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看科技信息传播

从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看科技信息传播摘要：笔者曾跟踪报道了“非典”、德国肠出血性大肠杆菌等疫情，特别是科学家在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工作。对比几次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疫情信息及科技信息传播的不同及变化，笔者认为，只有让科技信息充分的传播，让科技信息先于公共卫生事件传播流行才是应对危机的正确而有效的途径。

关键词：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科技传播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1）53-0019-02

今年5月中旬，德国汉堡报告出现肠出血性大肠杆菌疫情，7月26日，德国公众传染病预防与监控主管机构宣布，肠出血性大肠杆菌疫情已经结束。此次德国致病性大肠杆菌疫情，全球有众多的相关科学家参与其中，从发现到结束仅2个月的时间。医生们惊呼从未见过如此厉害的大肠杆菌，在科学家们的合作下降伏了。

本次疫情罕见致病菌与以往的“非典”、“甲流”相比可能更为凶险，但并没有造成更大的危害。分析全球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中科技信息的传播，可以为今后应对此类事件提供有益的经验和帮助，并进一步促进科技信息传播的发展。

1 疫情信息的传播需要专业的机构和专业的媒体渠道

我们知道，科学家一向享有很高的社会声誉，这一点，在《中国科学传播报告（2010-2011）》中得到了证实。《报告》研究表明，

科技机构与其他机构一起，得到公众的绝对信任并不高，但相对而言，科技机构的公众信任度又远高于其他政府部门。同样，对于信源，国外公众认为较值得信赖的也是“专家学者”和“非政府组织”，而对政府的信任度较低。

在此次肠出血性大肠杆菌疫情中，德国第一时间公开发布了疫情信息。我们看到德国发布疫情信息的不是政府部门，而是科研机构，联邦公众传染病预防与监控主管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而作为信息传播的主力渠道也都是权威的严肃媒体，而更多的大众媒体是以影响面广速度快等特点跟进。

相比2003年我国“非典”疫情， 2002年12月，钟南山院士向广东省卫生厅紧急上报“非典”病情，并未引起重视，而是习惯性地封锁消息；直到2003年1月21日，广东省卫生厅才发文件，向各医院发布第一个调查报告。到2月初才上报中央，错过了控制疫情的最佳时机。而我们的媒体也是按照“统一口径、统一数字、统一处理方法”。不但普通百姓不知情，就是一些领域内的科学家也不知情。到了2003年春节期间，这种传染性很强的病毒的暴发已经导致大批医务人员被感染，但政府和媒体都对此保持沉默。本来是一场区域性的传染病，却在信息封锁或半封锁的状态下，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在政府控制、媒体失声的状况，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进行了密集、大量的负面报道。据统计，仅《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

cnn、bbc四大媒体在半个月时间就有200多条报道，负面报道占总报道的大多数。一些西方媒体借机制造中国“阴谋论”、“威胁论”等，对中国政府的公信力和形象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而这些媒体在德国出血性大肠杆菌疫情中，所有的报道都围绕着疫情和抗疫情进展进行，特别是抗击疫情的科研进展情况。我们在媒体上看到听到的都是科学家的言论和声音。

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是人类发展过程中要不断面对的危机，而战胜这些危机只有靠科技的发展，只有让科技信息通过专业的机构和专业的媒体渠道以及大众传媒向社会传播，才能让科学的归科学，避免本已复杂的事件更复杂。

2 科技信息的及时传播给危机中的民众以安全感

肠出血性大肠杆菌疫情，感染者出现溶血性尿毒综合征症状，出现肾脏衰竭，甚至死亡。科学家们对病菌的认识和降伏也是艰难的。但是，科技信息通过媒体的传播，民众知道有全球范围的科学家在共同努力，人们没有过度的恐惧感。

在中国的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的科学家收到样品后，3天内完成了大肠杆菌基因组的测序和初步组装，确定该菌株属于血清型

o104，并及时将相关基因组序列数据公开分享，促进了全球生物信息学家的通力合作；在数据发布的24小时之内，完成了对该大肠杆菌的基因组组装；在数据发布的2天后，研究人员发现引起此次爆发的菌株与2001年在欧洲分离的菌株01-09591及2002年的中

非分离株55 989有高度相似性并展开进一步分析比较；5天后，研制出该大肠杆菌的诊断试剂盒并向全球范围内无偿提供检测实验

方案及所需引物序列信息；2周内全球的研究人员在维基百科中公开了24篇关于该菌株的毒力、抗性基因、进化等方面最新的研究报告。远在中国的还有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等多家机构的科学家积极参与其中。

《科技日报》对中国科学家的工作进展实时跟踪报道，互联网第一时间转载广泛传播。国外媒体也引用中国媒体的报道，并对中国科学家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德国方面用“全情投入、异常高效、能力超群、速度惊人”来形容中国科学家。

事实上，非典疫情过后，为增强对流行性疫情的全球防范，世界卫生大会在2005年通过了修订后的《国际卫生条例》，明确要求各缔约方对“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开展科研等领域的合作。几年来，各国在推动应对流行性疫病科研合作方面不断取得进展。但是，当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我国传媒与国外主流媒体相比对科技信息的传播力度仍由差距。

“非典”疫情发生后，催生了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越来越多的党、政府甚至企业的领导干部走上了新闻发布这个舞台，处理媒体关系也越来越成为领导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由此，我们之后经历的“甲流”以及最近的食品安全问题等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我国媒体的报道重点往往是领导的关怀、政府部门的努力。而实际上，

面对重大威胁民众更关心的是有哪些科学家在努力，是否有全球的一流科学家参与，进展如何，今天的科技进步是否能战胜疫情。而且人们也更渴望科技信息是科学家直接表达的，而不是经过政府发言人的嘴说出来的。

韩启德院士曾感叹，今天的媒体，拥有空前强大的力量，深刻影响着大众心理。但是不少科技工作者还没有能够跟上这样的变化，不善于利用媒体。他引用一组数据：以自然科学家作为消息来源的报道，在政治性媒体上只占到3.5%，在公共网络论坛上只有3.2%，在新闻媒体上占的比例稍高，但也仅为13.3%，全社会为之轰动的奶粉三聚氰胺事件发生时，在公共网络论坛上，自然科学家作为消息来源的竟然为0！也就是说，当最需要科学家讲话的时候，在媒体上缺乏应有的声音，这样的情形是非常危险的。

在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科技信息的及时充分的传播，同时，也让民众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怎样做，只有这样才能给危机中的民众最大的宽慰和安全感。

3 让科技信息先于公共卫生事件传播流行

我们看到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在不同的国度，造成的危害不同，越是贫穷落后国家损失越大。除了经济因素外，与国民的科学素养有直接关系。因此，应对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有效的措施是提高全民的科学素养。

第八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的结果是在2010年年底公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