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人才思想简论

司马光人才思想简论

谢继忠

司马光，字君实，陕西夏县（今陕西夏县）人。他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又是北宋中叶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目前学术界对司马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史学思想、哲学思想和治学方法等方面，而对其人才思想却有所忽视，偶有所论，也很简略。①我们认为，司马光对历史兴衰治乱历史的研究，并结合自己长期的做官实践活动和体验，提出了独到精辟的人才的参考思想。在今天仍具有一定意义。

司马光的人才思想主要贯穿在《资治通鉴》及大量的上疏和对应之辞中。本文以拟缘着上述两条线索对司马光的人才思想作以初步探讨。

治国之道，在于用人

北宋时期，冗官充斥朝廷，冗兵为患，封建官僚集团腐败不堪，国势益贫益弱，小规模的农民起义不断爆发。司马光深知国家危机深重，在洞悉历代兴衰治乱和用人得失的基础上，面对现实，大声疾呼选用贤才，这对北宋统治者来说无疑是一声警钟。在多次上疏中指出：“为政得人则治。”“为政之要，在于用人，赏罚善恶而已。”③从三个方面提出最高统治者“人君”的职责，首要的一点就是“量才而授官。”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向英宗上疏，提出宜“选用英俊，循名择实，赏功罚罪”，若能“虚心从善”，④行以至诚。就能达到治国的目的。治平思念，上疏提出治国的三要决，即“得人”，“信赏”，“必罚”。而且不无感叹的提出：“臣获事三朝，皆以此六言献，平生力学所得，尽在是以。”⑤由此可见，作为一代人主，能否使国家达到至治，关键在于选用贤才，这是治国的根本。

在《资治通鉴》及其附论中，司马光特别强调选用贤才对治理国家的重要作用，并把历史发展源泉和封建王朝成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于能否用人。同时指出，不但要善于任用本国人才，而且要善于任用敌国人才，并举周得微子而革商命，秦得由余而霸西戎，吴得伍员而克强楚，汉得陈平而诛项籍，魏得许攸而破袁绍的例子，来说明“彼敌国之才臣，来为己用，进取之良资”⑥的道理。

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大写特写刘邦君臣议论秦朝覆灭，项羽败亡和唐太宗与魏征等大臣讨论如何治国，如何用人的生动故事，通过汉、唐这两个“治世”典型的剖析，来进一步述评用人对朝代兴衰的直接影响，以表达、论证自己的观点和用人主张。在《资治通鉴》卷239又着意引用了柳宗元的《梓人传》和《种树郭橐驼传》，来警喻宰相和郡守、县令在用人与处理政务时，都必须遵守自然的法则，不能随心所欲。且说：“此其文之有理者也。”胡三省进一步阐明其引用录的根本原因，即“以其有资于治道也。”总之，通过历代用人经验的总结，为北宋统治者提供“史鉴”，这是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的根本目的。诚如他自己所说“辰今所述，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是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⑦

在《资治通鉴》附论中，同样贯彻了上述基本思想。司马光在评述汉武帝时指出：“天下信未尝无士也！武帝好四夷之功，而勇锐轻死之士充满朝廷，辟土广地，无不知意。及后息民重农，而赵过之俦教民耕耘，民亦被其利。此一君之身趣好殊别，而士辙应之，诚使武帝兼三王之量以兴商、周之治，其无三代之臣乎！”⑧这说明只要君主爱好并善于招揽人才，就会出现人才云集的局面，君主才能充分施展其包负。着也正是君主开明与昏暗的区别所在。在评论汉光武帝时指出，光武帝即位之初，群雄竟逐，四海鼎沸，而光武帝仍能扫平宇内，重建一统，就在于“独能取忠厚之臣，旌循良之吏，拔于草菜之中，置诸群公之首”，“所知先后而得其本源”。⑨认为把用人放在第一位，这是光武帝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在评论刘

邵作百官考课法时指出：“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而知儿女之道，圣贤所难也。”⑩统治者必须以“至公至明”的态度选贤用人，才能治理好国家。

德才兼备，以“德”帅才

在古今人才思想中，衡量人才最基本的标准就是德才标准。由于历史时代的不同特点，存在着对德才标准的不同理解和不同要求。其中德与才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等的，不能等量齐观。曹操在选人时只注重“才”，而不问其德行。司马光则坚持了人才思想史上德才兼备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标准，认为“德”是衡量人才的根本标准，“才”只是第二位的标准。在《资治通鉴》的第一篇附论“才德论”中，司马光精辟阐述了这一基本思想。“臣光曰：志伯之亡也，才胜德也。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云梦之竹，天下之劲也，然而不娇揉不羽括，则不能以入坚。棠溪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镕范，不砥砺，则不能以击强。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皆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而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饿之足患哉？”⑾这里提出了“才者，德之资，德者，才之帅”的命题，和前人相比，他更全面，更正却地阐述了才与德的辨证关系。这是人才思想史上对德才关系最精辟的论述，对现代社会中的德才关系仍有启示。

司马光主张“取士之道，当以德行为先，文学为后。就文学之中，又当以经术为先，辞采为后。”⑿怎样考察德呢？司马光认为，不但要看当时的德行，还要看其过去的德行，引《易》曰：“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⒀虽然司马光所强调的“德”是封建士大夫之“德”，即是对封建统治阶级尽忠尽诚，尽职尽责。所谓“才”，是维护“德”的表现形式的见解，在今天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于“才”的标准，司马光认为：“人之才，或长于此而短于彼，虽皋、夔、契，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备！故孔门以四课论士，汉室以数路得人。若指瑕掩善，则朝无可用之人；苟随器指任，则世无可弃之士。”⒁如果求全责备，那么朝廷就没有一个可用的人才；如果按才能之高下，量才而用，那么天下就没有被遗弃的人才。内外诸官，若能“精择其人，使之各举其职”，⒂或者“各随器能，临时任使”⒃使人尽其才，治狱之士、才尽其用，那么天下便可得而治。治经之士

司马光还把人才分为治经之士、治狱之士、治兵之士、择言官等类型。对这些人才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和不同的职责范围。治经之士，必须做到“记览博洽，讲论精通”；经之士，必须做到“曲尽情伪，无所冤抑”；治财之士，必须做到“仓库盈实，百姓富足”；治兵之士，必须做到“战胜攻取，敌人畏服”。⒄谏官必须是“不爱富贵，重惜名节，晓知治体”。⒅故百官都应有各自的具体要求和衡量的标准。这种用不同的标准衡量不同的人才，择其长而用之的用人主张，在今天仍有积极的意义。

精选慎荐，考察黜陟

在选举人才的制度和措施问题上，司马光强烈抨击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向北宋统治者提出选荐、择用、考绩人才的具体办法和措施。

司马光认为九品中正制是魏晋选举制度的最大弊病，引沈约论曰：“魏武始立九品，兼以论人才优劣，非谓世族高卑。而都正（即州中正）俗士，随时俯仰，凭籍世资，用相凌驾，遂成为法。周、汉之道，以智抑愚；魏、晋以来，以贵役贱；世庶之科较然有辨矣。”⒆故九品中正制选人“唯论门户，不问贤能”，“所失弘多”，其结果是“官邪国败，不可纲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