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海派文学”的都市精神与市民意识

略论“海派文学”的都市精神与市民意识严格讲，海派文学并不是一种界定明确的文学流派，而主要是作为一种租界文学和洋场文学的混合的文学现象，以其特定的地域文化为依托宣泄着它的独立另类与标新立异。有学者也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海派文学有两种传统:一是以繁华与糜烂同体的文化模式描述出极为复杂的都市文化的现代性图像即突出现代性的传统，如新感觉派；一是以左冀文化立场揭示出都市文化的分野及其人道主义的批评，即突出批判性的传统。30年代的新感觉派与左翼文化把这两个传统推向顶峰。到40年代，在张爱玲的艺术世界里，这两个传统融合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审美范畴。”［1］但是，这几种说法都有着偏颇之处：在时间的延续上，只关注了1949年之前的前海派文学，而对20世纪80年代后出现的海派文学视而不见。因此，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海派文学应该是指“以上海都市文化意识为内核的，以渲染上海风貌、塑造上海灵魂等为己任的作家作品。”［2］海派文学的沿袭流传并非延续性的：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一度消亡于新中国成立后，20世纪80年代再度振兴。在此，本文着重论述20世纪30、40年代的海派文学所显现出的现代意识与文化自觉。

商业化氛围中的都市精神自觉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浪潮的冲击以及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出现了一系列异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突变。在都市商业化氛围中，现代意义上的海派文学产生了。无论是以张资

平、叶灵凤为代表的“性爱小说作家群”小说，还是以刘呐鸥、穆时英为代表的新感觉派小说，还是4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以张爱玲、苏青为代表的“十里洋场”娱情小说，它们所表现出来的商业化共同特征不能不引起普遍的关注。

商业化的文化市场背景、日益健全的稿酬制度保障、著作权法律保护的实现、现代媒介的大力推动，为作家进行商业化文学创作奠定了物质与制度基础。由此大多数作家认识到经济属性对人的合理意义与社会价值，确立了“以文讨生”的商品意识。苏青就曾感叹:“我很羡慕一般的能够为民族国家革命或文化或艺术而写作的人,近年来,我是常常为着生活而写作的。”［3］

文学生产方式的变更与进步，为海派文学的创新与自觉提供了契机。发达的报刊出版业促使文学生产方式革新，“……杂志和报纸与大众的结合带来了政治化和商业化这种文学生产的新的变化。在这里,文学似乎不可避免地与‘五四’文学断裂,转变成为大规模的意识形态与商品生产,并且成为一种独立运作的力量。”［4］海派作家放弃对重大政治事件的记叙，转而以“饮食男女”、“时尚潮流”为基点，着力描述与都市生活相契合的世俗化主题与民间意识形态，现代笔法印迹着厚重的都市物质文明质感，成功地吸引了大众眼球。“红的街，绿的街，蓝的街，紫的街……强烈的色调化装着的都市啊！霓虹灯跳跃着——五色的光潮，变化着的光潮，没有色的光潮——泛滥着光潮的天空，天空中有了酒，有了烟，有了高跟儿鞋，也有了钟……”［5］p254穆时英的《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中

以绚丽多彩的笔调描绘出都市五光十色的奇异风景，也描绘着都市男女虚荣与欲望的“都市情结”。同时，海派作家从自身体验出发，作品在较深的心理层次上渗透着都市物质文明对人们造成的心理

阴影与病态遗留：孤独，寂寞，压抑，怅惘，自我精神折磨以及理想覆灭后的心理滑落，透析出都市人严重的精神危机与话语失落，从而引起大众对海派文学的心理认同感，读者的接受意识呈现出容易化倾向。“一回儿这四个人全不笑了。四面还有些咽住了的，低低的笑声，没多久也没啦。深夜在森林里，没一点火，没一个人，想找些东西来倚靠，那么的又害怕又寂寞的心情侵袭着他们，小铜钹呛的一声儿……”［5］p261穆时英笔下五个都市男女虽然身处热闹繁华的夜总会中，但是每个人心里都是寂寞、孤独的，以狂笑来掩饰着内心的无奈与悲哀。

文学创作的商品化倾向促使海派作家在一定程度上作出迎合大众口味的让步，以至于有些文学作品粗制滥造、品位低下，带有一定的商业性炒作倾向。但是，“作为生活在上海文化商业体制内的职业作家,海派作家在遵循商品规律的同时,也在极力地维护着作

家独特的创作个性。海派作家内心深处有着一种传统与现代交织的复杂矛盾,他们对现实有着一种现代知识分子的焦虑,但他们又深

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因此他们在新与旧、雅与俗、‘文’与‘商’之间挣扎,这种矛盾的心态使得海派文学更有一种与传统文学不同的人生体验。”［6］因此，尽管海派文学存在着一些过度商业化的消极方面问题，但其商业化氛围中的都市文化精神自觉的积极影响

还是占主要方面的。

大众化气息中的市民意识自觉

海派文人注重对在上海这一繁华与梦幻的大都市中艰难生存着的普通市民日常生活与精神特质的摹写，并自觉地将女性主体意识提升到文学高度。日常生活意识、俗人意识、女性主体意识的充分描摹宣示着大众化气息强烈的新市民意识的觉醒。

（一）日常生活意识

日常生活意识是海派文学着力摹写的上海都市新市民自我意识觉醒的的精神主题之一。张爱玲、予且、苏青等作家以其小市民的叙事文学高调地昭示着海派文学对那些与时代、历史、民族、国家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的摒弃，对政治意识形态的疏离，“不同程度地开始对都市市民实用的、经济的、自利的日常生活意识和人的世俗性质有所体认，而疏离、反感甚至专事消解知识分子所一向强调的社会理想和精神价值的神圣传统，”［7］

张爱玲执着于以日常生活的世俗、平实与世态人情的实用、势利来消解传统文化的神圣光环与崇高价值。她认为人性“去掉了一切的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人类的文明努力要想跳出单纯的兽性生活的圈子，几千年来的努力竟是枉费精神么？事实是如此。”［8］p169

最能体现张爱玲消解神圣的部分无疑是对爱情童话的无情消解。《红玫瑰与白玫瑰》中振保与王娇蕊轰轰烈烈的爱情却抵不过对传统伦理的恐惧与对保守道德的遵循，本该美好的纯真爱情最终

以振保的退缩与背叛宣告终结。对世俗利益的妥协使振保选择安稳的结婚生子，生活步入循规蹈矩的轨道。这种结局其实从开头我们就可以预先获知，小说开篇写道：“振保的生命里有两个女人，他说一个是他的白玫瑰，一个是他的红玫瑰。一个是圣洁的妻，一个是热烈的情妇。”［9］振保作为张爱玲“城市俗人群”的一员，“具有较多的人性，讲求实效和世俗的算计，能够为了自己的利益或性的目的而奋斗”。［10］《倾城之恋》以两个自私的人之间的利益算计消解着爱情的神圣性与纯洁性，使人们心目中美好爱情的光晕荡然无存。“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11］p222白流苏一定要范柳原娶她，以期获得“经济上的安全”；而范柳原对白流苏却只是”上等的调情”，准备着随时脱卸责任，并不打算真的娶她。两人各怀鬼胎，以实现自己世俗利益的最大化为目的进行着爱情算计。“两方面都是精刮的人，算盘打得太仔细了”［11］p223张爱玲尽力地为身陷乱世的都市男女寻找个体生存状态的平衡点，但这种努力似乎并没有取得成功，在人性的荒原中，只留下孤独寂寞的苍凉手势。

（二）俗人意识

“世上有用的人往往是俗人”［8］p201张爱玲这一经典论述清楚明白的展现了海派文学对俗人意识的重视与偏爱。海派文人重写历史人物、颠覆英雄圣贤，消解批判了传统文化所标榜的理想价值与神圣光环。

施蛰存的《鸠摩罗什》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学术支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