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及模式比较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及模式比较摘要：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理论，中外学者作了不少研究；在转移的模式上，发达国家英国、美国、日本等形成了各自的特色。归纳和比较了中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并对中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进行了总结。

关键词：农村剩余劳动力；理论；模式；比较

一、国外农村劳动力转移理论比较

1.刘易斯二元经济及其劳动力转移模型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建立了二元经济模型及其劳动力转移模型。他认为，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这种现象：经济是由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组成。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之间的工资差距，造成了劳动力的流动。现代部门不断将利润转化为资本，以增强其吸收劳动力的能力，从而工资水平基本保持不变，直至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被全部吸收。于是，现代部门大大扩张，传统部门只有在剩余劳动被吸收完毕后劳动生产率才能提高，传统部门的就业者的收入才能改善[1]。

刘易斯经典模型采用边际分析方法，从增量变化的动态角度来分析发展中国家剩余劳动力及其成因，开辟了全新的研究思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是符合发展中国家现实的。但刘易斯的模型是基于生产技术停滞，土地等其他农业生产要素不变的前提下建立的，而当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均不完全处在典型的传统农业阶段上，故不考虑技术进步及其他要素的影响，显然不合现实；另外，以零值边际生产率作为

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否存在的判别为标准，是将农业与现代工业视为同质产业，而忽略了农业是对外部自然条件依赖性强，风险性大的产业，因而这样的标准不准确[2]。

2.拉尼斯—费景汉劳动力转移模型

费景汉和拉尼斯认为，刘易斯模式有两点缺陷：（1）没有足够重视农业在促进工业增长中的作用；（2）没有注意到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使农业产品出现剩余应该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先决条件。于是，他们提出了一种从动态角度研究农业和工业均衡增长的二元结构理论，被称为拉尼斯—费景汉模型。该模型基于刘易斯模型对不发达国家经济部门的划分，把双元经济结构的演变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农业边际生产率等于零，传统农业部门存在大量的显形失业人口，劳动力的供给弹性无限大。第二阶段，农业部门边际生产率提高，其值介于零和不变制度工资之间，农业部门存在隐性失业。第三阶段，农业部门已不存在剩余劳动力，农业边际生产率高于不变制度工资水平，农业部门商业化，农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不再取决于制度工资，而由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和市场共同决定。此时，农业与工业两部门平衡发展，农业剩余劳动力消失，劳动力转移进入商业化时期，相对于每一个工资水平，均会从农业部门释放出一定量的劳动力[3]。

3.托达罗城乡劳动力转移“预期”模型

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着这样一种普遍现象：虽然城市中失业和就业不足不断加重，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还是涌向城市。托达罗就这一现象解释为：尽管城市存在失业，使得就业概率下降，但只要预期收入

仍大于劳动力从农村迁出的成本，迁移就会发生。托达罗的城乡劳动力转移“预期”模型如下：

M=f（d）

f'>0①

d=p·w-r②

①式中，M表示从农村迁入城市的人口数，d表示城乡预期收入差异，f'>0表示人口流动是预期收入差距的增函数。②式中，w表示城市实际工资水平，r表示农村实际收入，p表示就业概率[4～5]。

托达罗城乡劳动力转移“预期”模型补充了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完善了二元经济理论。托达罗模型强调农业与工业发展同等重要，指出单靠工业扩张不能解决发展中国家城市失业问题，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才是解决城市失业和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出路等观点更加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但存在如下不足：（1）该模型假定农村不存在剩余劳动力，这与人地矛盾尖锐的发展中国家实际情况不符；（2）该模型隐含假定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农村—城市的顺向转以后，不再进行逆向转移，这也不合事实[6]。

4.乔根森农业劳动力转移理论

乔根森的论点可以概括为：（1）农业人口，包括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根本原因在于消费结构的变化，是消费需求拉动的结果。（2）农业人口向工业部门转移的基础是农业剩余，而非农业部门存在边际生产率等于零和低于实际工资的剩余劳动。（3）农业剩余

是指农业部门产品的增长快于人口的增长，经济增长超过人口增长是必然的，农业剩余的出现也是必然的。（4）在农业人口向城镇工业部门转移的过程中，工资水平并非固定，而是不断上升的。

乔根森理论使用新古典主义分析方法和以农业剩余为基础创立理论，更强调农业发展和技术进步的作用，更看重市场机制对劳动力转移过程的影响。

二、国内农村劳动力转移理论比较

1.经济因素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决策的影响

高国力在“区域经济发展与劳动力迁移”（1995）中，基于托达罗预期收入模型，把预期收入具体化为区域经济收入差距。他认为经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之一，区域经济发展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分为经济发展水平因素和经济结构因素。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劳动力转移越活跃，其转移水平也越高。

2.个人特征因素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决策的影响

在个人特征因素在劳动力转移决策中的作用研究中，就转移者受教育方面，赵耀辉的结论是：正规教育对劳动力转移决策的影响很小，但对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产业有显著的影响；就转移者性别而言，城镇地区的劳动力需求主要偏向男性。就转移者婚姻状况方面，已婚使转移概率降低2.8%。在转移者年龄上，转移的概率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降低[7]。

而朱农发现教育仅仅对于男性的转移决策有正的影响，对女性则没有。性别是对转移决策有重要影响的变量之一，女人较男人不喜欢

转移。并发现婚姻状况对转移有显著的负影响，对这种结果的首要解释是已婚的劳动者具有较高的转移成本（包括现金成本和心理成本）[8]。

3.制度因素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决策的影响

蔡昉研究了制度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决策的影响。他的研究结论是：传统的发展战略以及户籍制度限制了潜在的转移行为，正在进行的改革放松了对劳动力转移的控制，因为中国的改革远没有完成，制度障碍对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障碍依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预期收入还是人力资本禀赋对转移动力的解释都是不充分的。在某种程度上，制度改革在促进劳动力转移方面将更为重要[9]。

三、中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比较

1.英国圈地式的强制性转移模式

英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始于15世纪末，止于19世纪中叶。从转移模式看，英国选择的是圈地运动式的强制性转移模式。土地面积狭小是强制性转移模式实行的主要原因。英国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不是建立在农业高速发展的基础上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英国在人口城镇化过程中所需要的粮食和作为原料的农产品主要来自国外。英国农村富余劳动力在经历了资本积累初期的困苦后，其转移逐步步入正轨。特别是在20世纪初期以后，农村富余劳动力持续、缓慢地向工业、第三产业转移。

2.美国自由迁移式的转移模式

美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始于19世纪20年代，止于20世纪7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