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修辞学

当代西方修辞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不仅体现在修辞学研究领域的扩展、修辞实践规模的壮大方面,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修辞学理论的发展与创新上面,主要有如下三个特征:其一,当代西方修辞学对修辞的本质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为恢复修辞学的地位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成为当代修辞学发展的一股动力;其二,哲学家、修辞学家努力地修补自柏拉图以来修辞学与哲学的分离,大大地巩固了修辞学的学术地位;其三,重新认识了修辞的作用,把目光投向社会,力图从修辞的角度去研究和解决社会问题,使人类摆脱现代社会的种种困扰。修辞学理论的更新和深化扩大了修辞学的视野,为修辞学的跨学科研究开辟了广阔的领域。这门已经衰落了 1 0 0多年的古老学科重新出现生机,引起诸多学科的关注。关于修辞本质的讨论———为修辞学正名对当代西方修辞学影响最大的是新修辞学运动。在上世纪的50 - 60年代,由于受到理查兹(I A Richards)和伯克(KennethBurke)等人的修辞学思想的影响,西方修辞学重新引起人们的兴趣。当时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对修辞本质的认识问题。修辞学究竟是什么?是柏拉图所说的“讨好听众的雕虫小技”呢?还是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是一种劝说手段呢?不管怎么说,修辞学在古人的眼里都有着浓厚的诡辩色彩,充其量也只是“小技”而已。新修辞学在理论上证明了修辞是人类固有的行为,融化在人的血液里,体现在人的行为中,人是修辞动物。这就是当代的修辞观,新修辞学就新在这里(Lucaites,1 999:7)。自古以来,柏拉图就被认为是修辞学的大敌。尽管当代修辞学已经证明,柏拉图当初之所以排斥修辞学,是因为他鄙视修辞学的实践性,以示他捍卫“理想修辞学”的纯洁性,但诡辩论的紧箍咒从此就一直套在修辞学的头上。亚里士多德为了挽救“好”的修辞学免受糟蹋而建立起来的古典修辞学体系,在其后绵延 2 0 0 0多年的历史中,在学术领域占有不容置疑的地位。但传统的亚里士多德修辞学把修辞活动当作是劝说与诱导的艺术,用于说服他人,使他人的信仰与行为服从于自己的意志。修辞学因此不免被涂上一层不和谐的色调,多少世纪以来,浮浮沉沉,几度辉煌几度衰落。综观修辞学的整个历史,修辞学即使不被认为是诡辩论,也被认为只是演说或写作的工具,是可有可无的附加物或者添加剂,并不是人类交往中固有的东西。当代修辞学观念更新,修辞不再是话语的附加物,修辞不仅是所有人类交往中生来就有的,而且活跃和制约着人的思想与行为(Ethninger,1 9 82 :8)。人类具有独特的、运用符号传递经验的本领。这种符号不像低等动物交往中使用的标记与信号,它不只是特定时间、特定地点里世界状况的报告,而且是人类自己形成的、甚至在没有刺激的情况下也能接受的世界画图与概念。符号不直接与现实紧密相连,而是介入人为代表,所以用于叙述或表达思想的符号或多或少取决于使用符号的人有意识的选择。人就其本质而言是自动地把经验转为对等符号的生物。总而言之,人类不仅被修辞包围,而且受到修辞的约束,与修辞密不可分(Ethninger,1 982 :9)。新修辞学关于修辞本质的观点使人们对修辞学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古往今来人们的偏见,为修辞学平了反。随着人类被重新界定为一种修辞动物的观点被普遍接受,长期笼罩在修辞学头上的阴云消散了。尽管修辞仍有好坏之分,但修辞活动本身不再是虚假的、有害的,不会使劝说者或被劝说者堕落,丧失人性;相反,修辞学成为一门体面的、受人尊敬而且值得尊敬的学问(Ethninger,1 982 :1 0 )。今天,也许是历史上第一次,人们能以平常的心态去看待修辞学,无偏见地思考修辞学的作用。同时,因为符号可以不受经验的限制被选择和排列,所以易导致曲解和错误评价,这也是许多个人的错误以及社会弊端的根源。因此,修辞的目的不是劝说,而是研究如何用言辞去加强人类的沟通和理解,用修辞手段去缓和社会矛盾,去解决社会问题。修辞的作用不仅是使演说更吸引人使文章更生动,而是沟通彼此思想的通道,是消除人类隔绝状态的桥梁,是通向社会和谐的道路,是民主自由平等的体现。这样,当代修辞学突破了传统的狭窄的范围,把目光投向社会,开辟了广阔的研究领域,拓宽了学科发展的空间,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修辞学与哲学关系的修复———巩固了修辞学的学术地位当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sturn)与修辞学的哲学转向或者准确地说,哲学家的修辞学转向(philosophers’turntorhetoric) (Conley ,1 997:2 85)把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引向修辞学。当代修辞学从传统的束缚中走了出来,不再局限于对劝说和论辩的修辞术和修辞法结构的研究,而是与哲

学思想交织在一起。在哲学家和修辞学家的共同努力下,修辞学与哲学传统上的分离得到了修复,大大地巩固了修辞学的学术地位。修辞学与哲学在历史上曾经亲如一家,但两者追求的目标不一致才导致了后来的分离。传统上说,哲学是探究的模式,而修辞是这种探究的客体,哲学所追求的是真理,而修辞学追求的是舆论。柏拉图在对话录《高尔吉尔》中确认了真理知识(episteme)与舆论(doxa)之间的分歧,哲学与修辞学就此分道扬镳。修辞学与哲学的分离大大地损害了修辞学的学术地位,这种曾经辉煌一时的高尚学问一落千丈,直至被贬损为鼓惑人心的雕虫小技。修辞学家力图恢复历史上修辞学与哲学良好的关系,自柏拉图以来一直就没有停止过,但这种追求始终都没有得到恰当的认可。事实上修辞学与哲学并没有一刀两断。修辞学与哲学分离的结果留下了修辞哲学思想。修辞哲学就是分析修辞学原理、研究修辞学所有成分的哲学基础的理论,古往今来一直就没有停止过。传统修辞哲学的特征是试图对劝说进行心理描写,柏拉图在《费德鲁斯》中,通过苏格拉底,对劝说的本质进行了探索,把它作为修辞实践的指南。这个与修辞有关的哲学构想为后来的修辞哲学研究提供了模式。苏格拉底在《高尔吉尔》中说,他反对只在听众的大脑中产生见解的修辞实践,承认可能有一种类型的劝说在听众的大脑中产生真理知识,不过这种劝说也需要一种真正的修辞艺术,即建立在语言如何影响大脑的理性解释基础之上的修辞学。这一模式在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中,尤其在第二卷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在亚里士多德之后的修辞学史上,尽管修辞哲学研究并不普遍,但在修辞学著作里仍不时可见。在启蒙运动中,修辞的哲学描写试图运用科学探索原则建立理解人类行为的基础。1 8- 1 9世纪欧洲著名的修辞学家坎贝尔(GorgeCamp bell,1 71 9- 1 796)和威特利(RichardWhately ,1 758- 1 859)试图利用当时心理学的新发展重新塑造古典修辞学,探索修辞学与思维过程之间的关系,使修辞学稳固地建立在研究人类本质的基础上。坎贝尔吸收了 1 7- 1 8世纪的哲学思想,结合心理学和经验主义,大胆地提出了科学修辞学的思想。他在《修辞哲学》(ThePhilosophyofRhetoric)一书中通过对劝说进行心理描写,再次确定修辞实践的规律,认为它与四种心理官能有关,提出了“科学推理”和“道德推理”两种推理方式,把理性的、经验的方式与知识联系起来。坎贝尔的修辞哲学给劝说提出了一个目标———他那个时代完美的目标,试图把心智官能统一起来。威特利认为修辞学领域所研究的根本问题是哲学问题,他在《修辞学的成分》(Ele mentsofRhetoric)一书中赞同亚里士多德的理论观点,认为修辞学是逻辑学的分支。他们的研究影响很大,但是“未能用开阔的哲学家的视野去看待修辞艺术原理” (Richards,1 936 :7)。当哲学探索被重新认为与语言本质有关时,修辞哲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一当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使人们对传统上哲学与修辞学的分离产生怀疑(Enos,1 996 :51 6) ,进而超越传统的劝说思想重新解释修辞学。语言哲学深深地影响了当代西方修辞学,人们把修辞学建立在语言意义的哲学描写基础之上,这是西方修辞学得以复兴的一个重要原因。理查兹在他的《修辞哲学》中清楚地描写了“语言学转向”在英美哲学中的影响以及把修辞学概念扩展到劝说之外的迫切需要。事实上,理查兹的研究继承了英美语言哲学的基本假说,并把其范围扩展到非哲学话语研究。第一个假说的经典叙述可在维特根斯坦的著作中找到,他把哲学的任务解释为澄清含糊的思想。理查兹对这一解说的关注是明显的,这可从他把修辞学定义为“关于误解及其纠正方法的研究”中看出来。第二个基本假说是,误解的产生是因为我们对语言本质缺乏认识引起的。例如,维特根斯坦主张,大多数哲学问题的产生仅仅是因为未能理解语言的逻辑引起的,同样,理查兹认为,从亚里士多德到威特利,传统修辞学理论存在的基本问题是它未能提供关于“使用语言的根本规律”的知识(Richards,1 936 :7)。最后一个假说是,语言最好由分析性方法检验。因此,理查兹认为,要发现控制语言意义的规律,只有通过“这些最小意义单位的结构以及把这些单位与其他单位联系在一起发生变异的方式” (Richards,1 936 :9-1 0 )。这样,理查兹对修辞学进行语言运用的哲学描写,使传统的修辞哲学离开心理学转向语言学。理查兹的意义理论提出了一套分析语言结构与意义的方法,开辟了当代修辞学理论发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