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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问政”实践中的几点思考
顾亦兵
“百姓参与，百姓评说，百姓监督”，继2011年首度连续四场的“电视问政”活动之后，2012年6月底至7月初，武汉市治庸问责办与武汉广播电视总台又联合主办了五场“电视问政”直播，包括市委常委、副市长、区长、职能部门一把手在内的29名官员接受了现场问政，300位市民直接参与，2000多个电话诉求得到回应，数十件老大难问题得以解决。

武汉“电视问政”活动成为治庸问责与改善民生紧密相结合的一个重要工作平台。

作为活动组织者，心情有喜有忧。

喜的是二度“电视问政”均引发广泛的社会关注；忧的是半年政务聚而问之，是否有我们的“问政”节目所不能承受之重？
诗曰：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然而，“问政”毕竟与观花不同，花可以一日看尽，政却是每日常新。

常态的政务需要常态问之，只有常态问之才能建立长效的政务监督机制，推动民生问题的及时解决。

因此，下一步的考虑是，坚守“治庸问责与改善民生紧密相结合的工作平台”这个定位不变，着眼于最大限度地关注百姓的生存状况，回应百姓的生存关切，解决百姓的生存诉求，把武汉“电视问政”办成一个周播性的常态栏目，真正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

同时，建构市民的约会意识，让市民在每周的固定时间锁定栏目，参与收看，参与问政。

“电视问政”活动国内许多城市台都在开展，有的已经实现从单个活动到常态栏目的转换，只是这种转换除了播出时间和播出次数的
改变之外，问政的主体、内容、方式是否也应因变而变？下面想基于武汉“电视问政”的实践，对此作出自己的几点思考，以求教于同仁。

思考之一：需要明晰“谁在问”？
社会的和谐需要政府、媒体与公众之间形成一种合理的三角关系。

有人将这种关系形象地比喻成“三条腿的凳子”。

凳子的每一条腿在相互关系中各自守住自己的角色、位置和应该有的度，凳子才能稳稳立住。

在演播厅里，在活动现场，面对面地将政府、媒体和公众聚合到一起，“电视问政”便成为我们所处的这个城市大社会的小缩影，“三条腿的凳子”这一形象的比喻同样适用于它。

“电视问政”无疑是百姓问政。

所以，“电视问政”最让人担心的问题是：假如参与问政的官员迈不过权力意识的坎，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维护自己的形象，不愿意让“电视问政”超出自己的控制之外，对问政中出现的问题、事实要求事先审定，对播出内容的剪辑也要一一过目，这样，“电视问政”就变成了自问自政的“官员秀”，避重就轻，温吞水，走过场，甚至回避问题，互相抬庄，收获的只会是自娱自乐的满足，无法得到观众的认同。

世界文明的进步带来了当代社会话语与社会变化不可阻挡的民主化趋势。

“善待媒体、善用媒体、善管媒体”是全球化、全媒体时代各级官员必须具备的能力。

2012年武汉的“电视问政”活动成为市治庸问责办、市纠风办掀起责任风暴、实施治庸计划、优化发展环境的重要举措。

经历了治庸问责的锤炼，各级官员行政的责任意识更强了、水平更高了、工作更扎实了，即使面对“电视问政”的动真格，还是
底气十足、信心十足。

在一个个麻辣问题的追问中，观众看到了官员们面对问题时的真诚、解释问题时的坦诚、解决问题时的智慧和决心。

真诚让人舒服、坦诚让人信服、智慧和决心让人佩服，这就是官员形象的魅力所在，也是“电视问政”的魅力所在。

无论一年一次还是一年两次，“电视问政”所要关注的方面和问题太多，需要有精心的综合和选择。

为了做到这一点，一直来武汉“电视问政”是由主持人代言，而且代言都是在“政府对这个问题承诺整改，但事实（由记者采摄）证明还是没有解决，责任归谁？现在明白了责任主体，那么你这个责任主体什么时候解决这个问题？”这样一种模式中展开，让责任官员直面未兑现承诺的事实和质问，显得很犀利，但不足的是，因为没有太多的“为什么”的分析和“怎么办”的阐释，整个问政的过程不可能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样天然的逻辑层次中展开，而是在主持人主观的掌控中展开，所以略显生硬，甚至有时让观众感觉到被问政的领导只是在喊口号，表决心而已。

为了冲淡这种硬的感觉，主持人或许会制造噱头。

这样主持人的代言就很容易在掌控和噱头中变成主持人的表演。

“新闻业和表演业的界限”可以在软性的访谈中消除，而在问政这样的情势中还是应该坚持主持人的“零度参与”。

“电视问政”栏目化的播出需要百姓长久不懈的陪伴和投入，“百姓观问”有必要转变为“百姓自问”，只有百姓自问才会有真参与的问、真体验的问。

主持人代问时所举证的事实是记者采访到的一种面上的事实，它冷冰冰没有感情没有个性，百姓自问却可以让观众看到问题困扰下的真实故事、真切感受，这种点的事实和点的求问才具有
个性，才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思考之二：需要理清“问什么”？
“电视问政”的常态化、栏目化需要坚持百姓自己问政，只是百姓对于城市治理上存在的问题的看法大多是感性的，并且常常是从个人的利益出发、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

它的好处是问题会很具体、很鲜活，容易引发关注；它的不足是问题可能琐碎、肤浅，使问政的效能大打折扣。

譬如武汉市交管局局长通过“电视问政”了解到，一小区开发商将市政规划马路改造成小区跑道、公交车站停车区被一个个划好的停车位抢占公交车无法进站，当晚问政一结束就直奔现场整改两处问题地段。

局长的雷厉风行值得赞赏，但是仔细一想，半年一次的“电视问政”难道就是为了解决这样两个具体的问题？马上可以解决的问题，为什么之前被反映过多次，始终未能解决？这中间肯定有系统内部的深层原因，这个原因不找到不清除，解决问题就会如同玩打鼹鼠的游戏，从这里打下去，从那里冒出来。

因此“电视问政”想要发挥好应该有的公共效能，既要解决具体的问题，更要从体制、从系统上去寻找和清除产生问题的深层原因，从而做到既治标更治本。

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就需要我们的“电视问政”栏目通过科学的策划设计，建构起合理的节目结构、场域和流程，使百姓获得多层次的参与体验。

一是百姓监督：百姓通过“电视问政”监督行政执法是否作为，是否公平公正？
百姓生活在这座城市中，他们每天的日常生活都与这座城市的行政执法紧密地关联着。

行政执法是否作为，是否公平公正，都会投射
到百姓的身边，形成一个个看得见感受得到的事实：如小餐饮的卫生管与不管两重天；小区楼上居民深受楼下餐馆油烟的困扰；“黑的”公然停到正规候车区，甚至对拒乘旅客拳脚相向等等。

这些事实给百姓们带来或愉快或痛苦的感觉，形成他们发自内心的呼声和基于良心的评判。

人的认知都是从感性开始的，感性的东西最能引发共鸣。

倘若“电视问政”能将这些感性的发现呈现出来，它们就成为公开的监督。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问题在问政中呈现，百姓就感受到了尊重，问题就有了解决的可能，对于栏目的关注也就水到渠成。

二是百姓评说：百姓通过“电视问政”评说政务工作的得失。

“电视问政”需要始于感性，但不能止于感性。

具体问题的发现、提出和监督，节目现场满意（笑脸）还是不满意（哭脸）的举牌，都还只是浅度的参与，只有展开对具体问题的分析评说，才能弄清产生问题的原因、承担责任的主体，这个过程既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完善政务、提高水平的前提，也是实现官员与百姓沟通，让感性上升到理性，点的问题上升到面的认识，日常生活上升到制度审视的前提。

如果说以感性的方式提出问题是为了展示问题的个性、问题的感染力，而以理性的方式展开评析的过程，则是为了凸显人的个性、人的魅力。

评析的过程也是参与问政的各方对话的过程，对话中，不同的人会显示出看法、语言、风格、态度、修养、水平的不同，从而产生交锋。

通过交锋，显了山露了水，就有了节目的看点；通过交锋，在现场参与问政深受问题困扰的百姓就能尽情舒解心中的积怨，观众也能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节目也就能真正地起到减压阀、稳定器的作用。

三是百姓参与：百姓通过“电视问政”参与城市决策。

通过分析评说，弄清“为什么”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解决“怎么办”。

深受问题困扰的百姓在解决问题的决策中最有发言权。

围绕具体的问题，调动百姓的智慧，在相互的启发中找到决策的方法、完善决策的细节，就能增强决策的透明度和百姓参与度，及时地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保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满意度，同时也显示出“电视问政”真正地让百姓当家做主的亲和力。

决策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一环，决策明确了，问题的解决就能一通百通，甚至一劳永逸。

百姓参与了决策，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的意愿有了真正的实现，参与问政的积极性以及对于我们这个城市的关心和热爱都会被极大地激发出来，对于栏目的认同感也就上升为对于城市的归宿感。

以上三个层次构成了“电视问政”从浅度到中度到深度的全参与、全体验，有了这种全参与、全体验，百姓就从“电视问政”中获得最大的满足感，“电视问政”的效能也同时得到了更加完整的发挥。

思考之三:需要确定“怎么问”?
确定“怎么问”就是要考虑清楚“电视问政”栏目化、常态化后的场域和流程。

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在《关于电视》一书中指出，电视讨论会是一个结构性的场域，由话题、不同角色的发言者、发言权的分配、会话的边界构成，电视讨论会精彩与否取决于这些因素在场域中是否有着最优化的安排。

布尔迪厄的场域是一个空间的概念，“电视问政”既有空间的呈现也有时间的呈现，研究“电视问政”在时间上的呈现需要引入英国文化学家威廉斯关于任何电视节目看上去纷至沓来，但始终是一个合理而连贯的流程的看法。

1．从场域看，现有的“电视问政”还主要在主持人和官员之间展开，需要拓展场域，让“问政”围绕话题，在到场的百姓代表、官员代表、主持人、专家、评论员、观众代表等多方关系中展开，使问政的内容和风格更丰富、更多彩。

“电视问政”中话题的选择很重要。

话题要通过调查从生活中来，从群众中来，具有代表性，关乎百姓生活的痛痒。

围绕着话题邀请的嘉宾中，问政的百姓应该是一个群体，这样才有广泛性，群体中的每一个都要有故事，故事既个性又典型，故事中的经历、事实和悲喜从不同的方面、不同的领域与话题联系紧密，具有一鸣惊人的力量；由于政务的环节多、程序和因素复杂，答问的官员也应该是一个群体，他们代表着政务系统的不同环节和层面本色表现，让观众既看到一些官员的求真务实，也看到一些官员的打官腔、打太极、讲空话；专家嘉宾要有恰当的理性介入，释疑解惑，推动决策的制定，在适当的时候以权威的分析和引导缓冲气氛；评论员嘉宾要有恰当的感性介入，推波助澜，在适当的时候以犀利的评说和追问调动气氛；主持人要善于把握和调控现场，善于去激发、去推动问政的过程，同时，又要善于把握火候，时时掐紧边界的弦，做到收放自如。

在“电视问政”中设置分会场，它发挥的作用应该是以观众代表的身份关注全场，并在不同的段落后发表对于问政现场的观感和点评，由此引发观众的共鸣，并实现与主现场的互动。

2.从流程看，首先，记者深入基层明访、暗访；利用平面媒体、网络媒体、电视预告、热线电话发出公告，向社会广泛征集问题。

然后，通过综合取舍，运用采访到的事实，结合现场开放的全媒体通道，主持人犀利的提问和调查性报道相得益彰。

每一场问政之后，在第二
天都会以专门的报道反馈问题得到解决的讯息。

现有的“电视问政”的流程基本上还只涉及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这三个环节。

乔治·麦尔在《奥帕拉·温弗丽：真实的故事》一书中分析了奥帕拉成功的原因：一般来说，广播电视的访谈者只是提出问题，却并不认真听回答，他们的心思放在其他事情或是下一个新问题上。

但奥帕拉仔细地倾听嘉宾们的谈话，并且利用谈话的内容把主题步步引向深入。

这就是她适应当今时代的风格，由于对观众和嘉宾的生活进程充满关切，由于能同他们进行交流，这种风格大获成功。

“电视问政”也不能埋头于问题的提出，需要拓展流程，展示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做出决策、解决问题的全进程。

为了在节目一开始就能凸显节目的感染力和亲和力，提问要以百姓故事为主，主持人的提问和记者采访的事实则是发挥补充和推动的作用，而且记者采访到的事实要不偏不倚，既有问题的发现也有成绩的反映。

理性和智慧应该是“电视问政”节目需要凸显的另一亮点，在分析问题和完成决策的环节上要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表现。

在节目中引入其它城市的经验，并让“它山之石”融入整个的决策过程而不是游离在外，可以大大提升“电视问政”的可看性和有用性。

具体的单个的问题可以马上得到解答，治本却需要时间，所以“电视问政”在栏目化后，问题解决的反馈可以放到下一期节目的开头做出交代。

这样也可以使前后期节目之间能形成一种很好的关联，去引发观众对于节目的期待。

“电视问政”因问而立。

如果一个问字引发了风云际会，呈现了千姿百态，激发了头脑风暴，打翻了五味心瓶，建设了满意政务，使
城市更美好，使百姓更有幸福感，那么“电视问政”的成功也就无可置疑了。

（作者系武汉市广播电影电视局副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