这种“经济民主运动”比海登在60年代质疑美国政府的合法性所产生的后果还要严重得多，对美国现存体制的危害极大，与美国现行资本主义私有制度完全相反，是反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有效替代物。①更危险的是，经济民主制具有极强的隐蔽性，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委婉语”。②

海登从极端激进分子转变成为现行体制内的激进改革者和政治家，也为批评者提供了新的攻击方向。他们指出，随着时代的变迁、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以及各个时代大众舆论与民意的变化，海登从自己特殊的政治需要出发，在不同历史时期不断改变其政治诉求，不断变更自己的政治身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投机分子”和“机会主义者”。

20世纪60年代美国主流媒体上有关海登的“妖魔化”形象塑造，批评者对于海登的批判性认知与言说，犹如一道“符咒”，伴随着海登的一生，对其产生的影响不言而喻。其声誉受到严重损害，回归后的政治改革举措和政治改革动议屡屡受挫，频频遭遇“流产”，极大阻碍了他施展政治理想和抱负。1982年海登竞选加利福尼亚州议员时，对手指责他1965年的河内之行是一种叛国行为。1986年，共和党议员指责他“不仅仅是反对战争的抗议者，还是一个叛国者”，并试图将他驱逐出州议会。1991年，他因为同样的原因被赶出了加利福尼亚州众议院。虽然后来他通过努力进入了加利福尼亚州参议院，但作为激進派的过去历史成为他提出的立法动议经常“流产”的主要原因。1994年，他在竞选加利福尼亚州长的职位时又惨遭失败，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他过去的激进政治活动。一位来自旧金山的民主党参议员约翰·伯顿说，“曾经有段时间，没有一个共和党人对他提出的任何议案投过赞成票”。③1997年海登又试图竞选洛杉矶市长的职位，结果无功而返，他的激进政治经历与此不无关系。

对于一个有政治抱负的人来说，其60年代的激进经历和“妖魔化”形象是一把双刃剑：60年代主流媒体打造出来的形象，使他成为公众瞩目的焦点，会有意无意驱使他继续追求媒体的关注，付出更大的努力吸引大众眼球，努力解释或重新解释其过去经历，用自己的方式来解读过去。同时，这一形象又给回归主流社会的海登带来诸多不利，使他不得不极力消除过去形象给他带来的负面影响，在为过去行为辩护的同时又不得不利用自己作为公众人物的身份，谋求在政治上的新发展，极力宣扬自己新的政治主张，通过政治活动和著书立说重新塑造新的公共形象。虽然有对他的赞誉之词，但对其产生长久影响的还是针对他的各种攻击和批判。被贴上“反美主义者”标签而被“妖魔化”了的海登如何“去妖魔化”并重塑自己的形象？在个人记忆、集体记忆与历史记忆的共舞中，处于防守、自卫和辩解中的海登通过自我形象的重塑，呈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新左派学生运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