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马光的史学思想

“正史之外，
.
杂史至三百二十丰种”。张煦侯先生著价通鉴学扎根据《通鉴考异》所见书
名为主，分十类探求司马光援用书，共合三百零一种⑩。可见三百二十二种之说大致不错，
足见引证书籍之广泛。特别在“所引之书，已半亡佚”叭的情况下，更显示了《通鉴》一书
的史料价值。
《通鉴》一书“网罗宏富少，考订精确。修书班子都由当时著名史学家组成，例如刘恕
之德三:日仁、曰明、日武。致洽之道三:日任官、日信赏、日必罚”画。又说:“夫为国
诚，然后中国始有史学矣t”O
陈寅烙先生盛赞宋代史学的发达，“他极恭维《资治通鉴》，称为中国第一部政治
史。”⑧
总之《资治通鉴》成书之后，所受到的赞扬，起到的影响，是主要的。
这首先是由于该书的内容迎合了封建统治者的统治需要，为巩固和加强封建统洽提供了
最有用的经验。宋神宗对该书的称赞就是最好的证明。他说:“联惟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
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偏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犊盈积，浩如烟海，抉
摘幽一隐，校计毫厘”⑩。为此书辛勤工作了十九年。为辅助《通鉴》的阅读或进而阐发修
《通鉴》的宗旨，司马光写了《通鉴考异》三十卷，为阐明对史料的“参考同异”之书，与
《通鉴))同时进呈。另有:《稽古录》匕十卷，·上起伏羲，下至治平，亦贯穿古今，阐述治乱
他晚年执政期间，排斥新党，一意孤行。但在史学方面，却有着杰出的贡献。
司马光从小爱好史学，他说:“臣性识愚鲁，学术荒疏，凡百事为，皆出人下，独于前
史，粗尝尽心，自幼至老，嗜之不厌”③。壮而从政之后，更加倍致力于史价，“常欲艾去
芜杂，发挥精篱，穷探治乱之源，上助圣明之鉴”④。治平三年完成《通志分八卷，上之英
司马光甚至把国家治乱安危的根源说成是出于人君之心。他说:“夫治乱安危存亡之本
源，‘皆在于人君之心”⑩。可以看出，在司马光的史观上，是充满了英雄史观、天命论等唯
心主义的东西。但是，除此之外在他的史学论著中还有一些较能反映客观实际的论点。
第一，明一确把借鉴前世“国家盛衰、生民休戚”作为“考当今得失”的两项标准。
南宋史学界研究《通鉴》的，多盛加称誉。晃公武在《郡斋读书志》说:“公武心好是
书，学之有年矣”，主应麟甚至说:“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胡兰省热心于
《通鉴》的注释工作，释《通鉴》三十年@。其《音注》、《通鉴释文辩误》内容广泛，成
为音注、解释、校注、全面注释《通鉴》的第一大书，被称为《通鉴》功臣。
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⑩。应该看到，把“生民休戚”与
“国家盛衰”看作借鉴古史，考察令史的两项标准，从史学思想发展来看，这是颇有见地
的。在《资治通鉴》、《稽古录》等书的编写中贯彻了这一思想。一
关于“国家盛衰”，司马光从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中归纳出儿个原则。他说:‘人君
《通鉴》个别有误抄《史记》、并影响《通鉴纲目》的地方。⑩王鸣盛把《通鉴》说成是
“此夭地间不可无之书，亦学者不可不读之书也”⑩。章学诚则把《资治通鉴》与郑樵《通
志》、杜佑《通典》和裴磷的《太和通选》四部书称为我国古代“总古今之学术”的“史部
之通”⑩即四通之学。
近代张之洞的《翰轩语》告诫四川学生，“史学须渐次为之，亦须穷年累月，若欲通知
博闻强记，专精史学，“自太史公所记，下至周显德末，纪传之外，至私记杂说，无所不
览。上下数千载间，巨微之事，如指诸掌犷@。刘放则“博记能文章”⑩，是著名汉史专
家。范祖禹“智识明敏，·一好学能文”O，专精唐史，著有《唐鉴》。他们分工合作，
“史记、前后汉则刘贡甫，自三国历七朝而隋则刘道原，唐讫五代则范纯甫”⑩。他们“研
炎以来系年要录》丫记宋高宗朝36年事迹。改编的主要有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另外，
朱熹“病其(书)于正闰之际，名分之实，有未安者，因尝窃取春秋条例。稍加具括，别为一书”@，名《通鉴纲目》，加强了《春秋》惩善恶、寓褒贬的书法。朱蓑是道学蒙，名气
大，元明时期很多人丢开《通鉴》，去学《纲目》。康熙时还有《御批通鉴纲目》编成。
的事物。孰是孰非，一留给学者们深思。
体大
无言
戚则
〔作者简介〕孙方明，1915年生，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
研究宋史，曾参与写作尚钱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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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1019一一108G年)字君实，宋朝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出身于宫僚地主
历朝大势，莫如《资治通鉴》及《续通鉴》”@。梁启超说:宋司马光矫班固以后断代为史
之弊，作《资治通鉴》以续《左传》，编一千三百六十二年间大事，“共所经纬规制，确为
中古以降一大创作，故至今传习之盛，与《史、汉》娇”@。甚至认为“自有左氏、司马
迁、班固、荀悦、杜佑、司马光、袁枢诸人，然后中国始有史;自有刘知几、郑樵、章学
不久差判西京留司御史台及提举西京篙山崇福宫，前后六任，听以书局自随。得专门从事
《资治通鉴、》.的编著，凡十五年时间，完成《通鉴》其余部分。到元丰七年十二月全部告
成，上起战国，下终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包十六代，编成二百九十四卷，确是洋洋
大观，前古未有的编年体通史巨著。一-
《资治通鉴))编修中搜罗和碑用了当时所能找到的史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
论司马光的史学思想
〔内容提要〕司马光创作史学名著《资治通鉴》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一
个典型。司马光在其著作中力求描述历史的本来面貌，用“国家兴衰、生民休
”两项纲领作为修史原则，在历史编纂学上提出考异法、无修长编的修史原
。正是以这些史学思想为指导，才得以完成《通鉴》这一“网岁宏冒、
思精”的编年史。西方有的学者认为编年史只是假历史，是空洞的叙述、
兴亡之书。封建史学家司马光为其事业“鞠躬尽瘁”，奋斗子终身。
一
《资治通鉴》一书完成后，一受到统治阶级从封建皇帝到地主士大夫的推崇。
·
宋神宗接读《通鉴》后，谓群臣日:“前代未尝有此书，.过荀悦《汉纪》远矣”O。
赵项还连续在迩英殿听讲《资治通鉴》，南来高宗“与讲官言，阅《资治通鉴》，知司
马光有宰相量”⑩。宋孝宗在明远楼下告诫皇太子，“近日《资治通鉴》已熟”，接着就该
家庭，父司马驰，历仕宋真宗、仁宗两朝，官至天章阁待制、三司副使，为“一时名臣”①。
司马光二十岁时(1。38年少考中进士甲科，随因服丧在籍。到庆历六年(104G年)至京师，
官大理评事，大理寺垂，嘉砧七年改天章阁待制兼侍讲，仍知谏院，英宗时任尚书吏部郎
中，龙图阁直学士，判流内锉。神宗时摧翰林学士，权御史中尽，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继
以古鉴今，是我国的历史传统，司马光曾说:“臣闻商书日，与治同道周不兴，与乱同
事周不亡”。又说:“周书日: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商”⑩。各代都是把古
代的成败作为加强当今统治的借鉴的。司马光修《资治通鉴》同样提出要“穷探治乱之;立，
上助圣明之鉴”⑩作为其修史的机因。至于借鉴的内容，司马光明确提出:“专取关国家盛
其德，故能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所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
制，夭人相与之际，休咎庶政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
教，断之以邪正，要之于治忽，辞令渊厚之体，溉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焉”。是“典型之总
会，册犊之渊林矣”⑩。其次，我们必须看到《资治通鉴》在概括历史内容的方法方面，在史学
因反对变法，请求外任，专心编写《资治通鉴》。哲宗继位之后，拜门下侍郎，尚书左仆
射，居正宰相之位。有人说他“大用于元砧际，奋身许国，揭万代之规模，张胆极言，切一
时利病”②。其实，司马光从元丰八年五月至京师，初任门下侍郎，旋升任尚书左仆射兼门
下侍郎，到元砧元年九月初一病逝，在位不过一年多时间，他在政治上属于保守派，特别是
秘阁书籍”⑧，续成其书，并“赐以御府笔、墨、增、帛及御前钱，以供果饵”⑦。司马光
先后推荐翁源县令刘恕，太常博士刘敛，前知资州龙水县事范祖禹同修。司马光的儿子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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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面赐给司马光，命“候书成后写入”⑨。自此到熙宁三年因反对新法请准外任之前，开局
于内院，达五年之久，编成《汉纪》六十卷、《魏纪》十卷进上。从熙宁三年出知永兴军，
宗皇帝。他说。“臣少好史学，病其烦冗，常欲删取其要，为编年一书，力薄道悠，久而未就，今兹忽遇皇帝陛下，……留意艺文，……讲求古训，臣有先述《通志》八卷，起周威烈
王二十三年，尽秦二世三年，史记之外，参以他书，于七国兴亡之迹，大略可见”⑤。他编
书受到极大重视与鼓励，英宗“命自选辟官属，于崇文院置局，许借龙图、天章阁、三馆、
宋代指责《通鉴》阔失的，最早推刘恕之子刘羲仲，作《通鉴问疑》，指出《通鉴》中
间题凡八事⑩。以外，晃公武谓“其大抵不采俊伟卓异之说”@。胡贡谓“今谈其书，盖
自唐及五代，采取微冗，年月或差”@。洪迈则说:“通鉴凡年号皆以后来者为定，……颇
有窒而不通之处”⑩。
到清代，考证史籍之风甚盛，研究《通鉴》的学者也大有人在。明末清初系统地对《通
鉴》进行校补的，最著名的是严衍及其学生谈允厚，严氏熟读《通鉴》，病史家有七失，谓
《资治通鉴》“则所云七病间亦有之”@因竭三十年之精力，于明崇祯十七年(l644年)成
《资治通鉴补》二百九十四卷，为胡三省以后对《通鉴》用力最勤的人，发现、补正‘《通
鉴》不少缺点。
乾嘉时代及以后，研习《通鉴》的人更多。赵翼在《陵余丛考》的《一人两书》条指出
体例和治史方法方面，有其超越前人、并能长期影响以后史学发展的内容。《四库全书总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