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生命意识淡薄原因的探讨

大学生生命意识淡薄原因的探讨

大学生生命意识淡薄的现象日趋严峻，笔者认为这是当今工具理性张扬和价值理性衰微的表现。推崇工具理性的西方资产阶级创造了超过过去一切时代的生产力，然而人类并没有得到幸福和快乐，反而价值理性不断萎缩，陷入了自我实现与物化两难的困境。中国没有成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经验，只能从西方借鉴，这使得西方价值理性的衰微问题开始在中国呈现，大学生们陷入了生命的困顿与迷惘，实现价值理性回归已经成为时代的呼唤。

标签：漠视生命；工具理性；价值理性

一、问题提出

当前大学生漠视生命的现象屡现于各类媒体，如云南大学马加爵案、张超杀人分尸案；清华大学刘海洋的“伤熊事件”；复旦大学张亮“虐猫事件”；河南大学李征杀人案；西安音乐学院“药家鑫案”等。除此之外，据2007年《北京高校大学生自杀率问题研究报告》指出，从1997年到2005年，北京大学生自杀率平均为每年每10万人2.59人，虽低于全国自杀率，但社会影响极大。

再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08年发布的一项数据表明，我国15—34岁的人群中，自杀作为死亡原因的占18.9%。同年教育部直属高校就发生63宗大学生自杀事件，2009年大学生自杀趋势有增无减，仅上半年，北京就有14名大学生自杀。一个个血淋淋的惨剧，一个个真实的数据，让人们不得不质疑，现在的大学生怎么了，为什么在他们眼中生命如草芥一般，生命如儿戏一般，又是什么让天之骄子们丧失了起码的道德水准和对法律的敬畏，在这些现象的背后究竟充斥着什么？究竟隐藏着什么？

二、工具理性的张扬与价值理性的衰微

笔者认为在此现象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工具理性的张扬与价值理性的衰微。”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区分上做出最重要的贡献的是德国最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和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的著名代表霍克海默。韦伯在其著名的《经济与社会》中界定了社会行为的概念与内涵，对社会行为中的目的合乎理性和价值合乎理性的情况进行了区分。后来霍克海默明确区分了两种类型的理性：技术理性（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批判理性）。工具理性（技术理性）：旨在于对世界的征服、控制与改造，服务于力量的要求，允许无限的可能性。价值理性（批判理性）：是人对于价值问题的理性思考，“是人类对价值和价值追求的自觉意识，是在理性认知的基础上对价值及其价值追求的自觉理解和把握”，是“人类所独有的用以调节和控制人的欲望和行为的一种精神力量”。

随着工业革命的展开和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功利性的工具理性日益彰显，理性与技术成为推动西方社会发展的两个根本力量。“西方文明受到了古希腊社会创造的理性思维之新力量与新技术的巨大恩惠”[1]47。推崇理性精神的“资

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227。可以说西方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过程，正是工具理性展现和张扬的过程，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的，西方现代化的进程就是理性化的过程，是理性在各个领域的展开，如“理性化的经济生活、理性化的技术、理性化的科学研究、理性化的军事训练，理性化的法律和行政机关”[3]15。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的理性化使资本主义生产力、科学技术、财富和人的智能等都得到了高速发展，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使资本主义成为了人类历史发展中最辉煌的时代，使西方成为了近代世界发展的中心。

虽然工具理性确实给人类带来了无限的可能性，但它的张扬并不必然地带给人类祥和、幸福和快乐，恰恰相反，根据马克斯·韦伯的观点，近现代人类理性观念所经历的是一个工具理性（技术理性）不断扩张、价值理性不断萎缩的演变过程，人已经不再深思自己的存在或者找不到存在的根源和意义，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者。

工具理性无形地牵制着人类社会活动的走向——追求最大物化效益，最多物质占有和物欲享受。只关心以有效的方式计算投入和产出，以最佳的途径获取最好的收益，它的行动标准是效率，而不必探究也无需关心其行动的终极价值，使人类越来越沉迷于物的世界和物的消费，导致利益尺度的主宰、人情淡漠和社会诚信的缺失，迷失了社会的道德纬度和情感纬度；在人的生存维度上，缺乏价值追求，迷失生活意义，产生精神困惑和信仰危机。

正如汤林森在《文化帝国主义》中所写：“所有的现代社会，都根据一个特定的而狭隘的理性观（也就是韦伯所说的‘工具理性’）在运作，这样的理性盘踞了社会主要机构的核心。”在某些西方学者看来，“理性的历史任务就是解放人类……迄今为止的政治与历史记录显示，其结果是惨不忍睹的失败状况……现代社会距离理性的允诺园地相去甚远。”[4]274也正如康德所言：苏格拉底“知识就是美德”的口号早已埋下了理性独断的种子，苏格拉底把知识（理性）看作人生的最高目的和道德行为的最高准则，而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的宣言则宣告人可以借助理性自立于自然，控制和改造自然，面对的却是价值追求的失落和精神世界的危机，带来的是价值理性的衰微。

三、价值理性危机在中国的呈现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也开始了政治、经济、文化的社会转型，这是中国崛起的一种必然选择。中国要实现小康社会，要实现共同富裕，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要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然要走工业化的道路。但工业化也必然会招致工具理性的生成和流行。因此，当代中国的崛起与发展与全球性价值理性迷失的相遇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现状。具体而言，当代中国价值理性缺失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下，出现了拜金主义、物本主义和消费享乐主义理念，传统的政治意识和道德意识开始瓦解。当下“富裕即享乐”成为许多中国人的首要考虑；社会对人的评价标准就是以堂而皇之的“成就”作为代理的物质标

准，拜金主义、物本主义已经渗透到人们的心里。同时，按照马斯洛关于人的需求层次理论的分析，人的确有更深层次的真实需要即自我实现的需要。但是商品化的消费模式的盛行与媒体广告的推波助澜，使个体对个人自主性、自我界定、真实的生活和个人完善的需要，都变成了占有和消费市场所提供产品的需要。特别是媒体不断向公众呈现的“每一个人所渴望的”生活方式，使自我认同和自我实现成为对市场标准的效仿，这就会完全背离自我实现的初衷。英国当代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把其称为个人化相对于商品化的经验与困境。致使国人飘摇于物质和金钱的欲海中，从而加重了精神的危机、人性的迷失和人生意义的失落。众所周知，人类对发展的追求是为了更好满足人类真实的生命需要，而不是无限扩张各种虚幻的消费艺术。在当代中国，消费领域出现的所谓“炫耀性消费”、“挥霍性消费”、“陋俗性消费”、“庸俗性消费”等已经充分说明了价值理性在当代中国的缺失。其次，随着物质利益最大化原则的深入，个人主义、见利忘义、“一切向钱看”的理念已经开始笼罩着整个社会，社会主义道德开始沦丧。当今社会，理想信念、崇高道德、美好情操、高雅文化已经很难得到认同，审美情趣发生了显著变化，快乐原则取代道德原则，感性享乐、低级趣味、浮光掠影和标新立异的现象比比皆是，令人无可逃避。传统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亲密关系已经让位于交易过程中的纯粹关系，交往的自由原则常常为利益原则所取代。我们常常可以体味到世态的炎凉——人们表现出来的对他人生命的漠视、冷漠，见危不救、见死不救的人有之，为金钱、私欲伤害生命的人有之。究其根源是价值理性在当代的失落，工具理性思维侵占了理性的全部，占据了人的价值和道德领域。一个社会若缺乏价值理性的规范性引导，必然会陷入居无定所的状态，人的精神家园与终极关怀等形而上的超越性意义无法满足，人们的信仰会普遍出现迷惘与困惑。

再次，由于工具理性的蔓延、“物”的唯一标准的渗透，“活着为什么？”成为当代人的最大困惑。物质功利和冷漠的工具理性消解了作为人情感的高尚和神圣性，使人堕入迷茫之中。于是，使得人的整体意义支离破碎，感性泛滥、精神空虚、信仰危机得以呈现，失去了作为人应当具有的崇高情操或精神信念。因此，“没钱没意思，有钱没意思；不恋爱没意思，恋爱也没意思；活着没意思，死了也没意思”，人类陷入精神空虚之中，出现了“耻言理想、嘲弄信仰、蔑视道德、躲避崇高、拒斥传统、不要规则、怎么都行”[5]55的信念危机。

由此可见，在当代中国由于社会转型的复杂，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弊端的双重影响，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健全，加之我们又很难找到一种成功的社会主义经验，于是只能从西方借鉴，这便为西方价值理性衰微的问题在中国的呈现提供了契机。在这种状况下，人们在价值观上发生了相当激烈的矛盾冲突，一部分人的主导价值观失范，社会主义道德滑坡，个人利己主义、拜金主义抬头，精神文明建设受到了严峻挑战。因此，中国社会转型中确实出现了价值理性衰微。

社会上诸如此类的现象猛烈地冲击着大学生的心灵，而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关键时期的他们在面对学业、就业、情感、家庭贫困和人际关系等诸多人生事务的处理时，也承担着前所未有的压力，极易受外界影响产生悲观情绪，变得脆弱而无助，感到迷茫、失落、痛苦、心理混乱，他们开始对生存的意义和生命价值产生怀疑，甚至在这种冲击中迷失了方向，拥有的只是生命感知的日渐麻木，生命情感的日益僵化和干涸，生命意志的日益消沉和生命价值的失落。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