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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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研究
摘要:本文结合内外因关系的观点,通过一些史实系统的论述了陈独秀“二次革命论”产生的过程及其成因,并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此方面研究成果进行分析,试图从另一些角度对“二次革命论”的产生及发展做一个粗浅的再探讨。
关键词:二次革命论;思想;再认识
一.二次革命论的提出、发展
在党史研究里,陈独秀与“二次革命论”这一主题素来是个研究热点,陈独秀是我们较为熟知的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的先驱以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行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二次革命论”的概念还不为大多数人所知晓,“二次革命论”是指在民主革命胜利后,建立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经过一段时期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等各种条件成熟后,再来进行一次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又称“万里长城论”。
其主要观点是认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隔着一道“万里长城”,民主革命只能由资产阶级领导,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反对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和建立工农民主专政,要求无产阶级避免用“过分激烈的行动”吓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应有一个长久的停顿,反对立即向社会主义转变。
这一理论实际上是源于修正主义者对马克思恩格斯“不断革命论”的片面理解所产生的。
学界中有的人认为陈独秀既是这种理论在中国的继承人。
大体上把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分为三个阶段。
1922年到1923年12月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的发表是“二次革命论”的萌芽时期。
陈独秀在接受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的会议精神的基础上,对中国当时的国情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并于1922年的6月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的文章。
他在文中明确的讲到:“中国这样的经济及政治状况,遂使中国的阶级争斗不得不分为两段路程:第一段是大的和小的资产阶级对于封建军阀之民主主义的争斗,第二阶段是新起的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之社会主义的争斗。
”据此学界认为中国的“二次革命论”思想是由陈独秀最早提出的。
在1923年
“二七大罢工”的影响下,陈独秀分别于当年4月及12月发表了题为《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的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正式使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观点浮出水面。
1924年1月到1926年9月《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一文的发表,是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形成发展时期。
这一时期陈独秀经历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阶级等势力对革命的猖狂反击,思想认识上发生了一些变化,提出了革命领导权的问题。
认为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实际上将革命的领导权让给了国民党,他的“二次革命论”最终的确立和发展。
1926年到1929年是陈独秀“二次革命论”走向被批判时期。
由于他实际上否定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导致了右倾投降主义。
共产国际执委会在第七次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了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
这一结论实质上给陈独秀的观点加以否定,由此“二次革命论”随着陈独秀在领导中国革命中持续犯下右倾错误下走向了被批判的下场。
二.关于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成因探析
进一步研究相关方面的史料,我认为陈独秀二次革命论能够在当时的环境下提出并得以推行,不能简单的加以分析,必须结合当时的历史方面的原因,进行探究。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与中国革命密切相关的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前途的观点。
不可否认,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早期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对中国革命的帮助和指导,对于尚处于萌芽时期的中国革命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我们现在仔细分析一下当时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就不难发现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前途分析判断和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之间存在着很重要的关联关系。
当时共产国际对中国社会革命的各阶级的分析以及中国革命前途的分析首先出现了失误。
共产国际认为中国工人运动还很“年轻”,“工人运动尚不强大”,“而工人阶级又尚未完全形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
至于中国农民,“他们虽然很穷,但差不多都有少量土地”,“象过去俄国农民中和现在印度农民中所发生的阶级斗争,在中国农民中是不存在的,也没有
听说过象印度和朝鲜人民必须交付的那种高额租税。
所以,农民群众对于革命完全漠不关心,并且尚未表现出政治上的重要性”。
【1】其次在中国革命前途的认识上,共产国际认为“无论是实现社会主义的间题,还是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问题,在中国都没有提上日程。
遗憾的是,在中国甚至连全国统一和建立全国统一的共和国问题,都还没有提上历史的日程”【2】。
共产国际的代表越飞甚至和孙中山发表联合宣言,完全赞成孙中山提出的社会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观点。
从而否认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实际上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观点鸣锣开道。
中国共产党不断接收到共产国际的这些指示和错误观点,并且被强迫执行,作为党的主要负责人,陈独秀自然不能不受其影响。
其次,让我们分析一下当时中国的具体情况。
(一)各种救国理论缤纷繁杂
当时的中国思想界,除了马克思主义之外,还有封建专制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当然还有包括资产阶级革命的三民主义,这些理论在除了封建专制主义之外,都具有对社会进行改良的愿望,因此都具有一定的社会进步意义,而且在当时的中国,由于工人阶级发育尚不成熟,马克思主义没有完全占据思想界的领导地位,对其他的各种思想没有形成彻底批判的影响,因此各种社会改良思想对陈独秀的认识产生一定的影响,根据史料的记载,对陈独秀影响最深的就是基尔特社会主义理论和三民主义理论。
基尔特社会主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主张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因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发育不健全,产业工人队伍不成熟,因此中国发展的首先是完善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形成完整的产业工人队伍。
基尔特社会主义当时的代言者是梁启超和孙东荪,他们认为当时的中国除了少数的交通码头以及工业发达地区存在少量工人阶级之外,其他地方的工人简直就没有,并且这仅存少数的工人阶级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生有效的工人意识,当他们的阶级意识没有完全被发掘出来之前,不可能形成强有力的阶级力量,因此当时的中国只有通过开发实业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法才能实现国民素质的迅速增强,这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因此基尔特社会主义认为只有提倡并发展资本主义才能实现社会主义。
注释【1】【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第161、159页
(二)中国当时的情况以及工人阶级的特殊情况
对于当时情况下的中国现状以及工人阶级的特殊情况,当时的中国工人阶级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却是都很幼稚,在革命中的作用很微弱,中国农民虽然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但农民居住散漫不易集中,文化程度低而且趋于保守,很难被组织起来参加革命。
当时中国的资产阶级虽然也很幼稚,但力量较农民而言易于集中,比较工人而言力量也来得雄厚。
而且当时中国经济以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资本主义经济十分薄弱,到1920年不及日本的百分之六十,不及美国的百分之五,中国工人数量只有二百万左右,不及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五,力量的确薄弱,情况特殊。
(三)中国共产党马列主义水平不高,革命经验不足
中国共产党虽然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短短两年之内就成立了,但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严重不足,而且党成立后立刻投入到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中去了,没有坐下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因此马克思主义是否符合中国国际没有弄清楚,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普遍比较低,党的一大党纲中,只是确定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但如何实现这个目标以及领导权问题和同盟军问题都没有确定下来,更谈不上制定相关正确的方针路线。
二大通过的宣言中是这样说的,我们无产阶级有我们自己的阶级利益,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无产阶级不过得到一些自由和权利,但还不是完全解放,民主革命成功以后,幼稚的资产阶级会迅速发展,与无产阶级处于对抗状态,因此无产阶级便须对付资产阶级,实行与贫困农民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
党的三大认为中国的工人阶级不够强大,自然不能发生一个强大的共产党,一个大群众的党,中国现在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党,很难造就一个比国民党更强大更革命的党,这些都是当时的实际情况。
三、关于二次革命论的重新认识
笔者认为任何一种观点的产生都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二次革命论也不例外,现在有很多观点认为大革命的失败归根是由陈独秀的以二次革命论为理论基础的右倾投降主义所导致,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并不尽然,把所有的责任推给陈独秀一人承担有失偏颇。
根据相关史料记载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和中共关系十分密切,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可以用中间差,两头好来形容。
过去有些人认为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国第一次大革命的指导没有错误,只是由于陈独秀和彭述之等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且他们之所以犯错误是因为违反了共产国际的指示。
但历史事实并非如此,共产国际是当时各国共产党的总部,它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严格执行共产国际的一切路线方针和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所犯的错误,共产国际是应该负主要责任的。
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错误认识集中在首先,过高估计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力量,对无产阶级和中共的作用认识不足。
只讲联合,不讲斗争,极力扶持国民党右派掌握第一次大革命的领导权,是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一贯的指导思想,认为国民党是执政党,把共产党摆在在野党的地位。
其次,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是消灭封建所有制,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在这方面,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原则上时赞成开展土地革命的,并为此作出过多次指示。
但是,在实行土地革命的方法上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是企图通过国民政府来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他们既想开展土地革命,又要维护统一战线,并把后者摆到了首位,从而使土地革命成为一句空话。
最后,在军事问题上,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过高的估计了国民党军队的作用,忽视由共产党人掌握军队的领导权和建立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军队的重要性。
历史事实充分说明,在中国革命的几个重大问题上,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均有错误,虽然陈独秀有时拒绝执行共产国际的某些指示,但其最终跳不出其囿于的圈子。
最后,笔者认为,关于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虽然在现在看来,其认为中国革命两步走,大革命初期过度依赖国共合作并且对国民党认识不清国民党对共产党举起屠刀最终导致大革命失败,但其对中国革命当时的情况分析以及中国工人阶级当时的情况分析却是属实,站在现在的角度看待二次革命论却是有不妥之处,但在当时革命前途极端不明朗的情况下,二次革命路确实代表着早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认识,而认识也是在不断发展中不断进步的,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不能静止的看待问题,任何实践的成功最终都需要经验的积累和代价的付出,因此,笔者认为二次革命论是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由于斗争经验严重不足以及共产国际对中国情况的不了解而做的盲目
干预这两方面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产生和形成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不能将其笼统的归于一个人的责任,这不符合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对于事件的研判标准,作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我们需要辩证的看待二次革命论,树立正确的唯物历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