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读传家-白鹿原

“耕读传家”
---小说《白鹿原》的国民性讨论
及中西社会现象与国民性的关系
摘要：《白鹿原》是近代一部宏大的小说著作，其塑造出的每个人物都丰满而真实、深刻而辩证。

每一个人物都是当时纷繁复杂的社会背景下新与旧、善与恶相融合同时相斗争的产物。

本文将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以小说《白鹿原》为蓝本，以大家族的宗法体制为出发点，探讨在中国近代时期，作为该制度的最后维护者所表现出的国民性特点。

第二部分以对比的方式分析在家族制度和家庭观念的影响下，中国人的国民性与近年来的流行观点--“相对于西方社会，在中国社会中更易产生不文明行为”的关系。

关键词：国民性《白鹿原》大家族宗法制家庭规则与社会契约比较
提到近代中国人的国民性特点，往往容易想到诸如：看客心态、麻木不仁、易屈服妥协、自私性、软弱性等等一系列负面消极的内涵。

但参看对于国民性的定义--“国民性是一国大多数人的文化心理特征，即在价值体系基础上形成的稳定的性格特征，是国民素质的核心因素。

”1“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绝大多数成员受同一文化影响，在思想、感情等方面所表现出的某种固定形态。

”2由此可见，国民性是一个复杂融合且需要辩证看待的概念，而且无疑会受到所处的社会背景、文化环境以至于个人身份的深刻影响。

因此对于国民性的理解绝对不能摒弃时代、文化背景孤立看待，单纯片面地一味批评，而要综合考虑文化、价值观念对于人的深刻作用进行辩证的分析。

（一）
《白鹿原》中描写的时代跨度经历了国民革命、日寇入侵、三年内战、文化大革命这一中国历史上社会、政治发生着天翻地覆巨大变化的历史时期。

这一历史时期，新旧思想、社会制度激烈碰撞、相互斗争，旧有的、持续了几千年的社会制度、生产生活方式突然间遭遇有史以来最猛烈的冲击，千百年来习惯于被统治的中国人民被迫面临旧有的道路和生活方式即将发生前所未有的改变的巨大挑战。

在这部分，我将以白嘉轩和朱先生为例，分析传统的封建宗族制度走向没落前夕，该制度最后、最坚定的维护者所表现出的国民性特征。

我认为在对于白鹿原的领袖、统治人物进行分析时，有必要将白嘉轩和朱先生合而为一。

因为白嘉轩是白鹿原组织形式上的核心人物，他以维护外在组织制度为手段维护着大家族宗法制度；而白嘉轩的姐夫朱先生是白鹿原意识形态层面的核心人物，通过坚守传统的儒家精神内涵维护封建大家族宗法制度。

白嘉轩的身份是一族之长，他在旧的自给自足、封闭的宗族制度面临新文化的冲击濒临崩溃的局面下，肩负着维持乱世之中整个白鹿原社会生活秩序的重任，坚守着“耕读传家”的祖训。

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自己家庭内部扮演严父的身份，坚持传统儒教提倡的言传身教的教育方式对子女进1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国民性”词条
2参考资料：《汉典》“国民性”词条
行思想上的教育和行为上的规范，例如，通过多年亲自参与农事，以身作则地向儿子诠释“耕读传家”的内涵；
第二、在家庭之外显示出正直中和的特点，无论对待乡党还是受其统治的长工都极尽仁义宽和，例如，对待长工鹿三一直以家人相待，让自己的爱女白灵认鹿三为干爸，作出替鹿三儿子黑娃娶亲的承诺；
第三、他的仁慈仅限于封建宗族制度范围之内，对于那些触及宗族制度规定的道德底线的行为，他绝不姑息，处理严苛，严格恪守礼教，体现出封建专制的特点，蔑视人格尊严和个人精神、行为自由，例如，在处理田小娥与狗蛋“通奸”的事件上将田作为一个女人的尊严狠狠踩进泥土，毫不留情；
第四、极度重视家庭伦理纲常和家族荣誉，例如，他在处理被排除于族谱之外、被视为白鹿原最不检点的女人田小娥和自己的长子、未来的族长白孝文私合这一极度挑战传统礼教和家族尊严的事件时，表现得极为痛恨、严酷，毫无心慈手软。

朱先生作为白鹿原内在精神的支撑者，表现出了传统儒教追求的近乎完美的圣人的形象，在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中享有至高地位的诸葛亮和孔子的影子。

具体体现在：第一、他饱学儒雅，博古通今，淡泊名利，慧眼看世。

这一点通过白嘉轩对他的评价可以体现：“圣人能看透凡人的隐情隐秘，凡人却看不透圣人的作为；凡人和圣人之间有一层永远无法沟通的天然界隔。

圣人不屑於理会凡人争多嫌少的七事八事，凡人也难以遵从圣人的至理名言来过自己的日子。

圣人的好多广为流传的口歌化的生活哲理，实际上只有圣人自己可以做得到，凡人是根本无法做到的。

”3
第二、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的君子观念，例如，在鹿兆鹏与敌手白孝文及本县县长不期而遇，朱先生劝解不要在书院动手，双方都答应了，而终于鹿兆鹏借故逾墙而遁，白孝文拔枪而追（到底是承诺有声而行为悖之)。

“朱先生没有动身，用铁钎儿拨一拨油灯捻子，站起身背着手说：‘看来都不是君子！’4”
第三、文而不弱，具有勇于自我牺牲的民族气节。

面对日寇入侵，朱先生毅然选择投笔从戎，与学人们一同走上抗日战场，彰显着强烈的民族刚性。

通过以上对小说《白鹿原》中处于封建宗族体系中的外在组织和内在精神两个层面代表人物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封建宗族体制的统治群体在近代社会新旧交替之际体现出的国民性特点有：
正面：强烈的家族责任感和荣誉感；民族责任感；坚韧正直
3引自小说《白鹿原》（陈忠实著）
4引自小说《白鹿原》（陈忠实著）
负面：封建独断；无视个人自由与人格尊严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近代社会中国国民性包含的重要特点应该有：以家庭、家族为根本出发点；以传统儒学价值观为重要价值标准（提倡君子人格、极重纲常伦理等），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国民性格既有积极意义又有消极作用。

这种特点可以持续影响到当今社会中国人的国民性当中。

而白家祖训“耕读传家”中传递的理念：躬行务实、重视教化、注重家庭、注重传承，恰恰完整涵盖了上述的价值理念。

（二）
在这部分我将通过对比中西国民性的产生源流，分析在家族制度和家庭观念的影响下，中国人的国民性与近年来的流行观点--“相对于西方社会，在中国社会中更易产生不文明行为”的关系。

首先，我认为有必要对“相对于西方社会，在中国社会中更易产生不文明行为”这一观点做出以下三点解读：
第一、这一观点不是说只有在中国社会存在不文明行为，在西方社会当然也存在着不少不文明行为，而是强调在中国社会中不文明行为的产生有更明显的倾向性；
第二、近年来的诸多事例证明：当在西方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人如果长期处于中国社会环境，在失去其原有的、强有力的思想约束和法律约束后，也产生了类似的不文明行为。

这说明以最便捷的手段为个人创造便利，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复杂社会中人性的共性；
第三、中国人在不属于自己所有的、公共的场合下更容易产生不文明行为，例如：一部分中国人在公共场合随地吐痰，但绝不会在家里随地吐痰，因为对于家庭内部和家庭以外的范围，中国人往往体现出很强烈的区别意识；
对于上述现象，我认为与中西两种起源截然不同的文化体系有着根本性的联系。

中华文化起源于农耕文明。

这种文明形态具有封闭、自给自足的特点，因而决定了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家庭社会形态，小家庭之间以种姓为纽带进行聚合，进而形成一个较庞大的家族，但极少产生种姓关系之外紧密结合的、稳定的社会关系。

在一个家庭或家族中有一人当家，形成一人权威下的尊卑秩序，产生由上至下的约束关系。

这种社会形态决定了中华文明的文化特点是家庭内部必须有一定的规则，而由于不同家族之间不会产生大跨度的融合，这种规则往往具有封闭、狭隘、简单、具体的特点，且多为了调和家庭成员之间的伦理关系和家族的延续而订立，仅适用于家庭或家族的小范围，容易形成、固定和代代传承，家族成员对于家庭具有强烈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被约束感。

因此当差异很大的家族单位之间发生大规模的融合或者来自不同家庭背景环境的人们产生大跨度的交流时，以往形成的、具有家庭或家族特点的规则就难以满足对大规模、群体性社会活动进行规范的需要，进而产生一系列的社会矛盾（例如：改革开放以来，由经济活动跨度大幅拓展
而带来的文化、社会交流和矛盾）。

与中华文明形成鲜明对比，西方文明起源于以商业活动为形式的海洋文明。

该文明形态具有开放、交流的特点。

大规模的商业活动和往来需要在庞大的市场内订立人人共同遵守的契约，该契约讲求公平，追求保障个性、满足契约双方的个人需求；在遵循社会契约的前提下，有意识地衡量个人得失，在公平的前提下追求个体利益的最大化。

形成了以个体为活动单位的社会活动方式，崇尚契约精神，即个体间的相互约束，是一种平行、平等的约束关系。

当然，在进行商业贸易过程中也会产生个人聚合成为群体的关系，但这种联合也是通过双方共同认定的契约结成的客观联系。

这种社会形态决定了西方文明的文化特点是在商业贸易基础上对于公平、平等、高效的追求，强调个体的作用和需求；家庭观念单薄，取而代之的是追求社会认同和个人价值的充分发挥；以个人或者通过订立契约结成的团体（具有不稳定性）而不是家庭为单位（稳定的结合关系）进行社会活动。

中西不同的文明起源产生了迥异的社会规则类型，进而衍生了不同的国民性格，因而对于上面提到的“不文明行为产生”的原因分析绝不能仅仅停留在现象的表面，归根结底还是文明形态的差异。

不同的文明源流决定了中国和西方各自稳定、普遍且互相对立的国民性格，在世界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我们一方面要积极地、辩证地吸收西方文明中有益的成分，弥补自己国民性格的不足；另一方面对于祖辈留给我们对于当今社会有积极意义的精神财富更要努力继承、发扬和向推广，塑造一个精神财富、物质财富都富有的宏伟的国家和民族形象。

国汉一班
刘春雪
201348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