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看福柯的权力话语的解释力

王瑞生
（赤峰学院外国语学院，内蒙古赤峰 024000）
摘要：米歇尔·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指出，哪里有话语，哪里就有权力，权力是话语运作无处不在的支配力量。

作为话语的一种表现形式，任何一种翻译无不受到各种权力因素的影响。

从东汉至唐宋时期佛经翻译过程中翻译赞助人的隐性权力和翻译者的显性权力对佛经翻译的操控可以看出，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对中国的佛经翻译同样具有一定的解释力。

关键词：佛经，翻译，权力话语，解释力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2）12-0167-03
一、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是当代著名的法国后结构主义哲学家和思想家。

受马克思主义、现象学、结构主义以及尼采关于真理、知识和权力关系观念的影响，福柯在对文学和哲学领域、政治经济领域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权力话语理论。

二、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和翻译的关系
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一经提出，即在西方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正如徐贲在他的《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地》中所讲的那样：“由于他的著作的跨学科性质，每一种学术性学科……都能从他那里得到某种启发。

”[2]
权力话语理论使当代文艺理论走出了纯理论的思辨，走向更大的文化语境和文艺活动实践中去。

作为人文科学的一个重要部分，翻译也是权力话语制约作用下的产物。

任何翻译活动都是被一定的具体的社会环境、历史条件和话语实践所规定。

在大的人文社会环境下，翻译已不是中性的、远离政治及意识形态斗争和利益冲突的行为，相反，它成了这类冲突的场所。

正如王东风教授所说：“特定社会的政治文化往往会对翻译过程发生一定的制约作用，但在不同的社会和不同的时代，这种制约所表现出来的强度会有很大的不同。

一般说来，一个社会中的政治形势越敏感，涉及政治的翻译所受到的压力就会越大。

这种制约既有来自政府的出版检查方面的，也有发自译者个人的政治意识的。

”[3]
三、中国东汉至唐宋佛经翻译的背景
季羡林先生曾经指出：“中华文化这一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却从未枯竭。

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数大大小小是颇多的，最大的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

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

中华文化之所以能长葆青春，万应灵药就是翻译。

翻译之为用大矣哉!”[5]季老先生所说的“从印度来的水”就是指东汉至唐宋时期的佛经翻译。

究其根源，中国的佛经翻译是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发生的。

在西汉末年与东汉初年，随着中国封建制度的发展，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灾害连年发生，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挣扎在极苦世界的农民大众渴望从宗教中寻找精神慰藉，冀求神明能救芸芸众生于苦海深渊；另一方面，地主豪强、皇族宦吏等统治阶层希望通过宗教的力量，来巩固和加强自己的统治，并冀求万能的神明保佑自己长命百岁。

这些都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合适的土壤。

在翻译佛经的历程中，为了能使中国臣民接受佛教这一异域文化，翻译家们将佛教文化与儒、道、玄学交织融合，利用佛教所宣扬人生极苦、因果报应、要人厌世、要人忍辱超度以求死后进入“极乐世界”等教义，来迎合当时统治阶级和劳苦大众企盼宗教的心态，迎合“天人合一”、“富贵有命”、“听天由命”等普遍接受的儒教、道教的思想传统，将其根植于中国民族文化的土壤，并逐步使之本土化。

自公元148年西域高僧安世高于洛阳开佛经汉译之先起，通过大规模的翻译，佛教稳步进入华夏大地。

在长达七八百年的历史长河中，佛经翻译高潮迭起，经久不衰，于唐宋时期达到顶峰。

在这样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在古代中国受到广泛的欢迎，佛经的翻译也受到中国古代封建帝王们的高度重视。

四、用权力话语理论解读佛经的翻译行为
在近千年的佛经翻译活动中，中国封建王朝的统治者们将佛经翻译置于自己文化主体意识的统摄下，从暗处对佛经翻译进行操控，利用佛教的教义麻痹臣民，巩固自己的封建君王的统治地位；而佛经翻译者们，利用自己的翻译职务之便，对佛经译文进行直接操控，为了达到将异域的佛教传入中国之目的。

（一）翻译赞助人对佛经翻译行为的隐形操控
在佛教于汉代传入中国之前，中国的儒学和道家文化已经有了数百年的历史，且远远高于周围“蛮族”文化。

在这片拥有自己强势文化的国土上，佛教这一异族文化最终能够经受住中国本土的道教与佛学的围攻，逐渐在中国统治阶级和平民百姓中拥有了自己的信仰者，最终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思想文化的重要内容，这一切和当时中国的统治者——封建帝王们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在中国古代帝王中，不少人与佛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铺平了道路。

有记载的最早的信佛帝王是东汉第二位皇帝——汉明帝刘庄，据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汉纪三十七》（卷第四十五）记载：“初，帝闻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书及沙门以来。

其书大抵以虚无为宗，贵慈悲不杀；以为人死，精神不灭，随复受形；生时所行善恶，皆有报应，故所贵修练精神，以至为佛；善为宏阔胜大之言以劝诱愚俗。

精于其道者，号曰沙门。

于是中国始传其术，图其形像，而王公贵人，独楚王英最先好之。

”
[6]从上面文献记载看，刘庄是最早将佛教引入中国的皇帝，司马光的编著中说得很清楚，“于是中国始传其术”。

刘庄派人去天竺（今印度）取经的具体时间，史书上记载是其在位时的“永平八年”，即公元65年。

另据古正美教授研究发现，汉末的3位皇帝，即汉桓帝、汉灵帝和汉献帝“在统治期间皆见有大量的贵霜译经僧陆续进入中国当时的都城洛阳从事传译佛教经典的情形”[7]。

其中，安息国译经僧安世高在中国传译大乘经典事业前后共四十多年，经历了汉桓帝和汉灵帝二代汉末帝王统治中国的时期。

虽然在史料和文献上我们都不具有汉桓帝与安世高有来往的记录，“然而从汉桓帝发展佛教的政治的事实及安世高在洛阳系统传译大乘佛教经典的现象，我们不但可以怀疑汉末中国的译经活动皆由安世高一手策划而成，而且也可以怀疑安世高就是当时汉桓帝发展佛教政治的策划者或军师”[8]。

唐代是佛经翻译的鼎盛时期。

唐太宗在清除武装割据、平息地方骚乱时，曾经得到过僧人的帮助，在他即位后，便下诏在全国“交兵之处”建立司刹，并在大慈恩寺设译经院，请国内外名僧进行翻译经书、宣各州设官寺，祈愿国家安泰和人民安康。

武则天更令各州设大云寺。

唐中宗在继承其母武则天的帝位之时，便决定同时采用道教和佛教的政治治世法治国。

“唐中宗的这个政治理念，在其登位之后的第二个月便非常明朗化”[9]。

正是有了封建帝王的信奉和支持，原属异族的佛教文化才能被翻译成汉语，在古代中国得以传播。

可以说，中国第一次翻译高潮——佛经翻译是和封建帝王们的权力的行驶分不开的。

正如杨柳在他的《论原作之隐形》一文中所说，“赞助者是要利用翻译为他的政权服务，它对翻译活动的走向、翻译文学的兴衰、译者的地位乃至生命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0]。

（二）佛经翻译者对佛经翻译的直接操控
在中国古代，参与佛经翻译的大多是学识渊博、精通汉梵的经学大师，最著名的翻译家包括支谦、玄奘、道安、惠远、鸠摩罗什等，他们熟读孔孟黄老，熟稔中国传统文化。

他们按照统治阶层的旨意，利用自己的翻译者的权力操控译文，试图把儒家道教的本土意识形态融入浩瀚的佛经译本中。

其次，为了迎合中国封建统治阶层政治、法律、宗教、道德等实际需要，佛经翻译者们有时甚至不惜炮制“疑伪经”，即所谓的“非佛口授，而又妄称为经的”经书[12]。

例如，为了迎合儒家所倡导的“三纲五常”、“百善孝为先”等核心文化，佛经翻译者们“制作”了《父母恩重经》，企图证明佛家与儒家的基本道德规范是一致的，但是，他们炮制这些“疑伪经”
的真正目的是为了传教的需要。

再次，佛经翻译者们还经常改动梵文的原意，对佛经中的内容进行取舍调整。

例如，《华严经》在翻译“拥抱”、“接吻”等词语时，都不采用意译的方法，将其音译为“阿梨宜”、“阿众”。

在一些汉译佛经中，还增加了佛经原文没有的伦理说教，如《长阿含经·善生经》中的“父母所为，恭顺不逆”、“父母正令，不敢违背”，《六度集经》中的“君仁臣忠，父义子孝，夫信妇贞”都是译者加进去的，而流传最广的三国曹魏时译的《无量寿经》中也多有忠、孝、节、义、信等用语[13]。

总之，通过翻译赞助人和翻译者们的权力操控作用，佛经以改头换面之伪装形式传入了中国，和中国传统的儒学、道家文化融合在一起，最终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中国化的佛教进而成为自成体系的禅，进一步演进的禅“伴随着中国的主要意识形态儒道等衍变和发展，是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之所在”[14]。

在古代，产于异域“蛮族”的佛教文化为什么能渗透到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的“中央之国”，经受得住来自中国本土儒、道等强势文化的夹击，最终成长、壮大起来，这和当时封建君王以及佛经翻译者们的权力操控是分不开的，进而验证了福柯所说过的一句话：哪里有话语，哪里就有权力，权力是话语运作的无处不在的支配力量。

也就是说，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对中国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行为同样具有一定的解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