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李约瑟难题的理解
谈谈我对李约瑟难题的认识
谈谈我对李约瑟难题的认识班级:机制1206961学号: ***********: ***谈谈我对李约瑟难题的认识所谓“李约瑟难题”,学界公认的经典表述是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于1964年在《东西方的科学和社会》一文中系统提出的,他指的是:“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文明(或印度文明)中产生?”“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在应用人类的自然知识于人类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远比西方更有成效得多?”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不仅提出了问题,而且花费了多年时间与大量精力,一直努力地试图寻求这个难题的谜底。
虽然他所寻求的答案还缺乏系统和深刻,就连他自己也不甚满意,但却为我们留下了探索的足迹,为这个难题的解答提供了有价值的思维成果。
虽然,李约瑟早在1944年2月重庆的中国农学会会议上就己提出了该问题,自从李约瑟从东西方科学技术文化的发展历程提出此问题后,其研究范围之广、见解之独到、在中外影响之深远,较前面诸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因而人们也就习惯的称之为“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两段式的表述:第一段是: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 中国的政教分离现象、文官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流派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第二段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李约瑟难题的实质内容在于中国古代的经验科学领先世界一千年,但为何中国没有产生近代实验科学,这是关于两种科学研究范式(Paradigm)的起源问题。
李约瑟从科学方法的角度得到的答案是:一是中国没有具备宜于科学成长的自然观;二是中国人太讲究实用,很多发现滞留在了经验阶段;三是中国的科举制度扼杀了人们对自然规律探索的兴趣,思想被束缚在古书和名利上,“学而优则仕”成了读书人的第一追求。
李约瑟还特别提出了中国人不懂得用数字进行管理,这对中国儒家学术传统只注重道德而不注重定量经济管理是很好的批评。
对李约瑟难题的理解
对“李约瑟难题”的理解所谓“李约瑟难题”,是李约瑟于1964年在《东西方的科学和社会》一文中系统提出的,他指的是:“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文明(或印度文明)中产生?”“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在应用人类的自然知识于人类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远比西方更有成效得多?”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两段式的表述:第一段是: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 中国的政教分离、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第二段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中国有史以来就是地大物博的国家,早期思想先进,各个学派百家争鸣,文化百花齐放,实用的科学技术为中国古代创建了良好的生活生产环境,甚至一度超过同时代的欧洲。
但我们都有经验,一旦一件事发展到高峰必然会物极必反,在古代中国的科学和技术发展到高峰后,极大的封建思想阻碍了古代中国的扩展。
并在逐步政教分离等多项原因中衰退。
使十七世纪左右,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
经过研究之后,李约瑟难题的解答进入到观点深化,见解深化的阶段。
在最近的几十年中,李约瑟难题研究实际上大体呈现出了两种趋势。
一种是分科研究的趋势占据主导,即注重从某一学科和某一方面入手探寻解决方案。
认为近代科学未能发生于中国,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社会为自然知识的演化提供一种被组织环境,没有形成一个开放的,非线性的,远离平衡态的自组织系统。
另一种趋势是反思自省问题本身的研究路向得以拓展。
这样就使得对李约瑟难题本身的种种致疑和再认识成为可能,进而使这一问题趋于本土化,并产生了若干修正问题。
了解这些之后使我明白了:首先,我们应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
“经世致用”作为中国古代社会文化思想的一个基本特征,奠定了中国古代科学的实用主义基调,由于这种实用主义过于狭隘,致使中国古代科学呈现出逻辑性和系统性差、理论结构松散等弱点,未与古代科技建立良好的匹配和互动关系,丧失了一个强大的动力源。
看待李约瑟难题
看待李约瑟难题中国科技史发展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李约瑟难题的重要性。
那就是如何解释,在人类历史漫漫5000年中,古代的中国,有一段非常辉煌的科学技术史,可是在近代,中国的科技发展远远落后西方。
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李约瑟给我们提出中国近代科学何以没有发展的难题。
下面是我们小组对李约瑟难题的见解。
一、在经济体制方面。
明前期,关口仍然对外开放,因此东西方经济、文化、与科技交流频繁,但明朝经济上仍以农业经济为主,也就是自然经济。
而此时,西方已经开始了新航路的开辟,殖民与扩张成为西方各个大国的目标与理想,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得到满足,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明朝中后期到清朝,资本主义开始萌芽。
雍正帝时,采取重农抑商政策,严重打击商业经济。
资本主义萌芽被扼杀在摇篮里。
1840年后,经济体制就变成小农经济和初期资本主义。
1.海上贸易的衰落。
明朝开始闭关锁国,减少海上贸易。
明世祖时期的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在鼎盛时期划上句号。
从此中国的海航开始衰落。
到清朝时,每年海上只有200来艘渔船。
唐宋时期因为海上贸易发达,与国外的交流甚多,经济文化发达。
而明清时期则因为闭关锁国,导致了科技的落后,中国开始迅速落在世界之后。
2.生产力的压抑。
明朝中后期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江南一带出现雇佣的形式。
然而在明末,郑成功起义,加上清兵入关,战争迅速打压了资本主义萌芽。
雍正时期采取重重措施重农抑商,商品经济得不到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促进,生产力受挫,生产关系也得不到发展。
因此经济体制也没有能迅速从农业经济转变为资本主义经济,而科技也没有得到良好的发展。
二、政治体制方面,封建专制制度束缚科技继续发展。
古今中外科学技术的发展必须依赖于国家政权的支持和正确的科技政策。
1.我国封建专制制度一贯实行“重农抑商”政策,这种以农为本,限制商品经济发展的政策极大地阻碍了我国近代资本主义萌芽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从四大发明的角度论李约瑟难题
从四大发明的角度论李约瑟难题李约瑟难题是指中国科学家李约瑟在其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的一个关于中国科技发展的难题。
李约瑟认为,中国在古代曾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科技成就,但在欧洲的科学革命之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却停滞不前,甚至出现了倒退的现象。
这一现象被称为“李约瑟难题”,成为了中国科技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从四大发明的角度来看,李约瑟难题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四大发明是指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这四项在中国古代先进的科技成就。
这些发明在当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但在欧洲的科学革命之后,这些发明却没有得到有效的进一步发展。
肯定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成就,但更加关注中国科技发展的不平衡和落后,从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思路。
造纸术是中国古代的重大发明之一,其发明与汉代蔡伦以及纸张的发明有密切的联系。
蔡伦将植物纤维煮熟,将其涂布在细木条上,烘干后形成了类似于现代纸张的产品。
这项发明在当时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提高了文字的传播效率,促进了科学、文化的繁荣。
在欧洲科学革命之后,纸张生产技术没有得到进一步的改进和发展,这导致中国的造纸术在欧洲西方发展进程中相对滞后,甚至倒退。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的另一项伟大发明,它的发明与北宋年间木活字印刷技术的出现有很大关系。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在当时对中国的书籍印刷、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欧洲的科学革命之后,活字印刷术没有得到很好的推广和发展,这导致中国的印刷术在欧洲的影响力相对较小。
欧洲人后来发明了印刷术,推动了文艺复兴,这一点并不为人了解。
而火药是中国古代的另一项重要发明,它的发明与中国古代冶炼技术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
中国人最初是将硝石、硫磺、木炭等物质混合在一起,形成了具有爆炸性的火药。
然而在欧洲的科学革命之后,火药在欧洲的技术和应用得到了更多的进一步发展,而中国的火药技术却相对滞后。
通过以上对李约瑟难题的解读,可以发现在中国古代的科技发展中,四大发明在当时对中国的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欧洲的科学革命之后,这些发明却没有得到有效的进一步发展,这使得中国的科技发展相对滞后,甚至出现了倒退的现象。
从科技史看“李约瑟难题”
从科技史看“李约瑟难题”“李约瑟难题”是指中国科技史上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即为什么中国在古代取得了众多重要科技发明,却没有实现工业革命以及相应的经济和科技发展。
这个问题得名于美籍华裔学者李约瑟,他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并深入研究了这个问题。
从科技史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探讨一下“李约瑟难题”。
要理解“李约瑟难题”,我们需要回顾一下中国古代的科技发展。
中国古代发明了许多重要的科技,如火药、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等,在某些方面甚至领先于其他国家。
这些发明为中国古代的军事、文化和社会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
尽管中国在古代实现了一些重要的科技突破,但却没有像欧洲那样经历过工业革命,这成为了“李约瑟难题”的一个重要方面。
“李约瑟难题”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的差异。
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注重中央集权和官僚体制,这限制了科技创新的发展。
与之相对,欧洲发达国家相对较早地形成了较为公平和透明的政治体制,这为科技创新提供了更加有利的环境。
经济结构和传统价值观的差异也是“李约瑟难题”的原因之一。
中国古代的经济主要以农业为基础,农民地位低下,社会流动性有限。
相比之下,欧洲的经济更加多样化和商业化,经济上的自由度更强。
这使得欧洲更容易形成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的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古代的科技发展并不完全缺乏对农业和工艺生产的关注。
在农业方面,中国古代引入了许多农具和耕作技术,对农业生产的提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工艺生产方面,中国古代的陶瓷、纺织和造船等领域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这些成就并没有转化为工业化的力量,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古代社会结构、文化观念以及政治制度等有关。
“李约瑟难题”涉及到多个因素,其原因是复杂而多样的。
通过对科技史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
我们也需要认识到,科技发展不仅仅依赖于科技创新本身,还需要有适合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来支持。
只有在这些方面的整合中,中国才有可能实现自身的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
对李约瑟难题的看法
对“李约瑟难题”的看法一、“李约瑟难题”研究历史述评所谓“李约瑟难题”,学界公认的经典表述是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于1964年在《东西方的科学和社会》一文中系统提出的,他指的是:“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文明(或印度文明)中产生?”“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在应用人类的自然知识于人类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远比西方更有成效得多?”虽然,李约瑟早在1944年2月重庆的中国农学会会议上就己提出了该问题。
但关于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探讨,在李约瑟以前很早,就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关注。
十七、十八世纪的法国耶稣会士巴多明、伏尔泰、奎奈、休谟、狄德罗等都有论述。
中国的不少学者对此均有广泛探讨,从鲁迅、任鸿隽、梁启超到冯友兰、钱穆、梁漱溟等都发表过诸多看法。
但自从李约瑟从东西方科学技术文化的发展历程提出此问题后,其研究范围之广、见解之独到、在中外影响之深远,较前面诸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因而人们也就习惯的称之为“李约瑟难题”。
以时间为线索,“李约瑟难题”研究大体可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新文化运动时期。
此时虽没有“李约瑟难题”的提法,但有关难题的基本内容都已经出现,并形成了第一次研究热潮。
任鸿隽认为“无归纳法为无科学之大原因”。
其后,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认为自然科学不发达,是因为我国人有“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之观念。
因袭己久。
本不易骤然解放,其对于自然界物象之研究“素乏趣味”。
又因为清代中国没有学校、学会、报馆之类的建制,科学上之发明不能流传和交流。
1924年,他在发表的《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史》中又认为自然科学未能发展起来的原因,最大的障碍是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
蒋方震也提及“民族富于调和性”、“民族尚谈玄”等原因。
化学家王堪(1888-1966)在1922年发表了《中国之科学思想》一文,认为政府的专制、学术(易经、阴阳五行学说)的专制,对中国科学的发展是极大的“摧残”综观这一时期的论述,可以看到,他们把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归结为研究方法、哲学思想、价值观念、专制政治和教育制度等,而对于经济制度方面则少有涉及。
关于李约瑟难题的理解
关于李约瑟难题的理解“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托里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李约瑟难题.以下是我对李约瑟难题的理解:一,地理环境的产物。
中国近代以来之所以技术没有继续发展,跟中国所处在的地理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三种差异其一,大国文明和小国文明的差异,中国是一个大国,欧洲是一群小国;其二,农业文明和商业文明的差异,中国是农业文明甚至是小农文明,而欧洲是商业文明,特别是在文艺复兴以后;其三,大陆文明和海洋文明的差异,中国是大陆文明,欧洲是海洋文明。
中国的地理格局是,东临茫茫大海,这是古人难以逾越的海洋;西北部是茫茫沙漠,无垠戈壁;而西南耸立了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青藏高原和纵贯南北的横断山脉。
这种地理环境形成了一种屏障,让新观念难以传播,难以推广并成为社会风潮。
举例而言,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张衡对天文学方面的研究其实有着巨大的成果与成就,但这些如四大发明仅仅残留于技术层面(正面效应的结果),却没能在社会形成科学风,形成强有力的理论系统(负面效应的结果),这就解释了科学和工业为什么没能在中国得到全面快速发展的原因之一。
反观西方地理环境,而西方文化发源地希腊是开放的海洋性地理环境,人们需要长期与恶劣的自然做斗争,因此养成了西方人民探索自然征服自然的科学传统,开放的地理环境又使他们与外界多有往来,造成了工商业的发达。
就是由于地理环境被迫使其中的人民形成了探索及开放的精神与性格,而对外贸易的需求同样也是西方快速发展科技的重要催化剂。
从地理环境的角度而言,西方所处的冒险环境比中国所在的较为安逸的环境更有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
二,科学研究制度差异,中国古代没有普遍设立科学技术方面独立的学院和研究机构,科学知识不能积累和系统化,并且上升为理论并广泛传播。
从科技史看“李约瑟难题”
从科技史看“李约瑟难题”李约瑟难题,指的是中国科技史上的一个问题,即为何中国在古代曾有数十种发明,但未能实现科技革命。
这个问题由美国华裔学者李约瑟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并成为中国科技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
下面我将从科技史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难题。
中国古代有许多伟大的科技发明,比如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印刷术等,这些发明在当时给中国带来了很多益处,并且有时也被世界其他地区所借鉴。
这些发明并没有引起科技革命,推动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大规模变革,而是逐渐被其他地区所超越。
李约瑟认为,中国科技发明无法实现科技革命的原因有三个方面。
中国社会对科技发明的态度和运用方式与西方不同。
中国古代的科技发明往往是为满足具体的实际需求而产生的,比如造纸术是为了纪录官方文件和出版书籍,印刷术是为了复制经典著作。
而西方则更注重科技的应用与推广,追求科学的普及和人们的创新精神。
中国的科技发明往往只停留在实用的层面,没有走向更广阔的领域。
中国在封建社会的制度限制下,科技发明的传承和创新受到了阻碍。
在封建社会中,士人们更看重文学才能而非科技才能,科技发明的创新和传承只是他们所追求的个人兴趣或是官员升迁的手段,而非为整个社会所重视。
这就导致科技发明的研究和传承变得相对较少,并未形成科学研究的体系。
中国古代的科技发明过于个体化,缺乏团队合作和科研环境的支持。
在中国古代,科技发明往往是由个体完成的,缺少集体的合作研究和实验环境,与之相对应的是,在西方科技发展中,科学家们组成研究团队,通过讨论、合作和竞争来推动科学的进步。
李约瑟难题深层次地揭示了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问题。
中国古代的科技发明虽然独特且有益,但由于社会制度、文化观念以及科研环境等方面的原因,未能形成真正的科技革命,无法引领社会的大规模变革。
我们也要看到,中国古代的科技发明对于社会的进步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世界其他地区。
对于李约瑟难题的解答,需要综合考虑社会、文化、制度等多方面的因素,才能形成更为全面和准确的认识。
李约瑟难题及看法
李约瑟难题李约瑟难题是英国学者李约瑟所提出的,其主题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李约瑟在193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科技史时提出了这一问题。
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两段式的表述:第一段是: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 中国的政教分离、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第二段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李约瑟难题”很耐人寻味,它犹如科学王国一道复杂的“高次方程”摆在了世人面前。
众所周知,中国是享誉世界的文明古国,在科学技术上也曾有过令人自豪的灿烂辉煌。
除了世人瞩目的四大发明外,领先于世界的科学发明和发现还有100种之多。
美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在著名的《中国,文明的国度》一书中曾写道:“如果诺贝尔奖在中国的古代已经设立,各项奖金的得主,就会毫无争议地全都属于中国人。
”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然而,从17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的科学技术却如同江河日下,跌入窘境。
据有关资料,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纪,剧降为只占0.4%。
中国与西方为什么在科学技术上会一个大落,一个大起,拉开如此之大的距离,这就是李约瑟觉得不可思议,久久不得其解的难题。
“中国在公元前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其原因在于中国在13世纪之前社会制度的民主程度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还算是最高的;而中国自13世纪以后经济技术与科学发展水平越来越落后,是因为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愈来愈完善,特别是中国人的思想行为愈来愈受到集权制度下扭曲为奴化的儒家思想的毒害。
总而言之,宋明以来被集权制度下奴化的儒家违反人性的“三纲五常”等,实际上是变相地提倡懒惰思维和奴化意识,这一社会意识对宋明以来中国人的思想行为造成了严重的约束,特别是严重毒化了中国知识阶层的思想,使中国知识阶层留恋于自身历史上业已形成的社会地位,长期以来不但不能成为推动民主的主力,反倒以传统捍卫者的身份成为反对“民主、自由、博爱”思想的急先锋。
从科技史看“李约瑟难题”
从科技史看“李约瑟难题”“李约瑟难题”是指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停滞和滞后以及现代科技与中国传统科技之间的不协调现象。
这个难题由美国著名中国学者李约瑟提出,他在20世纪50年代首次提出了这个观点,并对它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阐述。
李约瑟认为,中国古代和现代科技之间的巨大鸿沟,是中国传统科技与现代科技之间的不协调所致。
在李约瑟看来,中国古代曾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科技成就,如造纸术、火药、指南针等,这些成就对世界科技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自从明清以来,中国的科技便一蹶不振,逐渐落后于西方国家。
而到了现代,中国的科技发展更是与西方国家拉开了不小的距离,这也正是“李约瑟难题”所指的中国传统科技与现代科技之间的不协调。
中国传统科技与现代科技之间的“鸿沟”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是中国古代科技的成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科技的发展。
在中国古代,造纸术、火药、指南针等一系列科技成就不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也对中国的科技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些古代科技成就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中国科技发展的“包袱”,因为古代科技的成就让人们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于已有的成果,缺乏创新的动力和动力。
而这也成为了中国科技长期停滞的原因之一。
是中国传统科技的体系与西方现代科技的体系存在着不协调。
中国古代科技主要是工匠技艺,其传承和发展往往是依靠传统工艺,而西方现代科技则更注重科学研究和实验验证。
两者之间的差异使得中国传统科技在现代科技面前显得力不从心,也使得中国古代科技无法顺利与现代科技对接。
是中国传统文化对科技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道德、伦理和人文关怀,对科技发展的推动并不十分积极。
而西方文化则更加重视科技发展,提倡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这使得西方国家在科技发展上更占优势。
中国传统文化的传统观念往往让中国的科技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第四,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对科技发展的影响。
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比较封闭,社会地位和身份往往对科技创新的影响较大。
而现代科技的发展需要更加开放的社会环境和更多的创新者,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了中国传统科技与现代科技不协调的原因之一。
从科技史看“李约瑟难题”
从科技史看“李约瑟难题”李约瑟难题是指科技史上的一个难题,即为什么古代中国在科技发展中落后于欧洲。
这个问题首次由美国华裔历史学家李约瑟提出,并在他的著作《中国的科学技术》中详细探讨。
下面将从科技史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难题。
要理解李约瑟难题,我们需要了解古代中国的科技发展和欧洲的科技发展的背景。
在古代,中国是世界上最为先进的文明之一,其科学技术在很多方面都领先于其他国家。
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和印刷术)对人类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在科技发展上渐渐落后于欧洲。
有一些因素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在科技发展中落后于欧洲。
中国古代的制度和思想观念对科技发展产生了限制。
儒家思想强调君主专制和传统道德价值观,对于科学研究的自由和创新可能产生了阻碍。
科学研究在中国古代被视为低下劳动,被农业和手工业等实用技术所占据的地位较低。
相比之下,欧洲在科技发展上更加开放和自由,将科学研究视为一种进步和创新的力量。
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差异也是一个原因。
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结构导致地主和农民之间严重的阶级矛盾,社会资源主要集中在贵族和官僚集团手中,对于科技发展的投资和支持有限。
而欧洲的封建社会结构相对较弱,农民和城市工人等劳动阶级的地位相对提高,经济的发展为科技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支持。
中国古代的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也对科技发展产生了影响。
中国古代的农业社会使得农业生产成为主要的经济活动,大多数人的生活和工作都与土地联系密切。
相比之下,欧洲地理环境多样,气候条件和资源分布差异较大,从而产生了更多的社会分工和专业化。
这些差异可能导致科技发展的不同重点和发展方向。
科技发展还与历史事件和外部因素有关。
欧洲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生了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巨大变革,为科技发展提供了契机。
而中国在明朝的扬州保卫战中失去了对外贸易港口,限制了与外界接触和交流的机会,这对科技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
李约瑟难题通过对比中国和欧洲的科技发展史,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古代中国科技发展的缺失。
“李约瑟难题”带给我们的启示
“李约瑟难题”带给我们的启示
“李约瑟难题”是指在中国古代发明历史研究中,存在着许多发明技术的创始人已经无法确定的情况。
这一难题告诉我们几个启示:
1.历史是一条长河,我们对于历史的认识是局限性的。
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有谦虚的态度,承认自己的认识是有限的,需要不断探索和发现新的证据信息。
2.在考证历史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尊重事实,避免因为主观臆想而歪曲历史事实。
3.历史研究需要跨学科合作,需要同时运用考古、文物、史料等多种研究方法,以全面了解历史。
4.历史研究的成果不是绝对确定的,会随着时间、技术、证据等因素的不同而改变。
我们需要对历史保持开放的态度,不断更新自己的认识和理解。
5.历史是文明发展的宝库,我们需要在尊重历史、保护文物的基础上,继续发扬中华文明,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从科技史看“李约瑟难题”
从科技史看“李约瑟难题”“李约瑟难题”是指中国传统科技未能像欧洲科技一样在工业革命时期迎来大发展的问题。
这个难题得名于美籍华裔科学史学者李约瑟。
他在20世纪50年代发表了一篇论文,探讨了中国科技发展的历史,并指出了中国传统科技在工业革命时期的停滞不前。
在这篇论文中,他提出了一些原因,包括社会、经济和文化差异等。
然而,这个难题并不是简单的历史问题,而是涉及到文化、哲学、政治和经济等多个方面。
以下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一下“李约瑟难题”。
文化和哲学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哲学影响深远,形成了一种“以人为本”的思想,注重和谐、和平和稳定。
这种思想在某些方面是对西方文化和哲学的补充和修正,但在科技发展方面却阻碍了中国的进步。
中国科技创新不像欧洲那样重视对自然的探索和实验,而是更多地依赖传统知识和技能,缺乏独立的研究和创新精神。
政治和经济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一直以来都是中央集权的,而且对商业和工业的发展并不鼓励。
商人和工匠被视为低下阶层,没有得到社会的重视和支持。
这使得中国没有形成像欧洲那样独立的商业和企业家文化,缺乏支持科技创新和发展的资本和机构。
西方和东方西方和东方在很多方面都存在差异。
在科技发展方面,西方支持个人创新和实验,中国则更注重传统学问和技能。
西方的科技进步受到商业和工业的推动,而中国的经济发展主要依赖农业和手工业。
这些差异造成了不同的科技发展模式,也是“李约瑟难题”的产生原因之一。
结论“李约瑟难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涉及到历史、文化、哲学、政治和经济等多个方面。
它突出了中国传统科技发展的瓶颈和缺陷,也提醒我们要避免陷入单一的文化和经济模式,应该借鉴和学习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成功之处,以推动科技和经济的发展。
对“李约瑟之问”的多角度简答及当代启示
对“李约瑟之问”的多角度简答及当代启示李约瑟之问”是指对中国科学技术史家李约瑟提出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到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发展过程、中西方科技对比、科学方法与传统文化等一系列复杂的议题。
在当代,李约瑟之问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引领我们思考科技发展、文化传承、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等众多问题。
本文将从多个角度对“李约瑟之问”进行简答,并探讨当代对此的启示。
一、中国科学技术史传统观念的挑战“李约瑟之问”首先对传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观提出了挑战。
传统观念认为,中国古代拥有丰富的科学技术知识,并在某些领域取得了重要成就,但在隋唐以后却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方法,科技陷入停滞状态。
李约瑟则提出,中国古代并非缺乏科学思维,而是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希腊古典科学,并提出了自己的科学方法。
这种观点对传统观念构成了挑战,也引发了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史本质的深刻思考。
当代启示:对“李约瑟之问”的关注,促使我们重新审视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发展轨迹,超越传统观念对中国古代科学的片面认识,更加客观地认识和理解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特点和价值。
这有助于我们拓展科学史研究的视野,推动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与国际接轨。
二、中西方科技文明的对比研究“李约瑟之问”涉及到中西方科技文明的对比研究。
李约瑟通过对中国和西方科学技术史的对比,提出了中国古代拥有自己的科学方法,而且在某些领域上超越了西方古典科学。
这引发了对中西方科技文明之间的平等对话和相互学习的思考。
在当代,中西方科技文明的对比研究不仅有助于促进跨文化交流和合作,也为我们认识和理解各自的科技文明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野。
当代启示:在全球化的今天,中西方科技文明的对比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通过深入研究中西方科技文明的发展历程、特点和成就,可以促进不同文化间的对话和理解,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并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智力支持。
三、科学方法与传统文化的融合“李约瑟之问”还涉及到科学方法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从科技史看“李约瑟难题”
从科技史看“李约瑟难题”“李约瑟难题”是指中国古代科技为什么没有实现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
这一难题是由美国著名科学史学家李约瑟提出的,他认为中国古代的科技水平在一定时期内甚至高于欧洲,但却没有实现工业和科学革命。
这一问题引发了许多学者的思考和讨论,成为了科技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命题。
从科技史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更深入地探讨“李约瑟难题”,探寻其中的原因和启示。
需要了解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历程。
在古代,中国在农业、纺织、冶炼、造船、火药、造纸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在农业方面,中国发明了轮耕、铁犁等农具,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在纺织方面,中国发明了丝织机、纺车等纺织工具,提高了纺织品的生产效率;在冶炼方面,中国发明了高炉、铁水鼓等冶炼设备,大大提高了铁的产量和质量。
这些发明和技术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生产和生活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与此欧洲在古代的科技发展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古希腊、古罗马时期,欧洲在数学、几何、天文学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中世纪时期,欧洲在农业、手工业、商业等方面逐渐兴起;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在艺术、文学、科学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直到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欧洲才真正实现了科技的跨越式发展。
那么,为什么中国古代在一定时期内的科技水平高于欧洲,却没有实现工业和科学革命呢?从科技史的角度来看,“李约瑟难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深入分析和讨论。
需要看到的是国家政治制度对科技创新的影响。
中国古代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封建王朝通过法律、官僚体系等手段对科技创新进行控制和限制。
一方面,封建王朝垄断了科技成果的生产和传播,抑制了科技创新的动力和激情;封建王朝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压制了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了科技创新的缺乏和落后。
相比之下,欧洲是一个城邦分散的地区,没有强大的中央集权政权,这就为科技创新提供了更多的空间和动力。
需要考察的是社会文化观念对科技创新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非常尊儒厚农,重农抑商,儒家思想对科技创新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对“李约瑟难题的思考”
对“李约瑟难题”的思考一、什么是“李约瑟难题”要讨论“李约瑟难题”我们应该首先弄明自这个“难题”到底是什么。
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Joseph Nccdham, 1900-1995)在其科学史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中国占代科技取得了非常辉煌的成就,而为何近代科学产生于欧洲,却没有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孕育出来?”这就是引起众多学者争论不休的“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从科学方法的角度得到的答案是:(一)是中国没有具备宜于科学成长的自然观(二)是中国人太讲究实用,很多发现滞留在了经验阶段;(三)是中国的科举制度扼杀了人们对自然规律探索的兴趣,思想被束缚在古书和名利上,“学而优则仕”成了读书人的第一追求。
李约瑟还特别提出了中国人不懂得用数字进行管理,这对中国儒家学术传统只注重道德而不注重定量经济管理是很好的批评。
二、“李约瑟难题”原因探究关于“李约瑟难题”众多学者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很难找到较为一致的答案,不过学者们的观点都有其合理之处。
总体来说,产生“李约瑟难题”的原因概括为以下几点:3.科举制度的影响1.科举制度有学者指出,“中国不能孕育近代科学的第一个原因就是科举制度的绝对影响。
”科举制度的弊端在于“学而优则仕”的教育导向和封闭、僵化、陈旧、狭窄的学习内容的结合,由此“世族俊才,皆志于科举”,执迷于四书五经。
所以围绕科举考试而建立的教育制度,把真正科学技术的学习和研究排斥在外,最终导致科学文化无人学、无人教、无人研究州。
这种情形不仅阻碍了科学技术在国内的传播,而且还束缚了人的思想,制约了人的创造潜力,使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素养都难以得到提高,因而,中国的科学得不到进一步的升华。
2.孔子儒家的保守思想占主导地位中国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代,孔子代表没落的奴隶主阶级,创立了儒家学派,提出了一系列保守落后的思想,特别是重义轻利,重农轻商,重“道”轻“技”,抑制商业发展,妨碍经济繁荣,影响科技进步,导致社会停滞。
李约瑟难题的理解
李约瑟难题是英国学者李约瑟所提出的,其内容为“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也就是说“为何科学发生在西方社会”的问题。
李约瑟在193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科技史时提出了这一问题。
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
很多人把李约瑟难题进一步推广,出现“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争论一直都很激烈。
为什么近代科技与工业文明没有诞生在当时世界科技与经济最发达和繁荣的中国?我认为其一就是中国当时的生存环境。
中国自秦朝统一后,实行的是“封建官僚制度”。
这种制度“封建”就是指中央集权,“官僚”就是指皇帝直接管理官员,地方行政只对朝廷负责。
这种官僚思想很深的渗透到当时全中国老百姓的思想中。
这种制度是把双刃剑。
一方面可以使中国非常有效的集中了大批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他们把中国管理的井然有序,并使中国发展了以整体理论,实用化研究方法的科技。
中国古代发明和创造都离不开这种制度。
古代天文学和大运河的修建,其数据到今天仍有借鉴的价值。
另一方面,这种制度使一些新的观念很难被社会接受,没有竞争开发新技术的观念。
在古代中国,商人阶级地位是很低下的,如“重农轻商”、“重农抑商”,这些政策都表明了当时政府的指导性。
其二,我认为是中国儒家思想导致了中国社会和科学技术水平的落后。
一个国家要发展科学技术,民主是很重要的,民主是科学的基石,没有说那个国家民主不如别的国家但是科技比别国强的。
儒家思想史反民主的,首先他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从思想上限制了人们的自由,使中国人不敢动,不敢说,更别说使中国人有发明创造的动力了。
所以中国人的科学是不能脱离民主而产生的。
还有很多争论和见解,例如:科学方面,中国没有产生逻辑化的、系统的科学体系,只有零散的知识,并且没有统一完整记载这方面的书籍;天文学方面,中国人精于记录天象,但对天地的认识长期停滞不前,始终没有发现大地是球形的…这些见解知道现在仍然没有一个完整的答案。
李约瑟之谜的分析
李约瑟之谜的分析“李约瑟之谜”的解读英国学者李约瑟先生在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的过程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公元前世纪至公元前15世纪,中国在自然科学及运用方面,远胜于欧洲,但是近代科学为什么不是从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国古代文明中演绎出来,而是在文明程度相对落后的15世纪欧洲诞生呢?这就是学术界所说的“李约瑟之谜”。
一、原因分析首先我认识到了这一难题应该从多方面予以解释,1、社会原因:封建专制制度对科学的束缚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使科技显得无足轻重,儒家的政治伦理文化压抑了科技的发展.中国的封建制度和西方的封建制度本质上是不同的,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还算是一个真正的封建社会时期,出现了具有社会影响力的贵族阶层,中国的文化,思想和科学起源于这一时期,并且大多由贵族创立,例如:孔子的儒家思想、老子的道家思想、韩非子的法家思想,还有更突出的是墨家在光学上的成就等.但是自秦朝统一了中国之后,中国进入了“宗法地主专制社会”,其社会形态的特征是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的郡县体制,贵族与封地不再是世袭的,尽管依然是森严的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但是社会的上下阶层是可以流动的,这就刺激了平民通过一定的方式来进入上层社会,而进入上层社会的唯一途径是什么呢?就是科举制度,而科举制度考核的内容又是具有独尊地位的儒家思想体系,儒家思想造成了文化、科技的垄断,阻碍了科技的普及,这一思想体系的特点是注重德性修养,倡导“内圣外王”,本质上的道德的哲学,关注的是人的主体,以伦理为本,注重人的自身修养,注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注重如何管理好社会,而很少关心和探究有关自然界的知识,如“天人合一”等观点,在这种以人为核心的单一的哲学会禁锢人们的思想,使得科学研究的主体缺乏创新的意识和动力.而广大平民为了能跻身于上层社会把学习的重点都放在了儒家思想,纲常伦理,古文经学等,自然没有人会花费时间与精力在自然现象和科学的思考上,总结:中国古代科技的实用性和“天人合一”的自然观等因素都妨碍着科技走向更高的层次。
“李约瑟难题”辨析及其对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影响
“李约瑟难题”辨析及其对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影响“李约瑟难题”,是指中国古代科技长期落后于欧洲,这一现象使得学术界和科技史学者陷入了深刻的思考和探讨之中。
这个难题之所以被命名为李约瑟难题,是因为20世纪初期,美籍华人科学史学家李约瑟首先提出了这个难题,并尝试寻找其中的历史原因。
在中国科技史研究领域,李约瑟难题是一个重要而复杂的问题。
现代科技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它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要完全厘清李约瑟难题,需要对多个方面进行综合分析。
首先,李约瑟难题的存在可以归结于中国所处的历史背景。
在中国古代,社会结构长期稳定,缺少对外战争和领土扩张,因此科技的进步和发展受到不同的影响。
与此同时,欧洲的不断战争和领土扩张,推动了技术的发展。
此外,中国封建政治体制的限制,也使得科技没有得到足够的发展。
其次,中断历史的影响也是导致李约瑟难题存在的重要原因。
中国的科技发展经历了多个历史时期,其中有一些时期遭受了战争、灾难等民族危机。
这些危机导致中国传统文化和科技基础的中断,使得中国的科技发展遭受严重的破坏。
此外,先进的科技设备和知识传承的方式对科技发展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科技的进步与发展需要强大的技术支撑,而中国古代缺乏高新技术和设备,相应的技术知识的采纳和传承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许多重要的技术和发明在当时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和认可,出现了被“遗失”的情况。
但是,尽管存在以上这些因素,中国在古代也是一个前沿的文明,并不是没有过先进的发明和技术。
例如中国发明的四大发明,都长期在世界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但是中国古代科技的局限和落后,无疑给自身的国力和文化发展造成了一定的阻碍。
总之,“李约瑟难题”从历史上分析说明了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历史学家和科技史学家不断探讨和研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和解释。
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深化我们对中国古代科技、文化和历史的认识,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科技史看“李约瑟难题”
从科技史看“李约瑟难题”李约瑟难题是指对于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一个难题,即为何中国在古代科技辉煌的时期没有出现工业革命,以及为何西方在科学技术领域取得了巨大的突破而中国没有。
要回答李约瑟难题,首先需要对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历史进行回顾。
中国古代科技在许多领域都取得了重大的突破,例如农业、纺织、冶铁、火药等。
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造纸术、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对人类的文明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还在冶金术、水利工程、建筑工程、医药学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尽管中国在许多领域都取得了重要的科技成果,但并没有出现类似于西方的工业革命。
这一点需要从多个方面进行解释。
中国古代的社会体制对于科技发展造成了一定的阻碍。
中国古代社会较为稳定,儒家思想强调稳定和秩序。
这种思想影响了科学创新的要求和发展。
相比之下,西方社会更加开放,强调个人权利和创新。
这为西方科学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中国古代的士人文化也对科技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压制。
古代中国的士人文化以文学、文化、艺术为主,对于实用的技术问题并不重视。
相比之下,西方的士人文化更加注重实践和应用,这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
中国古代的科学思维方式也与西方存在差异。
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注重整体和平衡,强调“道”和“天命”。
这种思维方式对于发展理性科学、工程技术等实践性科学的创造性思维不利。
相比之下,西方的科学思维模式更加逻辑和实证,注重分析和实验。
这有利于科学的进步和创新。
历史的偶然性因素也对中国的科技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西方在科技领域的发展得益于一系列因素,包括科学革命、宗教改革、殖民扩张等。
中国古代的一些发明之所以没有得到广泛应用,可能也与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因素有关。
李约瑟难题虽然对中国古代科技发展提出了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但不能简单地归结于某一种因素。
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独特特点和西方科学的迅猛发展是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
只有从历史的角度,综合考察多种因素,才能更好地理解李约瑟难题,并对中国古代科技发展有一个更为客观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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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李约瑟难题的理解
“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托里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李约瑟难题.以下是我对李约瑟难题的理解:
一,地理环境的产物。
中国近代以来之所以技术没有继续发展,跟中国所处在的地理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三种差异其一,大国文明和小国文明的差异,中国是一个大国,欧洲是一群小国;其二,农业文明和商业文明的差异,中国是农业文明甚至是小农文明,而欧洲是商业文明,特别是在文艺复兴以后;其三,大陆文明和海洋文明的差异,中国是大陆文明,欧洲是海洋文明。
中国的地理格局是,东临茫茫大海,这是古人难以逾越的海洋;西北部是茫茫沙漠,无垠戈壁;而西南耸立了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青藏高原和纵贯南北的横断山脉。
这种地理环境形成了一种屏障,让新观念难以传播,难以推广并成为社会风潮。
举例而言,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张衡对天文学方面的研究其实有着巨大的成果与成就,但这些如四大发明仅仅残留于技术层面(正面效应的结果),却没能在社会形成科学风,形成强有力的理论系统(负面效应的结果),这就解释了科学和工业为什么没能在中国得到全面快速发展的原因之一。
反观西方地理环境,而西方文化发源地希腊是开放的海洋性地理环境,人们需要长期与恶劣的自然做斗争,因此养成了西方人民探索自然征服自然的科学传统,开放的地理环境又使他们与外界多有往来,造成了工商业的发达。
就是由于地理环境被迫使其中的人民形成了探索及开放的精神与性格,而对外贸易的需求同样也是西方快速发展科技的重要催化剂。
从地理环境的角度而言,西方所处的冒险环境比中国所在的较为安逸的环境更有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
二,科学研究制度差异,中国古代没有普遍设立科学技术方面独立的学院和研究机构,科学知识不能积累和系统化,并且上升为理论并广泛传播。
科学知识如天文知识只为统治者服务,而诸多发明只是父子相传,不能形成社会共有的科学知识。
社会不重视科技,认为是雕虫小技,不屑于学习。
不仅科学知识不能普及,科学方法,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也不能蔚然成风。
何况,古代中国的许多发明创造只是技术成果,而不等于古代的中国社会具备了科学的环境,即具备主动调节和实现科学发明的健全机制与文化环境。
一般地说,在古代中国作出某种技术创造只需专门科研人员对理论性知识的收集、分析与沉思,只需日常生活中的经验积累;并且一种技术发明均由发明者个体即可完成,它是发明者将自己的经验与其相关的个体经验进行组合而成的结果。
而欧洲却因新型学校的出现而形成了主要表现为数学化、逻辑化、理论化的环境。
这种环境对科学的发展所具有的促进作用远远大于上述中国所特有的环境。
另一方面,中国自古就没有产生像西方的科学的环境,隋唐开始的科举制度进一步阻碍中国产生科学环境的机制。
所以中国没有产生像欧氏几何学一样的严密的数学逻辑体系;阿基米德浮力定律一样规范数学化的自然定律;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一样严格实证推理的物理体系,等等,而近代科学传统就产生于这种环境。
中国文化中心论视中国为世界的中心,中国文化为世界最高水准,没有迅速吸收外来先进科技和文化的要求。
中国人一直都认为自己是天朝上国,不需要想国外所谓的蛮夷学习,甚至郑和下西洋也只是宣扬明朝皇帝的恩德。
到了被列强的尖船利炮打怕了之后,又崇洋媚外,能够
把国外得东西引进来,认为外国得东西就比国内的好,自己也就没有必要花精力去自己制造
文化传统中国古代没有普遍设立科学技术方面独立的学院和研究机构,科学知识不能积累和系统化,并且上升为理论并广泛传播。
科学知识如天文知识只为统治者服务,而诸多发明只是父子相传,不能形成社会共有的科学知识。
社会不重视科技,认为是雕虫小技,不屑于学习。
不仅科学知识不能普及,科学方法,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也不能蔚然成风。
何况,古代中国的许多发明创造只是技术成果,而不等于古代的中国社会具备了科学的环境,即具备主动调节和实现科学发明的健全机制与文化环境。
一般地说,在古代中国作出某种技术创造只需专门科研人员对理论性知识的收集、分析与沉思,只需日常生活中的经验积累;并且一种技术发明均由发明者个体即可完成,它是发明者将自己的经验与其相关的个体经验进行组合而成的结果。
而欧洲却因新型学校的出现而形成了主要表现为数学化、逻辑化、理论化的环境。
这种环境对科学的发展所具有的促进作用远远大于上述中国所特有的环境。
另一方面,中国自古就没有产生像西方的科学的环境,隋唐开始的科举制度进一步阻碍中国产生科学环境的机制。
所以中国没有产生像欧氏几何学一样的严密的数学逻辑体系;阿基米德浮力定律一样规范数学化的自然定律;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一样严格实证推理的物理体系,等等,而近代科学传统就产生于这种环境。
中国文化中心论视中国为世界的中心,中国文化为世界最高水准,没有迅速吸收外来先进科技和文化的要求。
中国人一直都认为自己是天朝上国,不需要想国外所谓的蛮夷学习,甚至郑和下西洋也只是宣扬明朝皇帝的恩德。
到了被列强的尖船利炮打怕了之后,又崇洋媚外,能够把国外得东西引进来,认为外国得东西就比国内的好,自己也就没有必要花精力去自己制造
“经济人行为原理”,利益追求是人类行为的永恒动机,发明创造活动也是如此,只有那些预期收益显然高于预期成本的发明项目,才会有人花费时间和精力去进行研制。
第三,社会制度差异,中国在汉,唐到宋都取得了一系列值得称赞的成就,而到了元代之后,由于程朱理学的兴起,作八股、考进士成了知识分子进入上层社会的唯一途径,自然科学和技艺都受到了严重的贬斥。
于是尊孔读经的人成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名士”;而从事自然科学和技艺的人则成了只是会一点“雕虫小技”的“艺人”,他们的社会地位、生活待遇再也无法和“科举出生、八股取士”的进士们相比了。
因此很快就导致了举国上下的知识分子都走八股取士之路,没有第一流的人才去研究自然科学了。
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多崇尚儒教,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最高抱负,想的是入朝为官,注重的是人际关系。
未能做官的知识分子多钻研故纸,或归隐田园,或放荡不羁,除个别人外,都不去从事对自然界的了解和征服。
即使有一点科学,这个科学也不能够进入到中国文明的核心里,它是被边缘化了的。
此外,中国历史上战争不断,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没有一个连续的环境。
在西方,反而发展了以还原论,公式化研究方法的科技。
此种科技的兴起与商业阶级的兴起相联系,鼓励较强的技术开发竞争。
在中国,反对此种科技的发展的阻力太大。
西方式的科技发展却能冲破这些阻力,取得现在的成就。
比如欧洲国家之间的竞争使得欧洲在中国火药的基础上发明并改良火药武器。
在这方面,自秦朝以后的中国不但比不上相同时期的欧洲,甚至比不上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
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国虽然没有完整的科学理论,但是它的实际发明
对于整个世界的发展是具有极大意义的。
而西方科学的发展,倘若没有中国古代技术的铺垫,恐怕是没能发展如此之迅速的。
没有中国发明的火药,欧洲人还得淌更多的鲜血去攻破中世纪的封建城堡;没有指南针和船尾骨舵,哥伦布的新大陆航行还得拖延;没有中国的造纸术和印刷术,欧洲的文艺复兴便难以迅速传播并张大其势。
因此,中国的发明是西方科学复兴的手段,是科学创造前提的强大杠杆。
从这一层面说,中国文化不仅为西方的近代文明提供了物质基础,而且是西方现代科学技术的直接源头。
李约瑟难题给我们带来了启示,促使我们思考如何让发展,以战略性的眼光和任务,把大力培育科学精神赖以生长的沃土和大大加快科技人才培养的步伐,切实作为我们伟大而古老的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强手之林的关键性链条和杠杆性环节。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是中国崛起,才能迎来日新月异、鸟语花香的科学春天!
4思维方式,中国传统哲学对于客观世界的理解和规定,表现为整体性的倾向。
整体性思维方式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最显著特点之一。
中国传统哲学倾向于把客观世界规定为一个无限的、发展的、和谐的有机整体,强调事物的相互联系、特定结构及其连接方式和整体功能。
这种思维特征在具体内容上表现为“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宇宙观。
中国古代哲学对于客观世界的规定但很少有人像西方人那样对事物采取分析的方式,而在观念内容上大多倾向于把对象理解为具有连续性结构的有机整体。
中国传统系统整体观突出的长处是比较接近于辨证思维原则和系统论的整体性原则。
这种缺陷的特质在于,中国传统哲学在发展了设立在整体性原则基础上的有机宇宙观的同时,却不可避免地忽视了分析的方法,没有感觉到对宇宙进行精密的逻辑说明的必要。
而这一点,恰恰是近代科学产生所必须的环节和条件。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对复杂的社会系统有深入的研究,发展了辩证的整体思维方式,善于对政治和军事等复杂问题作综合的判断,但不善于作定量的数学分析和形式逻辑的推理,没有发展公理式的几何和严格的现代数学,也不从事条件能控制的科学实验、对自然界进行系统的观测,因而对自然界的了解缺乏有科学根据的事实作为立论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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