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顾炎武的《日知录》有感

读顾炎武的《日知录》有感

近日闲着无事，粗读了顾炎武的《日知录》，读后心灵为之一震、感慨良多。《日知录》是被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家”之一的顾炎武的代表作品，对后世影响很大。他对此书的价值很是自信，说“比乃刻《日知录》二本，虽未敢必其垂后，而近代二百年来未有此书，则确乎可信也”（《亭林佚文辑补·与人札》）。《日知录》内容丰富，贯古通今，三十二卷本《日知录》有条目1019条（不包括黄侃《校记》增加的2条），长短不拘，最长者《苏淞二府田赋之重》有5000多字；最短者《召杀》仅有9字。关于写作此书的目的，顾炎武本人说得很明白，他说：“别著《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这说明，《日知录》是寄托作者经世思想的一部书，内容大体分为三类：经术、治道、博闻，而核心则是“治道”。顾炎武提出社会风气的好坏决定社会兴衰的观点，他认为“风俗衰”是乱之源，并列举大量事例，说明奢靡浮华的社会风气，是导致国家衰亡的重要原因。除正面倡导培养人心风俗、加强礼治，他还强调法制，主张严惩败坏世风的贪官奸臣，说：“法不立，诛不必，而欲为吏者之勿贪，不可得也。”顾炎武主张建立限制君主“独治”的政治体制，主张“众治”，认为“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而利繁（政治不清明）矣，众治之而刑措（政治清明）矣”○1。并进而提出各级地方官分权的见解。此外，顾炎武提出的工农商并重、发展工商，也在客观上反映了城乡工商业者的利益和愿望。但是，顾炎武也有他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他的思想中有比较浓厚的封建正统意识和狭隘的民族观念，他提出的“寓封建于郡县之中”的改革方案也带有不少宗法色彩。这些在《日知录》中都有所反映。

基于本人的爱好以及知识的局限性，我将着重理解下《日知录》中顾炎武“分权众治”的政治思想。

首先，从顾炎武对中央统治者方面的分析来说明君主个人“独治”的危害性。他认为，中国幅员辽阔，政事万端，而君主集一切大权于一身，那是无法治理国家的。“后世有不善治者出焉，尽天下一切之权，而收之在上，而万几千之广，固非一人所能操也。”○2在他看来，君主专制制度是不合理的，他通过对周代班爵禄制度的阐发，说明君主本来并没有个人独裁的权力。“班爵之意，天子与公侯伯子男一也，而非绝世之贵。、、、、、、是故知天子一位之义，则不敢肆于民上以自尊，知禄以代耕之义，则不敢厚取于民以自奉。”○3在这里，顾炎武主要是为了说明天子和公侯伯子男并没有什么差别，但远

非是天子与臣民平等的思想。但是它从理论上否定了君主的绝对权力，这是我们应该肯定的。在顾炎武看来，君主专制制度的一个突出弊端就是过度的集权，剥夺了郡县守令的权力，“是故天下之尤急者，守令亲民之官，而今日之尤无权者，莫过于守令。守令无权，而民之疾苦不闻于上，安望其致太平而延国合命乎？”“夫辟官、莅政、理财、治军，郡县之四权也，而令皆不得专之，、、、、、、是以言莅事，而事权不在郡县，言兴利而利权不在郡县，言治兵而兵不在郡县，尚可复论其富国裕民之道也哉？”○4可见君主个人独裁的危害多么大，它是人民困苦、国家贫穷的根源。

其次，从顾炎武对地方郡县方面的分析来说明君主个人“独治”的危害性。他说：“方今郡县之敝已极，而无圣人出焉，尚一一仍其故事，此民生之所以日贫，中国之所以日弱，而益趋于乱也。何则？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古之圣人以公心待天下之人，胙之土而分之国。今之君人者，尽四海之内为我郡县犹不足也，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科条文簿日多一日，而又设之监司，设之督抚，以为如此，守令不得以残害其民矣。不知有司之官，凛凛焉救过之不给，以得代为幸，而无肯为其民兴一日之利者，民焉得而不穷？国焉得而不弱？率此不变，虽千百年，而吾知其与乱同事，日甚一日者矣。”○5很明显，顾炎武所说“郡县之失，其专在上”，其批判的锋芒是指向君主专制的。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顾炎武认为君主专制的弊端在当时已经发展到了不得不进行改革的地步。确实，如果中央的权集中得太多了，地方上下放下来的权太少了，那么作为君主一人他怎能应付得过来？那么如何解决这个弊端呢？顾炎武提出了“众治”的主张。他说：“人君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之而刑繁矣，众治之而刑措矣。”○6这里的“众”是指各级地方官吏，“众治”是分级管理的意思。那么如何实现“众治”呢？那就要将“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7，并“寓封建于郡县之中”○8。这其实是一种“分权”的主张。这具体体现了顾炎武的分权构想：“以天下之大权，寄天下之人，而权仍归于天子。自父卿大夫至于百里之宰，一命之官，莫不分天子之权，以各治其事，而天子之权乃益尊。”○9而“寓封建于郡县之中”却是顾炎武借旧瓶装新酒，以实现权力再分配的独特构思。他认为“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10。他主张将两者结合起来，将郡县制吸收封建制权力下移的特点，增加其独立自主性，这是一种要求提高地方自治权的思想倾向，从本质上说，它与君主集权专制是相对立的。但在这里，我们必须要明白一点：顾炎武“分权众治”的前提是“权仍归于天子”“天子之权乃益尊”，即是在尊重君权，承认天子掌权的前提下“分治”的。而这种“分治”并不是把权下放到广大人民（从本质上说人民依然没有民主的权利），而是把权下放到由公卿到县令的各级官吏。这很明显，他的意思是把权力以县为单位下放到地方上的地主豪绅及其代言人的手里去，用这些人的“人制”去代替中央集权的“法制”，用“小官多者其世盛”去代替“大官

多者其世衰”。说得偏激一点，顾炎武显然是在替地方上豪绅地主做争权夺利的呼号。在主观意图上，顾炎武期以“分权众治”来克服君主政体的弊病，但实际效果上则进一步强化了君主的权力。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明白。

但不管如何，我们后人在评价他的时候，必须要清楚：他是那个时代的人，而不是这个时代的人。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和阶级的局限性，他所提出的政治主张也必定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尽管他多次强调地方分权，但是他的“分权”实际上是地方割据。这明显暴露了在他的政治思想中“死的拖住了活的”。同时，这也体现了顾炎武的个人主观倾向性，他重地方轻中央。所有的这些，都局限于他的历史性和阶级性。以致于他找不到真正能代替封建专制制度的方案，当社会物质条件还没有发展到可以提供一条解决矛盾的可行出路时，顾炎武不可能从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发明出来，因此他只好退而“且求小补”，提高地方权力，在复古主义的各种乌托邦中寄托自己的遐想。这只是一座没有根基的“空中楼阁”，顾炎武“分权众治”的政治主张随着满清政府大力加强君主中央集权而彻底破解。

我们都知道，凡是存在的并非都是合理的，但是一个事物的存在必定有着它存在的价值，而这个“价值”很大程度上就表现在它的现实意义上。同样，顾炎武“分权众治”政治主张的提出也有着它特殊的现实意义。首先，它的提出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一个政局不稳、社会动荡的时代，必定会有许多仁人志士站出来，走在人民的前面，正所谓“乱世出英雄”，而当时，学术和思想界比较活跃的知识分子顾炎武更是义不容辞，深刻地反思和批判了君主中央集权制度，提出了“分权众治”的政治主张。他否定了君主的绝对权力，在当时那个君权至上的朝代，能够直接向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挑战，这是一个突破，更是一种进步，让人们隐约看到了一丝“民主”的色彩。其次，顾炎武一再主张地方分权，尽管这被我们认为带有地方割据的思想，但是我们更应当要考虑到他的历史和阶级局限性。在当时那个社会动荡、民主和平等观念还找不着边的时代，清代思想家们并没有也不可能冲破层层的封建网络。顾炎武虽然深感封建制度的腐朽、没落，但出路何在？社会将转变到哪里去？他在自己的时代和从自己的立场上对当代现实问题作了极其严肃认真的思索，揭露了封建君主制度的罪恶，批判了君主的专制统治。尽管他“分权众治”的政治主张没有也不可能实现，但是他的思想是进步的（至少在当时来说），它发展了中国进步思想的传统，也丰富了我国思想历史的宝库。这点是值得我们后人自豪和借鉴的。同时，在我们现代化建设的今天，尤其是在我们倡导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更应该吸取顾炎武“分权众治”政治思想的经验和教训，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为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