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五四时期的文学翻译

浅谈五四时期的文学翻译

摘要：五四时期作为一个特殊而典型的时期，其文学翻译也有一定的特殊性。本文旨在通过五四时期文学翻译的时代性、文学翻译选材和翻译主体的构成和姿态三个方面浅谈五四时期翻译的特点。认为五四时期的文学翻译在中国翻译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关键词：五四时期；文学翻译；翻译选材；翻译主体

abstract：as a typical period，the literary translation is also special in the period of may 4 th .this article is to talk about the characters of the literary translation through the era，the selection of subject matters，and the composing & attitude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main body.in the author’s opinion，the literary translation of the period of may 4 th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history of translation in china.

key words：the period of may 4 th ；literary translation ；the selection of subject matters ；main body；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2）08-0000-02

一、五四时期文学翻译的时代性

中国翻译从佛经到科技著作再到文学作品，翻译的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迁；从“案本而传”到“忠实”、“对等”再到“文化转向”，翻译标准的重心也多次演变。无论是翻译的文本还是评判

的标准都具有丰富的时代内涵，翻译的时代性也因此而得以突显。在中国翻译发展史上，五四时期是一个特殊而典型的时期。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长期的封建帝制。但是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中外反动势力扶植的大独裁者袁世凯，窃取了人民革命的果实，建立了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袁世凯倒台后，中国出现了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在时局的风云变幻中，人们的意识形态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对旧事物的质疑，对新事物的渴盼，充分反映出当时人们的心理特征。二十世纪初的内忧外患给中国的知识分子带来了严重的危机感。中国传统中所惯有的“虚骄”心理给中国传统文化带来了严重的封闭性。结果使得中国在进入近代社会以后，中国文化缺乏自我调整的动力，因而无论是在文化交流上还是在外交上都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二十世纪初的文化反思中，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局限性给予了以挽救民族危亡的现实政治目的为基点的大胆的诘难和批判。伴随着对传统文化自信心的丧失，知识界掀起了一股学习西方的强劲浪潮。

五四前后，中国掀起了一股介绍西方的热潮，五四新文学的先驱者无例外是从翻译介绍外国文学开始自己的文学生涯的。当时新文化先驱者的口号是“拿来主义”。外国文学的影响促使了新文学的诞生，也是在外国文学的影响下，新文学在中国成长和发展起来了。同时通过翻译和介绍，西方哲学的众多流派也被介绍到了中国，其中杜威和罗素曾到中国进行了长期的讲学。这些西方思潮对中国人民冲破传统文化的罗网是具有根本性意义的。

二、五四时期文学翻译的选材

从总的方向来看，新文化运动是以欧洲文学为效法对象的，但在对五四文学的译介状况考察后可以看出，尽管胡适、鲁迅等五四新文学先驱们在新文学与西方文学、旧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学之间几乎化上了等号，但是他们不可能将从荷马史诗到现代主义的整个西方文学都作为效法的典范，可以说，五四对西方古典文学的兴趣并不大，其摄取方向主要是卢梭之后的现代西方文学，即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与现代主义。而在这几种“主义”的摄取过程中，也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动态变化与调整。大体说来，以反抗、叛逆为主要特色的浪漫主义文学在新文化运动初期、中期最受青睐现实主义文学从中期兴起，并逐渐成为译介主流。译介题材的擅变趋向主要是受到时代语境的具体诉求与传统惯性的双重挤压而成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几个广有社会影响的杂志——《新青年》、《新潮》、《小说月报》、《创造月刊》等，都有大量的关于浪漫主义作品翻译和评论发表。五四时期从英国文学中主要拿来了两类作品：一是具有叛逆和反抗精神的，如拜伦和雪莱的诗；二是偏重艺术性的唯美主义作品，如王尔德的戏剧《莎乐美》等。这两类作品都具有浓厚的个性主义色彩，或者说浪漫主义色彩。这类作家及作品之所以会在五四红极一时，是因为它引起了渴望个性得到自由张扬的五四一代青年的共鸣，满足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特定历史诉求。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整体性的反传统运动，而反传统的核心是破坏传统的伦理整体而建立自由自主的个人。

从译介选取的国度来说，大致以1919年的五四运动为分水岭。在此以前，对英国作品的译介占有绝对优势，俄国作品仅仅是点缀。不必说新文化运动之前或之后的1915、1916两年，仅以1917年为例，据陈鸣树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典》的书中所载，在注明原作者及其国籍的译作中，英国作品最多34篇，法国次之20篇；俄国仅有6篇。据王建开的统计，对英美文学作品的译介在1919

年18种，占总量的50%（主要为英国作品），1920年为13种，占总量的37%，以后逐年下降，1923年为10种，占总量的17.9%，1925年仅有9种，占总量的15.8%。再就1917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周瘦鹃译的《欧洲名家短篇小说丛刊》来看，其中含“英吉利之部”18篇，“法兰西之部”10篇，“美利坚之部”7篇，“俄罗斯之部”4篇，“德意志之部”2篇，其他意大利、匈牙利、丹麦、瑞典、芬兰等国作品共10 篇。然而到了1920年，翻译方向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还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典》所列篇目统计，1920年翻译俄国作品达36篇之多，英国作品仅有8篇，而且几乎全靠林纾及其口译者在独立支撑局面。还有另一个变化是对东北欧等弱小国家的译介也日渐升温。翻译择取国度的转向昭示了文学译介题材方向的转变。

有不少论者曾指出五四时期现实主义思潮的兴起与译介俄国文学作品时间的关系：如温儒敏的《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他们认为十月革命的胜利给在黑暗中苦苦摸索救国救民之道的中国志

士们看到了希望，他们把目光纷纷投向那里。俄国在国际社会上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