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史诗的思想及艺术特1

杜甫“史诗”的思想及艺术特色电大零二春汉语言专业：达长林摘要：杜甫的诗内容博大，从不同角度迅速、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尤其以“新闻快递” 的形式全面展现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几十年间的历史面貌，表达了忠君、爱国、悯民的儒家思想及对统治阶级荒诞行为的强烈批判和对社会前途的担忧。

他的《兵车行》、《洗兵马》、组诗“三吏”、“三别” 及号称“史诗”的《北征》都集中体现了他的人道主义思想，他将中国古代诗歌的现实主义推向了一个更高的阶段，具有前所未有的广阔性、深刻性和严谨性，被誉为“诗史” 。

在中国诗坛上，杜甫既是一个“集大成者”，又是一个“开新世界”者，他将“赋”广泛运用于诗歌创作中，大量运用“对话体” ，真正做到了“以文为诗” 。

其诗体裁广泛，他的五古、七古、排律、五绝、七绝等都达到了唐代超一流的水平。

同时还创造了极富时代特征和个性特征的诗歌风格顿挫，具有很高的思想蕴涵及艺术魅力，被后人称为“诗圣” 结合其部分诗歌对他的“史诗”所表现出的思想及艺术特色作以简单分析。

沉郁。

本人杜甫一生写了几千首诗，现留下的还有1400 余首。

他的诗内容博大，从不同角度迅速、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尤其以“新闻快递” 的形式全面展现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几十年间的历史面貌，号为“诗史” 。

在中国诗坛上，杜甫既是一个“集大成者”，又是一个“开新世界”者，他将中国古代诗歌的现实主义推向了一个更高的阶段，具有前所未有的广阔性、深刻性和严谨性，其诗体裁广泛，同时还创造了极富时代特征和个性特征的诗歌风格--- 沉郁顿挫，具有很高的思想蕴涵及艺术魅力，被后人称为“诗圣”。

而本人所要探讨的“史诗” ，就是杜甫在“安史之乱”前后所写的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唐代社会现实及人民生活的部分诗歌。

尤其是在唐肃宗乾元元年（七五八）前后所写的诗，这部分诗全面地展现了安史之乱时的社会历史情况，内容丰富，思想深刻，堪称“史诗”乾元元年（七五八年）秋，“安史之乱”的头子安禄山已被他的儿子安庆绪杀死，安庆绪已由洛阳北走渡河，退保邺城（今河南省安阳县），正被郭子仪、李光弼、李嗣业等九节度使率领的六十万大军包围。

但是昏庸的唐肃宗害怕九节度使“难相统属” ，因而“不置元帅”，只用宦官鱼朝恩充当“观军容宣慰处置使” 。

这样，围攻邺城的六十万大军便陷于“进退无所禀”的无政府状态，以至“城久不下，上下解体”。

而“安史之乱”的另一个头子史思明又在这时自魏州率兵来救邺城。

乾元二年三月初，两军战于安阳河北，唐军溃败，郭子仪引军断河阳桥退保洛阳，“战马万匹，只存三千，甲仗十万，遗弃殆尽”。

留守崔园、河南尹苏震等南奔襄，邓，“诸节度使各溃归本镇” 杜甫便在“东京市民惊骇，奔散山谷”的时候离开洛阳，折回华州任所。

途中就其所经所见所闻进行了高度的艺术概括，写成了著名诗篇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组诗“三吏”、“三别”（《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和《兵车行》《丽人行》等，本人就以上诗歌所体现的杜甫诗歌思想及艺术特色作以简单分析。

甫“史诗”的思想特色杜甫出身于一个有着浓厚儒学传统的官僚地主家庭，所以儒家的仁政主张成了他思想的主导。

第一，忠君爱国思想。

儒家的仁政主义，是要通过“君”来实现的，所以杜甫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君”上，处处流露对君、对国的忠心上。

第二，爱民思想。

儒家主张仁政，既仁民爱物”、“爱民如子”，这在他的诗中主要表现为对广大劳动人民命运的关心及同情。

第三，对现实的清醒认识和深刻地批判。

这三个不同的主题相融相同构成了杜甫史诗的思想主题。

首先，这些思想突出地表现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天宝四年（755年）11月，杜甫从长安到奉先探望妻小，本篇作于到家之后，诗歌既是作者长安十年困守生活的总结，也是安禄山起兵叛乱之初社会真相的形象写照。

作者在诗中以“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居然成镬落，白首甘契阔。

盖棺事则已，此志常窥豁。

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

”以及“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表达他辅佐明君的政治抱负和忠于国君，同情人民的思想。

即使被同学先生笑话也毫不在乎，这其实也是杜甫一生“奉儒守官，匡济天下”主导思想的深刻直白。

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现实与理想的矛盾。

小儿子惨被饿死又使他对现实产生深切的忧愤，他不禁想到过骊山时看到统治集团穷奢极欲的享乐场面，君臣取乐、人民受苦，作者强烈地谴责了统治阶级恣意搜刮、聚敛无已、贪图享乐、不顾人民死活的罪行，揭示当时危机深重的社会现实，同时由所见所闻不禁推己及人, 表达出对动荡时局的忧虑及对人民苦难、疾苦的同情。

可谓“句句抒情，字字见血”，读之不得不被他的博大情怀所感动。

再看看他的组诗“三吏”、“三别”。

《新安吏》是组诗“三吏”的第一首，为了弥补兵员不足，唐军不顾当时兵役制度，就近肆意抓人（中男不服兵役），当时作者途径新安，正遇县吏抽中男出征，杜甫怀着极大的愤怒质问官吏胡乱抓人，却又以极大的同情劝慰征人。

诗在揭露统治黑暗的同时，又对朝廷有所回护。

这一矛盾一是他面对人民遭受的惨痛、国家面临的灾难时十沉重而痛苦的心灵的真实写照, 但同时又是社会现实本身矛盾的反映。

一方面，当时安史叛军烧杀掠夺，对中原地区生产力和人民生活的破坏是空前的。

另一方面，唐朝统治者在平时剥削、压迫人民，在国难当头的时候，却又昏庸无能, 把战争造成的灾难全部推向人民，要捐要人，根本不顾人民死活。

这两种矛盾，在当时社会现实中尖锐地存在着，然而前者毕竟居于主要地位。

可以说，在平叛这一点上，人民和唐王朝多少有一致的地方。

因此这首诗既揭露了统治集团不顾人民是死活，又旗帜鲜明地肯定平叛战争，甚至对应征者加以劝慰和鼓励，也就不难理解了，因为当时的人民虽然怨恨唐王朝，但终究咬紧牙关，含着眼泪，走上前线支持了平叛战争。

潼关吏》中作者面对驻守潼关官吏充满自信的回答，却没有赞誉，而是意味深长地劝他“慎勿学哥舒” ，其实作者并非简单地指责哥舒的无能或失策，而是深刻地触及到了多方面的历史教训，表现了诗人久久难以消磨的沉痛悲愤之感，身处江湖却心忧国家，其对国家的忠心已表露无遗。

作品《闻官军收河南河北》，）（763 年）此诗最能表现诗人在安史之乱期间一方面谴责统治者乱拉兵丁，加祸于民，另一方面又希望早日平息叛乱的忧国忧民的强烈感情。

诗中写历经战乱之苦的作者自己终于在隔三个月之后听到朝廷官军收复黄河南北的部分地方，平定了安史之乱，激动得涕泪横流，欣喜若狂，立刻收拾行装，拟定路程，纵酒放歌，归心似箭，急急欲回洛阳，充分表现了作者强烈的爱国心和思乡情。

石壕吏》是《三吏》中的一篇。

叙述了官吏夜间捉丁抓兵的暴行，通过老妪之口，声泪俱下地诉说了战乱给黎民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

这位老妪为了平叛（指安史之乱）已经献出了两个儿子的生命，但到头来连她自己也不能幸免。

诗人杜甫面对眼前发生的这一切，没有美化现实，向“圣明天子”献颂歌，而是如实地揭露了政治黑暗，发出了“有吏夜捉人”的呼喊！仇兆鳌在《杜少陵集详注》里说：古者有兄弟，始遣一人从军。

今驱尽壮丁，及于老弱。

诗云，三男戍，二男死，孙方乳，媳无裙，翁逾墙，妇夜往。

一家之中，父子、兄弟、祖孙，姑媳，惨酷至此，民不聊生极矣！当时唐祚，亦岌岌乎危哉！”就是说，“民为邦本”，把人民整成这个样子，统治者的宝座也就岌岌可危了！这位“封建文人”在对《石壕吏》作了注释之后讲了这些话，也许是希望当时的统治者从这里汲取一些历史教训吧!事实证明，反动统治者很难汲取这种教训，所以终归灭亡。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一面鹰犬四出，舌L “抓壮丁” ，一面下令从中学《国文》课本中删去《石壕吏》，正说明这首诗具有多么强大的批判力量!《新婚别》是“三别”之首，作者精心塑造了一个深明大义的少妇形象。

当时正值安史之乱，广大地区沦陷，边防不得不往内地一迁再迁，而现在，边境是在洛阳附近的河阳，守边居然守到自己家门上了，对统治阶级的昏庸无能、误国误民的讥讽流于言外。

但作者笔下的少妇并没有过多的埋怨，而是鼓励丈夫放心杀敌，忧国忧民的思想再次成了作者忠君谴君的矛盾心理的根源。

或者说，谴君是爱君的另—种表现形式。

同样是战争中的不幸者，与前一首不同，《垂老别》中的主人公是一个年过花甲的老人，一辈子饱受生活辛酸，到老本应在家安享晚年。

而他，却要被逼出征，明知此去死路一条，夫妻两人却还要相互安慰，临了老翁终于狠心要走，却忽然觉得五内有崩裂似的痛苦。

看到这样一个场面，怎能不使人痛哭流涕？到底又是谁在逼他？是安禄山还是唐军？恐怕一时难以说。

而“万国尽征戍，烽火被冈峦”，大国不在，谈何小家？作者在极力描述安史之乱迫害下人民悲惨遭遇的同时，又极力赞扬了老人的爱国之心。

用“家破人亡” 来形容安史之乱下的广大人民生活，我想是再适合不过了，《无家别》中因战败而逃回家兵车行》这首诗则是诗人集中反映了人民对战争的愤满，尖锐地谴责了统治阶级穷兵黩武，而造成“边庭流血成海水”的罪行。

诗用乐府的形式，先描述一个亲人生离死别的场面，再历数战争的罪恶，尤其长期以来边境上因连年争战，白骨累累的悲惨现实，后借“汉室”把批判矛头直指唐朝皇帝，表现了诗人与人民心相连，敢大胆地替人民说话的勇气。

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759 年）是一首充满诗人伟大人道主义激情的诗篇。

在一个秋风苦雨的夜晚，诗人由自己的“床头屋漏无干处”，而想到了天下的人民，渴望有“广厦千万间” ，来“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能“风雨不动安如山”。

为此，诗人宁愿“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表现出知识分子的一种清贫美德和对穷苦人民群众的关切，后人范仲淹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我想多少受了点杜甫的影响。

杜甫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而他个人的悲剧又是和时代的悲剧、人民的灾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他个人的苦难越深，经历越丰富，对时代、人民的生活体验就越真切。

冷静的头脑和深刻的洞察加上他进步的思想、高尚的品质、伟大的人格，才使他出色地完成了用诗歌反映那个时代的使命。

因此，他的“史诗”在思想上表现出很强的人民性：他对君主表现出极大的忠心却又对统治阶级表示愤懑，甚至谴责抨击他们，对人民在安史之乱中的悲惨生活表示极大的同情却又劝慰他们主动投身平叛之争，这一切的矛盾都是其人道主义与现实不可调和的差距造成的，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忠君”、“爱国”、民”应该是相融相通的。

甫“史诗”的艺术特色1)“沉郁顿挫”为其基本风格。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全诗以纪行为线索，以咏怀为主体，叙事之中时见议论，而抒情述怀则随议论而激昂起伏；其中景物描写，有力地烘托出动荡不安的社会气氛。

形象的对比、奇偶相间的诗句、短促低沉的入韵脚，都使本诗显出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

2)“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