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马光的史学思想

论司马光的史学思想
〔内容提要〕司马光创作史学名著《资治通鉴》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一
个典型。司马光在其著作中力求描述历史的本来面貌，用“国家兴衰、生民休
”两项纲领作为修史原则，在历史编纂学上提出考异法、无修长编的修史原
。正是以这些史学思想为指导，才得以完成《通鉴》这一“网岁宏冒、
思精”的编年史。西方有的学者认为编年史只是假历史，是空洞的叙述、
的事物。孰是孰非，一留给学者们深思。
体大
无言
戚则
〔作者简介〕孙方明，1915年生，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
研究宋史，曾参与写作尚钱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
争，护尹砂，诊，，~，沪~~，，，，，，沪，，，、
、.
，，争一
\
司马光(1019一一108G年)字君实，宋朝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出身于宫僚地主
家庭，父司马驰，历仕宋真宗、仁宗两朝，官至天章阁待制、三司副使，为“一时名臣”①。
司马光二十岁时(1。38年少考中进士甲科，随因服丧在籍。到庆历六年(104G年)至京师，
官大理评事，大理寺垂，嘉砧七年改天章阁待制兼侍讲，仍知谏院，英宗时任尚书吏部郎
中，龙图阁直学士，判流内锉。神宗时摧翰林学士，权御史中尽，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继
因反对变法，请求外任，专心编写《资治通鉴》。哲宗继位之后，拜门下侍郎，尚书左仆
射，居正宰相之位。有人说他“大用于元砧际，奋身许国，揭万代之规模，张胆极言，切一
时利病”②。其实，司马光从元丰八年五月至京师，初任门下侍郎，旋升任尚书左仆射兼门
下侍郎，到元砧元年九月初一病逝，在位不过一年多时间，他在政治上属于保守派，特别是
他晚年执政期间，排斥新党，一意孤行。但在史学方面，却有着杰出的贡献。
司马光从小爱好史学，他说:“臣性识愚鲁，学术荒疏，凡百事为，皆出人下，独于前
史，粗尝尽心，自幼至老，嗜之不厌”③。壮而从政之后，更加倍致力于史价，“常欲艾去
芜杂，发挥精篱，穷探治乱之源，上助圣明之鉴”④。治平三年完成《通志分八卷，上之英
宗皇帝。他说。“臣少好史学，病其烦冗，常欲删取其要，为编年一书，力薄道悠，久而未就，今兹忽遇皇帝陛下，……留意艺文，……讲求古训，臣有先述《通志》八卷，起周威烈
王二十三年，尽秦二世三年，史记之外，参以他书，于七国兴亡之迹，大略可见”⑤。他编
书受到极大重视与鼓励，英宗“命自选辟官属，于崇文院置局，许借龙图、天章阁、三馆、
秘阁书籍”⑧，续成其书，并“赐以御府笔、墨、增、帛及御前钱，以供果饵”⑦。司马光

先后推荐翁源县令刘恕，太常博士刘敛，前知资州龙水县事范祖禹同修。司马光的儿子司
靡髻置袱粼赢六墓蕊鼎馨磊黔靠羹算瑟雹鑫翼纂曹蒸氨
当面赐给司马光，命“候书成后写入”⑨。自此到熙宁三年因反对新法请准外任之前，开局
于内院，达五年之久，编成《汉纪》六十卷、《魏纪》十卷进上。从熙宁三年出知永兴军，
不久差判西京留司御史台及提举西京篙山崇福宫，前后六任，听以书局自随。得专门从事
《资治通鉴、》.的编著，凡十五年时间，完成《通鉴》其余部分。到元丰七年十二月全部告
成，上起战国，下终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包十六代，编成二百九十四卷，确是洋洋
大观，前古未有的编年体通史巨著。一-
《资治通鉴))编修中搜罗和碑用了当时所能找到的史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
“正史之外，
.
杂史至三百二十丰种”。张煦侯先生著价通鉴学扎根据《通鉴考异》所见书
名为主，分十类探求司马光援用书，共合三百零一种⑩。可见三百二十二种之说大致不错，
足见引证书籍之广泛。特别在“所引之书，已半亡佚”叭的情况下，更显示了《通鉴》一书
的史料价值。
《通鉴》一书“网罗宏富少，考订精确。修书班子都由当时著名史学家组成，例如刘恕
博闻强记，专精史学，“自太史公所记，下至周显德末，纪传之外，至私记杂说，无所不
览。上下数千载间，巨微之事，如指诸掌犷@。刘放则“博记能文章”⑩，是著名汉史专
家。范祖禹“智识明敏，·一好学能文”O，专精唐史，著有《唐鉴》。他们分工合作，
“史记、前后汉则刘贡甫，自三国历七朝而隋则刘道原，唐讫五代则范纯甫”⑩。他们“研
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偏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犊盈积，浩如烟海，抉
摘幽一隐，校计毫厘”⑩。为此书辛勤工作了十九年。为辅助《通鉴》的阅读或进而阐发修
《通鉴》的宗旨，司马光写了《通鉴考异》三十卷，为阐明对史料的“参考同异”之书，与
《通鉴))同时进呈。另有:《稽古录》匕十卷，·上起伏羲，下至治平，亦贯穿古今，阐述治乱
兴亡之书。封建史学家司马光为其事业“鞠躬尽瘁”，奋斗子终身。
一
《资治通鉴》一书完成后，一受到统治阶级从封建皇帝到地主士大夫的推崇。
·
宋神宗接读《通鉴》后，谓群臣日:“前代未尝有此书，.过荀悦《汉纪》远矣”O。
赵项还连续在迩英殿听讲《资治通鉴》，南来高宗“与讲官言，阅《资治通鉴》，知司
马光有宰相量”⑩。宋孝宗在明远楼下告诫皇太子，“近日《资治通鉴》已熟”，接着就该
经史并读

。吵无怪近代学者梁启超说《通鉴》是“绝好之皇帝教科书”⑩犷
南宋重视《通鉴》的研究，往释和续编《通鉴》成了风气。补编《通鉴》的有刘恕的
《通鉴外纪》和南宋末金履祥的《资治通鉴前编》等，都是补编三家分晋以前的上古史的。
续编有李熹的《续资治通鉴长编》%0卷，记北宋九朝事迹(现在只520卷)。李心传的《建
炎以来系年要录》丫记宋高宗朝36年事迹。改编的主要有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另外，
朱熹“病其(书)于正闰之际，名分之实，有未安者，因尝窃取春秋条例。稍加具括，别为一书”@，名《通鉴纲目》，加强了《春秋》惩善恶、寓褒贬的书法。朱蓑是道学蒙，名气
大，元明时期很多人丢开《通鉴》，去学《纲目》。康熙时还有《御批通鉴纲目》编成。
南宋史学界研究《通鉴》的，多盛加称誉。晃公武在《郡斋读书志》说:“公武心好是
书，学之有年矣”，主应麟甚至说:“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胡兰省热心于
《通鉴》的注释工作，释《通鉴》三十年@。其《音注》、《通鉴释文辩误》内容广泛，成
为音注、解释、校注、全面注释《通鉴》的第一大书，被称为《通鉴》功臣。
宋代指责《通鉴》阔失的，最早推刘恕之子刘羲仲，作《通鉴问疑》，指出《通鉴》中
间题凡八事⑩。以外，晃公武谓“其大抵不采俊伟卓异之说”@。胡贡谓“今谈其书，盖
自唐及五代，采取微冗，年月或差”@。洪迈则说:“通鉴凡年号皆以后来者为定，……颇
有窒而不通之处”⑩。
到清代，考证史籍之风甚盛，研究《通鉴》的学者也大有人在。明末清初系统地对《通
鉴》进行校补的，最著名的是严衍及其学生谈允厚，严氏熟读《通鉴》，病史家有七失，谓
《资治通鉴》“则所云七病间亦有之”@因竭三十年之精力，于明崇祯十七年(l644年)成
《资治通鉴补》二百九十四卷，为胡三省以后对《通鉴》用力最勤的人，发现、补正‘《通
鉴》不少缺点。
乾嘉时代及以后，研习《通鉴》的人更多。赵翼在《陵余丛考》的《一人两书》条指出
《通鉴》个别有误抄《史记》、并影响《通鉴纲目》的地方。⑩王鸣盛把《通鉴》说成是
“此夭地间不可无之书，亦学者不可不读之书也”⑩。章学诚则把《资治通鉴》与郑樵《通
志》、杜佑《通典》和裴磷的《太和通选》四部书称为我国古代“总古今之学术”的“史部
之通”⑩即四通之学。
近代张之洞的《翰轩语》告诫四川学生，“史学须渐次为之，亦须穷年累月，若欲通知
历朝大势，莫如《资治通鉴》及《续通鉴》”@。梁启超说:宋司马光矫班固以后断代为史
之

弊，作《资治通鉴》以续《左传》，编一千三百六十二年间大事，“共所经纬规制，确为
中古以降一大创作，故至今传习之盛，与《史、汉》娇”@。甚至认为“自有左氏、司马
迁、班固、荀悦、杜佑、司马光、袁枢诸人，然后中国始有史;自有刘知几、郑樵、章学
诚，然后中国始有史学矣t”O
陈寅烙先生盛赞宋代史学的发达，“他极恭维《资治通鉴》，称为中国第一部政治
史。”⑧
总之《资治通鉴》成书之后，所受到的赞扬，起到的影响，是主要的。
这首先是由于该书的内容迎合了封建统治者的统治需要，为巩固和加强封建统洽提供了
最有用的经验。宋神宗对该书的称赞就是最好的证明。他说:“联惟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
其德，故能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所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
制，夭人相与之际，休咎庶政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
教，断之以邪正，要之于治忽，辞令渊厚之体，溉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焉”。是“典型之总
会，册犊之渊林矣”⑩。其次，我们必须看到《资治通鉴》在概括历史内容的方法方面，在史学
体例和治史方法方面，有其超越前人、并能长期影响以后史学发展的内容。《四库全书总目
提要》对《通鉴》的总评论说;“故其书网罗宏富，体大思精，为前古之所未有”⑧。
91-二
司马光的史学思想反映在他的文集、论著当中，特别集中地表现在他的史学专著《资治通鉴》和《稽六录》当中。这两部专著，从体例、论述到史料的取舍，文字的锤炼，都饱含着司马光对历史的认识和设想。关于如何写历史，他表示不赞成象《春秋》那样“立褒贬之法”的笔法，而要“据其功业之实书之”@，则善恶自见。他认为在叙事中有的善恶还不够明显，需“辨疑惑，释凝滞”⑩，他就采用增加附论的办法，直书已见。对于阐明史意，附论“臣光日”，一直被从为有“点睛”的作用。《通鉴》的前身《历年图》有附论·《稽古录》也有附论，《通鉴》的论赞总计196篇，212条。是见司马光是很重视使用论赞的。
司马光出身官僚地主家庭，所生活的宋代是我国封建制进一步发展，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乃至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都极尖锐的时代。司马光的思想上浸润着浓厚的封建的唯心主义思想，是毫不奇怪的。司马光认为是英雄创造世界、推动历史前进，而不是广大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劳动人民创造历史和推动历史发展。他说:“昔者圣人顺天理、察人情，知齐民之莫能相使也，故建诸侯以制之;知列国之莫相服也，故立天子以统之”⑩。又

说:“天生杰民，共势不能自治，必相与戴君以治之。苟能禁暴除害以保其生，赏善罚恶使不至于乱，斯可谓之君矣”⑩。又认为天子统治人民，是天所决定的，“人之贵贱贫富寿夭系于天”⑨，人力是无法改变的，这当然是颠倒事实的。至于天子如何统治万民呢?司马光认为唯有礼治。他说:“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也。何谓分，君臣也。何谓名，公卿大夫也”⑩归根到底，就是要用礼作为纪纲，用以统治人民。即所谓“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⑩。
礼还被认为是有绝对权威的，包罗一切。他说:“礼之沁物大矣!凡之于身，则动静有法
而百行备焉;用之于家，则内外有别而九族睦焉;用之于乡、则长幼有伦而俗化美焉;用之
于国，则君臣有叙而政治成焉;用之于天下，则诸侯服而纪纲正焉;岂直几席之上，户庭之
间得之而不乱哉了”⑩所以他认为礼是可以“安固万世”的⑩。
司马光甚至把国家治乱安危的根源说成是出于人君之心。他说:“夫治乱安危存亡之本
源，‘皆在于人君之心”⑩。可以看出，在司马光的史观上，是充满了英雄史观、天命论等唯
心主义的东西。但是，除此之外在他的史学论著中还有一些较能反映客观实际的论点。
第一，明一确把借鉴前世“国家盛衰、生民休戚”作为“考当今得失”的两项标准。
以古鉴今，是我国的历史传统，司马光曾说:“臣闻商书日，与治同道周不兴，与乱同
事周不亡”。又说:“周书日: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商”⑩。各代都是把古
代的成败作为加强当今统治的借鉴的。司马光修《资治通鉴》同样提出要“穷探治乱之;立，
上助圣明之鉴”⑩作为其修史的机因。至于借鉴的内容，司马光明确提出:“专取关国家盛
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⑩。应该看到，把“生民休戚”与
“国家盛衰”看作借鉴古史，考察令史的两项标准，从史学思想发展来看，这是颇有见地
的。在《资治通鉴》、《稽古录》等书的编写中贯彻了这一思想。一
关于“国家盛衰”，司马光从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中归纳出儿个原则。他说:‘人君
之德三:日仁、曰明、日武。致洽之道三:日任官、日信赏、日必罚”画。又说:“夫为国
家者，任官以才，立政以礼，怀民以仁，交邻以信。是以官得其人，政得其节，百姓怀其
德，四邻亲其义。夫如是，则国家安如磐石，炽如豢火硬山二”励。又说:“治国之要，莫先
于用人”(，。在《通鉴》和《稽古录》中具体记录了

这些内容。关于国家用贤和信赏必罚
方面的生实，《砚鉴》和《稽古录加卜记录的更多，也有更多的论述。为了“任官以才”、
“择人而治沙、司马光对于选人、用人，以及用人不疑都有频繁的论述、建议。在王猛谋害
慕容垂时、他评论说:“普周得微子而革商命，秦得由余而霸西戎，昊得伍员而克强楚，汉
得陈平而诛项籍，魏得许饮而破袁绍;彼敌国之材臣，来为己用，进取之良资也”⑩。几他强
调人才的作用，有时有些过分，但重视人才的作用，集中贤才于政府，这还是对的。对赏罚
问题，他不仅着意阐述，还时加评论。晋初武帝对于恃权占据宫稻田豹官僚们因爱僧不同，
而赏罚不一致，司马光评论说:“政之大本，在于刑赏，刑赏不明，政何以成!晋武赦山涛
而褒李熹，其于刑赏两失之。使熹所言为是，则涛不可赦;所言为非，则熹不足褒”@，这
里批评了晋武帝对是非赏罚没有统一的标淮。在《通鉴》和《稽古录》中最强调的部分
《附论》“巨光曰”中，绝大部分是对国家盛衰甚至存亡原因的分析。“以古为鉴护，这是
符合资治的要求的。_
关于“生民休戚”、也受到了司马光的极大重视。重民思想是儒家传统的思想，司马光把
它提‘高到与“国家盛衰”同等重要的地位。他说:“为政在顺民心，民之所欲者行之，所恶者
去之，则何患号令不行，民心不附，国家不安，名誉不荣哉!”⑩他又把民与国的关系说成
是互相依赖的关系，“民以君为命，故可爱。君失道，民叛之，故可畏。言民戴君以自存，
君恃众以守国，相须而立”⑩。所以他在编写《通鉴》和《稽古录》时，特别重视这方面经
验的总结与评论，用相当多的篇幅把人民生活的清况，人民反抗封建压迫与剥削的起义和战
争作了详细的记录，反映的也比较真实。比如《通鉴》称陈胜、吴广起义为“起兵”，认为
是“因夭下之愁怨”颤而发。赤眉、绿林起义则称“以饥寒穷愁起”⑩。对东汉末黄巾起义
则特别采进郎中张钧之说“侵掠百姓，百姓之冤无所告诉，故议谋不轨”砂。特别是对唐末
声势浩大的黄巢起义，广引杂史，删证正史，把起义军转战南北，历时十年，队伍发展到
土百万之众，打得唐王朝遍体鳞伤，逼得唐朝皇帝狼狈逃离京城长安，避难西蜀的具体情况，
作了逼真生动的描述。同时，对唐统治者的腐败无能，也作了相当深人的揭发。如《通鉴》
记嘻宗元年黄巢、王仙芝起义说:“_上年少，政在臣下，南衙北司互相矛盾。爵宗以来，奢
侈日甚，州县不以实闻，_匕下相蒙，百姓流俘，无所控诉，相聚为盗，所在蜂起。”⑩又如
唐嘻

宗广明元年(880年)一七月记载“黄巢自采石渡江，围夭长、六合”之下说:“(高骄)
畏怯不敢出兵，但命诸将严备，自保而已”@，这是司马光用《考异法》把正史材料，经
与《唐末见闻录》等野史记载比较异同后，对唐王朝一向依任的，掌握地方军、政、财权的
诸道行营都统高骄富有讽刺意味的揭发。以后起义军胜利地进军中原，连克两京，农民军
建政权于长安。《通鉴》描述其进入东京洛阳说:“黄巢陷东都，留守刘允章帅百官迎龙易;
巢入城，劳问而已，阎里晏然”@。黄巢军进入唐京都长安，更是浩浩荡荡，“黄巢前锋
将柴存入长安，金吾大将军张直方师文武数十人迎巢于霸上。巢乘金装肩舆，其徒皆被发，
约以红蹭，衣锦绣，执兵以从，甲骑如流，辘重塞涂，千里络绎不绝。民夹道聚观，尚让历
。93.谕之日
.
: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妆曹，汝曹但安居无恐”画。这样，一方面对
唐王朝腐朽无能作了无情地揭露，另方面对农民军的所作所为作了如实的记载。司马光这样
写的原因虽出于告诫统治者，要接受教训，免遭覆亡的心情，但司马光的论述是接触了当时
构成社会的两大阶级，几其记述是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司马光重视历史真实，如实描述历史
事实，不虚构，不歪曲，这在历史学上是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的。
第二、“据功业之实而言之”，置历史的“正闰之说”于不顾，力争摆脱传统历史偏见
的思想。
古史有所谓正闰之说，即正统论，这本出于汉代阴阳家用“五德相胜”说附会历史上各
朝代相承的关系(硬说有的朝代继承是正统，有的则是僧伪)，是一种企图用“夭”的意志证
实某个政权的权威性的历史唯』乙主义谬论。但我国古代却一直沿袭此说，到宋代还争论不
休。司马光明确表示不赞成这种不合理的传统思想，他说:“是以自古至今，未有能通其
义，确然使人不可移夺者也”@。当时的正统论者以“秦、晋、隋皆为霸统”⑩，不得为正
统;，’及汉室颠覆，三国鼎峙，晋室失驭，五胡云扰。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各有国史，
互相排黔，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朱氏代唐，四方幅裂，朱邪人汁，比之穷、新，
运历年纪，皆弃而不数”必，这些说法他认为“皆私己之偏辞，非大公之通论也”@。司马
光主张任何一个政权，“苟不能使九州合而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天子之实者也。虽华夷
仁暴，大小强弱，或时不同，要皆与古之列国无异，岂得独尊奖一国谓之正统，而其余皆为僧
伪哉!”⑩他还接着用具体的例证批驳了那种用“华夷仁暴”、“自上相授”、“居中夏”
或

“有道德”等说法来区别“正统”、“僧伪”的历史观，指出它们的矛盾，说明那许多说
法都是站不住脚的。司马光在《通鉴》中采用的办法是:“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
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具体的像周、秦、汉、晋、隋、唐都曾统一九
州，传柞后代，就应全用夭子之制对待。对于其它“地丑德齐，莫能相一，名号不异，本非
君臣者，皆以列国之制处之”⑩。他认为只有这样，才算是“彼此均敌，无所抑扬，庶几不
诬事实，近于至公”⑩。司马光“据功业之实”，从实际出发对待历史上各代不同政权的
作法，冲破了“正统论”的束缚，使他能够比较正确地对待我国历史上汉族与少数民族政权
之间的关系，这是很大的进步。司马光是个儒学家，自然承受了儒家“华夷之辨”的轻视少
数民族的思想;但是他曾引证荀悦的话说:“春秋之义，王者无外，欲一天下也。戎狄道路辽
远，人迹介绝，故正朔不及，礼教不加，非尊之也，其势然也”@。可见他还是承认地区不
同，民族间自然存、在着差异，因而主张对待少数民族政权，要按照“交邻以信”的原则，尽
量做到能平等对待。他对于汉族统治者对待少数民族领袖不守信用的错误作法是坚决反对
的。比如贞观十七年(643年)唐太宗恃强与薛延陀首领绝婚，司马光严厉谴责说:“孔子
称去食、去兵，不可去信。唐太宗审知薛延陀不可妻，则初勿许其婚可也，既许之矣，乃复恃
强弃信而绝之，虽灭薛延陀犹可羞也。王者发言出令，可不慎哉!”@这样对待历史上的少
数民族政权，尊重其地位与贡献，是难能可贵的。又如对待南北朝时期北朝的前、后赵、慕容
燕、一前秦、后秦以及后来的北魏等政权，和汉族的地方割据政权一样，对其发展、兴亡都有
较详细的分析、记录@。
、
在历史的长河中，各民族及其政权之间，有友好交往，但也不时有战争发生。对于历
史上的民族战争，为弓!起封建帝王的警惕，司马光也毫不隐讳，有较多的记录。特别对较大的战争，记录更详细。在记载中司马光还能对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和正义的反侵略战争加
以区别对待。比如对公元379年前秦符坚发动的对东晋的战争，946年契丹发动的对后晋的战
争，司马光都明显地站在被侵略的东晋和后晋一边，而对侵略者符坚和契丹贵族耶律德光采
取了揭露其骄傲、愚蠢、残暴的作法，有时甚至是嘲弄的态度。而对汉族人民的反侵略斗争
精神寄与了很大的同情。同样地，对历史上汉族统治者发动的对少数民族的侵略和屠杀，
采取的是批判和反对的态度。比如169年汉灵帝遣将杀戮

陇西各部羌族时，司马光谴责说;
“夫蛮夷戎狄，气类虽殊，其就利避害，乐生送死，亦与人同耳。御之得其道则附顺服从，
失其道则离扳侵扰，固其宜也。”又说:一“若乃视之如草木禽兽‘‘不分藏否，不辨去来，悉
艾杀之，岂作民父母之意哉!”这里对少数民族虽仍有轻蔑的称谓，但实际意义还在于比较平
等的相待。他认为“羌之所以叛者，为郡县之所侵冤故也”，叛乱是由汉族地方官之不良引
起。“夫御之不得其道，虽华夏之民，亦将蜂起而为寇，又可尽诛耶!”所以他最后谴责汉将
说:“然则段纪明之为将，虽克捷有功，君子所不与也”@。我国是。个多民族国家，这是
历史上形成的，各民族之间有矛盾斗争，也经常和平相处，民族之间的融合要有一个长期的
历史过程。能不能正确看待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是评定历史学家是否进步的一个重要
标志。对于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并不简单地看作一“蛮夷”，这是司马光在史学上的一个:重要突
破，表现了他的史学思想的进步性。司马光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华夷之辨”的偏见，使我国
历史记录增加了对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政权的重视，增加并充实了历史上有关我国各少数民
族活动的内容，使我国的历史在逐步反映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实际方面，‘大大前进一步。‘
从史学史上看，这是应该给予充分估价的。‘·
第三、不信佛道，反对阴阳五行迷信荒诞的思想。一
司马光反对阴阳五行，早有论说。嘉砧八年(1063)他在《上英宗言山陵择地札子》中
说:“夫阴阳之书，使人拘而多畏;至于丧葬为害尤甚。……巨常深疾此风，一欲乞国家禁绝
其书，而未暇也”⑩一。后在《葬论》卜二文中义说:“吾尝疾阴限家立邪说以惑众;为世患，
于丧家为尤甚。顷为谏官，尝奏乞禁夫下葬书，当时执政莫以为意。今著兹论，‘庶伸后之子
孙葬必以时，欲葬具之不必厚视吾祖;.欲知葬书之不足信视吾家”钾。司马光反对阴阳五行
之害，不专指丧葬而言，连有关灾异、符瑞、」图俄、占卜之类，统统都在反对之列。他在与
范祖禹论修《通鉴》的原则时规定:“妖异止于怪诞、诙谐止于取笑之类，便请直删不
妨”@。在与刘恕的信中也说:“其符瑞等皆无用可删”⑩，这就是司马光等编写《通鉴》
时对五行、妖异、符瑞、镶纬诸谬说的明确态度。所以王应麟指出:一“《通鉴「》不书符瑞，
高帝赤帝子之事，失于删削”⑩。意思是说，这类记载，只是偶然的失误。为贯彻反对五行
符瑞的思想，在《通鉴》中也有于删削之处，申述所以删削的理由的，比如《通鉴》卷一九
六，唐太宗

命太常博上吕才与诸术士刊定《阴阳杂书》四十七卷，吕才为之序。《通鉴》删原
书而留序言，其《叙录命》说:“禄命之书，多言或中，人乃信之。然长平坑卒，采闻共犯
三刑;南阳贵士，何必俱当六合!今亦有同年同禄而贵贱悬殊，共命共胎而寿夭更异”。‘其
《叙葬》说:“今葬书以为子孙富贵、贫贱、一寿夭，皆因卜葬所致。夫子文为今尹而三已，-
柳下惠为士师而兰瓢，计其丘陇，未尝改移。而野俗无识，妖巫妄言，遂于砰踊之际，择葬地
以希官爵;茶毒之秋，选葬时以规财利。或云辰日不可哭泣，遂莞尔而对弟客;或云同属忌
泊病犷，遂吉服不送共亲。伤教败礼，一莫斯为甚I”⑩东汉光武帝刘秀信用俄文，司乌光引范哗论赞以批其谬误说:“桓谭以不善俄流亡，郑兴以逊辞仅免;贾遗能付会文致最差贵
显;一世主以此论学，悲哉王”@比较起来，王应麟所指“失于删削”而误存的部分，是极
少数。《通鉴》之为书，在破除阴阳五行、图戳、符瑞、卜筑等迷信上，是尽了很大努力
的。
司马光不信佛教、道教。他说:“其微言不能出吾书，其诞吾不信也。”@司马光以儒
学反对佛道，他在_E给皇帝的奏札中说:“窃以释老之教，无益治世，而聚匿游惰，耗蠢良
民，此明识所共知，不待臣一二言也”⑩。他尤其反对佛教的世俗宣传，如以人初死七日至
七七日、百日为小祥、大祥，必作道场功德，则灭罪升天;否则入地狱受到烧春磨之苦。他
说:“夫死则形朽腐，而神飘散，虽到春磨烧又安得施”@。司马光反对道教，特作《无为
赞》说:“学黄老者以心如死灰，形如稿木为无为，迁夏以为不然，作无为赞”⑩。司马光
对北魏太武帝拓跋寿崇奉篙山道上寇谦之一事特加评论说:“老庄之书，大指欲同死生，轻
去就。而为神仙者，服饵修炼，以求轻举，炼草木金银，其为术正相庚矣，是以刘欲《七
略》叙道家为诸子，神仙为方技。其后复有符水、禁咒之术，至谦之合而为一。至今循之，
之
其讹甚刻一.声颐在记载隋场帝杨广大业八年(612年)篙高道士潘诞受命为场帝“合炼金
丹”，耗费无数，六年无成，结果被杀一条，更彻底戮穿了道家炼丹术的骗局⑩。司马光
指出了道家“服饵修炼”之术与老庄的“同死生，轻去就”主张已相背离，并指斥了道家服
饵修炼乃至符水、禁咒之术的荒谬，说:“君子之于择术，可不慎哉”，警告统治者应该高
度注意选择什么样的学说作为自己治国的指导思想。这种意见是有所为而发的，针对的就是
当时北宋皇帝对道教、对神仙方士的迷信。
《通鉴》里对佛教的记载，一直采取抵制、驳斥的态

度。在东汉明帝永平八年(65年)
记佛教传人我国一事，指出它“善为宏阔胜大之言，以劝诱愚俗”⑩。当佛教盛行我国之
后，又多次记载各种反对佛教的言论和措施，特别是历史上的“三武灭佛”活动，即北魏太
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三次以皇帝的命令大举禁止佛教的活动⑩，使佛教传播遭受严重打
击;其中北周武帝的禁佛，又是连道教同时一禁止，使道教的传播也遭受沉重打击。关于反对
佛教的言论，以齐永明二年(484年)范缤发表《神灭论》⑩、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
韩愈上《谏迎佛骨表》⑩等文对佛教的驳斥最为深切。《通鉴》一书中集中记录了大量反对
佛道谬论的活动和论断。
司马光在《通鉴》一书中，大量记载了反对阴阳术数、宗教迷信的史料，用其明确的政
治态度猛烈地冲击了当时正史、野史、笔记、小说中充塞的虚妄迷信的消极气氛，给当时的
封建宗教迷信以打击，这是有进步意义的。
第四、《通鉴》在历史编纂学上作出的重要贡献。
治史方法，也是极关重要的。司马光在编修《通鉴》的过程中，创造性的继承和改革
了古人的治史方法，在考订史料方面创造了“考异法”，在编修史书方面使用了从丛目、长
编到成书的一套方法。这是他修《通鉴》中使用的方法，也是他的新创造，这对完成《通
鉴》的编修和以后的修史工作，都有极重要的参考价值。
司马光著《通鉴》是通过对历史记录的考察，探索“治乱之源”，不能不接触大量史
料，“正史之外，旁采他书”⑩，使用正史之外的杂史至三百二十二种。参考书如此之多，
如何使用、驾御这些史料，便是一大难题。宋人高似孙说:“光编集《通鉴》有一事用三四
·
96·黔
出处纂成者”⑩。引用书既多，“其间传闻异词，稗官既喜造虚言，正史亦不皆实录”买一_攀_
作到取材精当，记事翔实，便须经过详细地“参考异同卜、“辨证谬误，，的工作，司马光因
而创造了《考异法况
、
卒以祛将来之惑”@。、_一.卜一卜
一
司马光的“考异法”「的创立，一方面是出于矫时之弊。北宋初期在修史上出现了重褒
贬、…一轻史实的风气，把((I日唐书》和((I日五代史》改编成《新唐书》(宋祁、欧阳修等)_和
《新五代史》(欧
_
阳修)可在发现和谏用不少新资料的情况下，.两部书在原书的基础上，「本
应比!日书修得更好，但一则由于他们过分模仿所谓《春秋》的笔法丫强
.
调一字一词的“褒
贬件作用，_一则不适当地用“古文家”一的写作方法，致许多史实失真，有不少破绽，_随之对上
述著作的《纠谬》、《纂误》(吴缤作)很快出现，二书也因

此颇为时论所不满，一这不能不
引起司马光的注意。另外，历史学的发展，也使司马光能够有所借鉴，这主要表现在裴松之
作价三国志注》对他的影响。陈寿《三国志》的史学、文笔虽为时人所推重，“然失于略，_-
时有所脱漏”函。裴松之为之作注，便不再采取过去注书的重文字训话和解释的旧办法，而是
广泛地搜集历史资料，用以补充陈书。.他说:“绘事以众色成文，一蜜蜂以兼茱为味”_⑩，广
采众书
_
，_成为裴松之作注方针。裴注体例在他的《‘进书表》中_列举了四个方面朴“寿所不
载，事宜存录者，则周不毕取以补其.阔。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一疑不能判，_
并皆抄纳以备异闻。若乃纸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
失，_颇以愚意有所论辩”@一。结果裴注的分量竟超过本文三倍卜不但补充了原书、也起了保
存史料和改进治史方法的作用。火四库提要》说:“昔陈寿作《三国志派，裴松之注之，二’·”
其例最善。”又说:一娜而修史之家，未有自撰一书，明其所以去取之故者犷有一之，实自光
始”(指《通鉴考异丫)，指明旬马光考异法与《裴注三国志》二者之间的关系、裴注的
“拾遗补网，，一、{’’以备异闻”、
异》则重点放到了“参考同异”
“纠正纸缪”，主要在补充、排列史实上下功夫。’《通鉴考
“辨证谬误”的校正更料钓工作上。正如他自己所说:
麦耀缪默摧粼子馨竺菜蒙嘿箕撇粼拔粼巡明，傅人不但可以了解辛冬史料去取的根据，而且可以自己去判断他的根据是否正确，_这表现
了司马光对待修史的严肃态度和负责精神，把史学的资料工作推进葬归个新阶段支司马光修
《通鉴))的过程，也就是他进行考异的过程。他的考订工作是大量的，也是细致的、认真
的，他说:“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颤、这样，一价通鉴考异》纵正了
史书上不少错误少保存了大量旧有史料。同时，改进了注史方法，一推进了封建史孚的进一步
发展，对我国史学的影响是极大的。南宋李熹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分、一季心传的长建炎以来
赞藻愁赘蒸想华蒙:戈:的工作方法和步骤，给历史编纂学提供了另一方面的宝贵经验。司马光塔范梦得腆信中，
标第较详细地记录了他们的编书步骤和要求:第一步将收集到的资料按年月，事月加浏卜比，
明出处，并进行剪贴，这叫作双丛目·))，要求
二步是把丛目中编排的史料，进行初步整理，
“稍与其事相涉者，、即注之，一气过多不害，，、
分析鉴别，考证异同，选择去取，并加以组织
，0了，安扣

卜文辞上也有所加工。对年月、事迹有相违决、有所取舍的，要说明理由，作为附注。
这样写成的第二稿叫《长编夯。长编要求“宁失于繁，勿失于略”，作为进一步修改的基础。
以上两个步骤，都是由刘放、刘恕、范祖禹等协修人员负责整理编写的。第三步则由司马光本
人对长编再进行详细认真考订、删繁就简，加工润色，直到最后写成《通鉴》完稿。这个工
作是比较繁难的工作，又往往不是一次完成的，须经九次修改，然后定稿。jll恕的J仔刘羲仲
在
一
《通鉴问疑》中说:“先人在书局，止类事迹，勒成长编，其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笔
削”。可以看出，农通鉴》是由一批史学专家集体协作完成的项目，·其中分工明确，要求严
格，一最后的统编、笔削润色，完全出自司马光一人之手。这又是一整套集体编写史书，分工
负责的完整经验。一_「一~_司马光的关子史料工作的考异法，关于编修史书从搜集资料到完成定稿的编写步骤和集
体编定史书的分工负责的制度，都是历史编纂学上的新创造，~进“步推动了我国封建史学的
发展。一-一}-一卜---
二一综上所述，一司马光的这些思想都是积极的、进步的。在这些思想的引导下，完成了编写
《资治通鉴万这二部至今仍有很高价值的史学巨著，推动了我国封建史学的发展，影响了我
国史学从宋到清几百年的发展方向。这个客观事实，我们必须给予充分肯定。自‘
⑩⑩⑧⑥⑩颐⑩⑩⑩@此段均见苏轼《司乌温公行状万二《司马
温公神道碑》
.
(《苏东坡集》前集卷三十
六、卷三十九及《宋史》《司马光传》
等书。)
南宋刘娇《进司马温公集表》、
③⑥⑦⑩⑩⑩⑩司马光《资治通鉴进书表》。
④⑩
⑥
甸画
司马光《谢赐资治通鉴序表风
司乌光《进通志表》。
一
晃说之《篙山文集》卷十七，《送王性
之序》。，--
王应麟《玉海》卷四十七、《治平资治通
鉴》。丫一
张煦侯价通鉴学犷(修订本)第三章。.
童如豫《资治通鉴补跋》。
《宋史》卷四四四《刘恕传》。
《宋史》卷三一九《刘放传》。
@⑩
⑧⑩⑩⑩
⑩⑩
《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四五《荐范祖禹
状》。
《续资治通鉴》卷七十八。
张端义《贵耳集、卷上。
盛如桦《庶斋老学丛谈》卷下。-
梁启超《_中国历史研究法》第‘章。
《朱子大全》卷四十六《答李滨老旁。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编年类《资治
通鉴》。一几
刘羲仲《通鉴问疑》。
晃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五。.
((文献通考》、《经籍考》、史卜编年。
洪迈《容斋随笔》卷四。
谈允厚《资治通鉴补后序》。_
赵翼《咳余丛考

》卷十五。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一百《缀言二》矿
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释通夯。
张之洞《糟轩语》语学第二。、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一章。第
二章。--
蒋天枢《
一
陈寅烙先生编年事辑》卷中。
《御制资洽通鉴序》。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编年类《资
治通鉴》。.
《资治通鉴》卷六十九、《魏纪》，、附
论。
刘知几《史通》卷西、卜内篇、论赞。
《资治通鉴》卷二四四奋《唐纪》六十附
论。-·气
⑨⑩@@⑩0
⑩国⑩@⑩⑩⑩《资治通鉴》卷六十九、《魏
纪》一。_一
0⑩⑩⑩⑧
户牙母.《传家集》卷二十七《言山陵择地札子》。
《传家集》卷六十五《葬论》。
⑩⑩@司马光《温国文正公集》卷七十一《葬
论》。
⑩⑩@《资洽通鉴》卷一、《周纪》一附⑩⑩⑩《传家集》卷六十三、《答范梦得》、
⑩画@@⑩⑩函颐@廖吻、⑩⑩⑩⑥
⑩⑩
论。卷十一汉纪三。
司马光《墉言集注》、《向道篇汾。-
《司马温公传家集》卷四十六《进修心
治国之要札子》。
司马光《稽古录》第十六卷《历年图序》。
《通鉴》卷七、秦纪二。
《通鉴》卷七十三、魏纪五。
《通鉴》卷一O二、《晋纪》二十四。
《通鉴渔卷七十九、《晋纪》一
《传家集》卷四十八《乞降封事签帖札
@
@⑩⑩@②⑩
晒
⑩⑩
子》。
司鸟无布稽古录》卷之五。
《通鉴》卷三十八布汉纪三十》
卷五十八、《汉纪》五十。_
⑩《通鉴》卷二百五十二、《唐纪》六十
_
八。
@@廖《通鉴》卷二百五十三、《唐纪》
六十九，·七十‘⑩国
《传家集》卷六十一《答郭长官纯书》。
《通鉴》卷二十七、《汉纪》十九·
《通鉴》卷户百七十九、《唐纪》十三·
参见《通鉴》及《糟古录》的记载。、、
《通鉴}卷五十六《汉纪》四十六。
《贻刘道原》。
主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二《考史》。
破通鉴》卷一九六、《唐纪》十二。
《通鉴》卷四十四《汉纪》三十六。
《宋史》卷三三六、《司马光传》。
《传家集》卷二十六《论寺额札子》。
顾栋高《司马温国文正公年谱》遗事。
《传家集》卷七十四《迁书、无为赞》。
《通鉴》卷一一九、《宋纪》一。
《通鉴》卷一，\--、《隋纪》五。
《通鉴》卷四十五、《汉纪》三十七。
见《通鉴》卷一二四、卷一七一、卷二四
，、。一
《通鉴》卷一兰六、《齐纪》二。
《通鉴》卷二四O、《唐纪》五十六。
李饮《宋朝事实》卷三《诏书》及司马光
《进通志表》。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第十册卷四十七
编年类、《通鉴考异》。
⑩颐⑩裴松之《上三国志注表》。
(本文责任编

辑徐兆仁)
⑩@⑩公、匆
一9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