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现存问题及应对措施

我国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现存问题及应对措施摘要：WTO争端解决机制作为WTO法律体系的核心制度之一，自形成以来已获WTO成员的普遍认可，在国际贸易争端解决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也是今后各国解决国际贸易争端的主要途径。然而，我国由于入世时间不长，缺乏对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深刻了解，在国际贸易争端处理中往往处于劣势地位。本文重在研究如何有效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以保证我国国际经贸活动的顺利开展，从2008年7月18日“中国汽车零部件进口管理措施案”的终裁引入，虽肯定WTO争端解决机制所取得的巨大进步，但客观地指出我国运用该机制仍存在诸多问题，并针对不足探讨我国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应对措施。

关键词：WTO争端解决机制（DSM）；国际贸易争端；倒协商一致；交叉报复

2008年7月18日，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专家组公布“关于中国与美国、欧盟和加拿大三方汽车零部件争端的裁决报告”，最终裁定我国对超过整车60%以上的进口汽车零部件按整车征收关税的做法违反了WTO有关协议的规定。“中国汽车零部件进口管理措施案”是发达国家成员首次联手请求对我国的贸易行为进行正式调查，也是我国自加入WTO以来首次在贸易争端中败诉，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保护国内幼稚产业、提升国内产业结构的产业发展政策，符合WTO关于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宗旨。同时，中国也是一个信守承诺的国家，自2001年12月正式加入WTO之后，先后5次调整汽车关税，进口车关税从2001年的70%（发动机排量在3升以下的轿车）和80%（发动机排量在3升以上的轿车）降到了25%；零部件进口税率降至10%；从2006年7月1日起，小轿车、越野车、小客车整车的进口税率由28%降至25%，车身、底盘、中低排量汽油发动机等汽车零部件的进口税率由13.8%-16.4%降至10%；并取消了国产化率的提法以及修改汽车服务贸易的相关条款等。至此，我国已基本兑现有关汽车及其零部件的入世降税承诺。但是，从汽车零部件案败诉的结果来看，我国在规则运用方面，和欧美国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

一、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演进及我国的运用现状

（一）从GATT争端解决机制到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历史跨越

WTO争端解决机制（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DSM）已被公认为“WTO最独特的贡献”，是在总结关贸总协定（GATT）近半个世纪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国际贸易关系的新发展，克服了GATT争端解决机制中所存在的严重缺陷，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全新的、具有创造性和突破性的国际制度，是WTO成员之间处理贸易纠纷的主要途径之一。在这个多边机制中，成员国无论大小强弱，都可以通过援引争端解决机制来为自己谋求公正，反之，任何成员若违反WTO的协议开展贸易，也将受到争端解决机制的质疑和纠正。因此，自WTO成立以来，争端解决机构一直都是其中最活跃、最繁忙的机构之一，截至2007年3月21日，WTO 争端解决机构共受理投诉361件，内容涉及到包括TRIPS协议以及专利、商标、著作权在内的150多个类别，远远超过GATT执行47年受理的案件总和。

从本质上讲，WTO争端解决机制无疑是成功的，它比GATT更具法律性，给各成员国提供了新的多边途径，使贸易纠纷可以在多边框架内获得合理和妥善的解决。具体表现在:（1）设立专门的争端解决机构DSB，明确其对争端解决的自动强制管辖权。（2）增设期间评审程序和上诉程序，有效地防止专家组审案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失误。（3）规定争端解决各个阶段的时限，在迅速解决争端方面成绩突出。（4）采用“倒协商一致”（reverse consensus）或“反向协商一致”（inverted consensus）的表决方式，确保了专家小组的设立，并且使得专家小组和上诉机构的决定可以不加修改地获得通过，即除非DSB协商一致表示反对，否则有关决定自动予以通过。也就是说，只有全体成员一致反对，才能阻止有关程序的进行，它的运用使DSB更易取得管辖权，也使得各种程序的进行更加明确快捷，提高了争端解决的效率。（5）引入“交叉报复”（cross-retaliation）概念，允许胜诉方在败诉方不执行裁决的情况下，可以跨部门实行报复，这种新的报复方法，大大增强了裁决的执行力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弱小国家得以与贸易大国抗衡的力量。

虽然WTO争端解决机制较GATT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但在实践中，新规则的运用仍然暴露出不少缺陷：专家组成员不是职业化的，要得到各方的普遍认可还很困难；缺少对各成员国实施争端解决的机构建议和裁定的一体化机制；特别是《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DSU）中对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条款还普遍缺少实质性的内容，很多建议和要求长期没有通过，发展中国家所享有的特殊待遇也未得到很好的使用。因此，通过各方的努力共同改进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某些问题，使争端解决机制向着更加完善的方向发展还是十分必要的。

（二）加入WTO后我国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情况

历经15载，中国终于在2001年12月11日正式加入WTO，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贸易大国，入世的成功无疑对我国的外贸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就贸易争端来看，成为WTO 成员方的最大好处，本来应是在我国的权利遭受到WTO其它成员方的损害时，可以通过正式的WTO争端解决程序寻求救济。然而，自我国在2005年贸易顺差突破千亿美元大关后，贸易摩擦却以一浪高过一浪的汹涌态势向我们袭来，如欧美纺织品“特别调查”，欧盟对我自行车、鞋产品反倾销，美国对我橡胶轮胎等的337条款调查等。此外，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印度、土耳其、南非、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也先后对我国发起了贸易救济调查，尽管涉案金额不大，但其可能产生的连锁反应绝对不可小觑，不能掉以轻心。

面对不断增加的贸易摩擦，DSU这颗WTO皇冠上的明珠，并未在神州大地上散发出它应有的光芒。入世以来，作为被诉方，我国参与的WTO争端解决案件有中国集成电路增值税案、美国就中国贸易税收补贴政策在WTO与中国磋商案、美国就“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和执行特定措施”在WTO与中国磋商案、我国刚刚败诉的中国汽车零部件进口措施案等；作为申诉方，中国在2002年继欧共体、日本、韩国之后，针对美国钢铁保障措施案正式提出申诉，作为中国入世第一案，申诉以胜利记入了历史的相册。此外，2008年中国就铜版纸反倾销和反补贴案向美国提出WTO磋商请求。可见，无论是作为申诉方还是被诉方，中国所参与的WTO争端解决的案件都屈指可数，与巴西、印度、墨西哥等其他发展中大国相比，我国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程度明显不足。因此，研究世界贸易体系中的争端解决机制，探讨如何有效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维护我国在对外贸易中的权利义务，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我国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现存问题

WTO争端解决机制在GATT多年实践的基础上有了诸多重大改进，作为一种解决国际贸易争端的多边途径，理应成为我国趋利避害、解决贸易摩擦的首选工具，但从多年的实践来看，却并非如此，似乎我国总是对它敬而远之。

（一）WTO争端解决机制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先天不足

虽然WTO争端解决机制中针对保护发展中国家利益制定了许多优惠条款，如规定在协议过程中，各成员国都应特别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困难和利益；在挑选专家小组的成员时，至少要包括一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专家；在应诉时，可要求更充分的准备和陈述答辩时间；在执行裁定时，需考虑裁决和建议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整体影响。但透过这些规定，我们可以看到，在近些年的司法实践中，WTO争端解决机制并未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发挥作用，经济实力在贸易争端解决中仍是至关重要的决定因素，使一些表面上似乎适用于所有国家的程序或规则，在实践中却会对相对弱小的发展中国家产生不利甚至“歧视性”的效果。

1.执行期限过于冗长。按照DSU规定，从向WTO争端解决机构（DSB）提起诉讼开始，各个环节消耗的合理时间加总长达27个月。而且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争端解决所需要的时间可能会更长。所以当严重滞后的最终的救济手段得以落实时，旷日持久的延误往往已使有关国家的进出口受到了实质性的影响。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由于自身贸易实力偏弱，大多出口产品品种单一，不合理的贸易措施所带来的负面作用，足以对这些国家的经济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害。

2.报复制度存在缺陷。虽然DSB允许合理程序下报复措施，但实际上只有在大国对小国或水平相当的成员国之间实施报复才会奏效。因为任何贸易报复本身都含有经济成本，报复的结果往往只会对弱小国家自身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并且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对发达国家可能存在一定的依赖，报复对它们来说可能不是一项可行的措施。因此，即使发展中国家成员经过漫长的诉讼过程和不菲的开支而胜诉，所得到的贸易救济可能也只是杯水车薪。

3.差别待遇缺乏实质内容。与乌拉圭回合最后谈判成果达成的其他协议一样，DSU也在许多条款中规定了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和差别待遇（S&D），其目的在于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一种司法保障，使其能够更加公平合理地参与WTO的争端解决。但从实际来看，这些条款大多缺乏实质性内容，属于一种原则性和宣示性的规定，难以得到有效实施，因而实际意义颇为有限。

(二)中国自身在运用DSU中所存在的问题

除了DSU对发展中国家所存在的“通病”，我国在入世后，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成员来说，对WTO争端解决机制的运用也显得十分冷淡。究其原因，可以归结如下:

1. 传统观念习惯影响。传统观念和习惯的影响，制约了我国争端解决机制的运用。在处理国际贸易摩擦时，我国比较倾向于运用谈判协商、外交方法等双边机制下的解决方式。这样的选择不但使我国在外贸谈判上需要承担高额的费用，也在一定程度上错失了DSU所带来的有利条件，将自己置于双边贸易谈判的相对劣势地位。

2. 国家整体利益考虑。综合来看，贸易争端通常涉及国际关系问题，应将国家的整体利益放在首位。国家利益是一个复杂的概念，需要考虑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