阜阳汉简简介_阜阳汉简整理组
5章----3竹简
詩書禮樂。
刑不逮於君子。 禮不逮於小人。 《禮記》：禮不下庶人， 刑不上大夫。
匹婦愚夫， 不知其鄉之小人、君子。
竊鈎者誅，竊邦者為諸侯。
《莊子》：彼竊鈎者誅， 竊國者為諸侯。
安徽阜阳汉简
• 1977年安徽省文物工作队等单位在安徽阜 阳双古堆 1号墓发掘出土。墓主为西汉前期 汝阴侯。阜阳汉简经整理编纂分为10多种 古籍，其中有《苍颉篇》、《诗经》、 《周易》、《万物》、《吕氏春秋》、 《庄子》等。
银雀山竹简
• 1972年发掘出土于山东临沂银雀山两座汉 墓中。简文书体为早期隶书，写于公元前 140～前118年（西汉文景时期至武帝初 期）。银雀山汉墓竹简共计有完整简、残 简4942简，此外还有数千残片。其内容包 括《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 韬》、《尉缭子》、《晏子》、《守法守 令十三篇》、《元光元年历谱》等先秦古 籍及古佚书。这些古籍均为西汉时手书， 是较早的写本。
郭店楚简•老子
• 《老子》，又称《道德经》、《五千言》、 《老子五千文》。《道经》37章在前，第 38章之后为《德经》，共81章。 • 《道德经》是后来的称谓，最初无《道德 经》之名。其成书年代过去多有争论，至 今仍无法确定，不过根据1993年出土的郭 店楚简年代推算，成书年代至少在战国中 前期。 • 郭店楚简《老子》共有三个版本，分别为 甲本、乙本、丙本。
郭店楚简•老子
• 丙本：现存14支竹简，简长26.5厘米， 共268字。 • 简文内容相当于今本17、18、35、31、 64章。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
天下皆智（知） 美之為 （美） 也，惡巳（已）。
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矣。
皆知善，此丌（其）不善 巳（已）。
故有無相生， 難易相成， 長短相形，
先秦古籍“伪书”说清算、正名及反思
先秦古籍“伪书”说清算、正名及反思 ◎祁志祥内容提要 进行先秦思想史研究，碰到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如何对待过去戴着“伪书”帽子的先秦古籍。
从唐宋至现代的“古史辨派”，疑古辨伪风潮迭起，疑为“伪书”的先秦古籍多达１８部。
然而，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的汉墓出土文献直接推翻了８部“伪书”的帽子，它们自应重新进入研究视野。
其余１０部或为先秦原著，或为先秦文献的辑佚补撰之作，名为“伪书”亦不合实际。
其中一些补辑之作，虽然带有后代烙印，但剔除这些烙印，依然可以作为了解先秦思想的参考依据。
在“伪书”说束缚着研究者手脚、被疑伪的古籍尚未在现有先秦思想史著述中得到合理利用和有效阐述的今天，对先秦古籍“伪书”说来一次彻底的清理、正名和反思，具有十分迫切的现实意义和重大的学术意义。
关键词 先秦古籍 伪书说 清算与正名 出土文献 先秦文献辑佚〔中图分类号〕Ｂ２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４４７－６６２Ｘ（２０２１）０３－００４１－１１ 从事先秦思想史研究，碰到的一个最为棘手的问题是“伪书”说。
一方面，研究者着手研究的许多先秦古籍在历史上戴着“伪书”的帽子，相关研究会遭到带着这种成见的学者的责难，认为其不辨材料真伪，学风不严谨；另一方面，如果完全听信了这些“伪书”说，将这些所谓的“伪书”排除在研究评述之外，势必给先秦思想史的著述留下大量空白，同时使这些古籍的校勘注疏成果失去使用价值，变得毫无意义。
于是，对笼罩在这些先秦古籍上的“伪书”说来一次系统的清理和甄别，作出一个更为合适的权衡取舍，就显得十分迫切和重要。
先秦作为中国思想史上的“轴心文明”时代，其存世的典籍并不很多，是可以被研究穷尽的。
但当我们以扎实的态度展开穷尽式的研究时，却发现，被后世怀疑或断定为“伪书”的，据笔者不一定完整的统计，竟多达１８部。
这就使得先秦思想史的研究到处充满了雷区，动辄得咎。
但当我们深入进去时，就会发现这种担心基本上是多余的。
一来，这１８部“伪书”中，有８部被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的出土文献证明是真实不伪的，戴在这８部古籍头上的“伪书”说是后人强加的、不合事实的，不能成立，应予正名。
《易》类出土文献考论
∗[收稿日期]2012-06-26∗∗[作者简介]张庆利(1962—),男,黑龙江东宁人,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与文化研究。
摘要:出土文献为《周易》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客观依据。
西晋汲冢竹书对《周易》的性质与流传,马王堆汉墓帛书对《周易》卦画的形成与《易传》的作者,阜阳汉简对《周易》占卜的内容,王家台秦简对《周易》的流传与演变,上博竹简对《周易》的早期传承与易学史问题,等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出土文献;《周易》;汲冢竹书;马王堆帛书;上博竹简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0438(2012)05-0092-04(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大连116029)张庆利《易》类出土文献考论早在1925年,王国维先生就提出“二重证据法”:“吾辈生于今日,常于纸上材料之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无不表示一面之事实。
此二重证据法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加以肯定,可断言也。
”[1](P 2)这“二重证据法”就是“纸上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的相互结合,彼此印证。
李学勤先生也曾说:“就书论书,一般只能是揭示古书内容可能存在的种种矛盾,考古学的成果则在书籍之外提出客观依据。
特别是近年,从地下发掘出大量战国秦汉的简帛书籍,使人们亲眼见到未经后世改动的古书原貌,是前人所未曾见的。
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将能进一步了解古籍的信息本身,知道如何去看待和解释它们。
”[2](P 599)一、西晋汲冡竹书最早发现的《易》类出土文献是西晋的汲冡竹书。
晋武帝咸宁五年(279),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得竹书数十车,内有《纪年》十三篇、《易经》二篇。
《易繇阴阳卦》二篇、《卦下易经》一篇、《公孙段》二篇、《国语》三篇、《名》三篇、《师春》一篇、《琐语》十一篇、《梁丘藏》一篇、《缴书》二篇、《生封》一篇、《大历》二篇、《穆天子传》五篇、《图诗》一篇、杂书《周食田法》等十九种,共计75篇。
从周易二重性质谈周易是古代管理学
・中国哲学史・从《周易》二重性质谈《周易》是古代管理学林 忠 军关于《周易》的性质,学界长期以来见仁见智,众说纷纭。
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周易》是一部筮书;《周易》是一部史书;《周易》是一部伦理书;《周易》是一部哲学书;《周易》是一部管理书等。
在这个问题上之所以会出现这么大差别,一方面取决于《周易》所包含的内容。
《周易》内容包罗万象,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言:“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
”随着社会发展和历代学者对《周易》的解释,《周易》的内容和性质也在发生变化,这为确认《周易》的性质增加了难度。
另一方面也与研究者的研究角度和水平有关。
我们认为,《周易》的性质是一个复杂问题,不能以偏盖全,更不能简单否定或肯定,而是应当客观地、历史地加以对待。
一1.从《周易》自身看,是卜筮之书 《周易》卦爻符号是筮占记号,阳爻称九,阴爻称六,本之于筮法。
根据大衍筮法所推演的结果,不外乎六、七、八、九四个数。
六、八偶数为阴,七、九奇数为阳;阳用符号━表示,阴用符号22表示。
而六为老阴,九为老阳。
九、六老则变,《周易》崇尚“变”,故经文凡阳爻称九,阴爻称六。
《周易》文辞是筮占之辞。
一般说来,卦爻辞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取象,说明事理,另一部分是断语。
所谓取象指叙述一个事,或描述某一自然现象。
所谓断语是下结论,多用吉凶、悔吝利与不利等辞,取象和断语是因果关系。
因此从《周易》结构看,《周易》是一部筮书。
更为重要的是《易传》保留了古老的大衍筮法。
今本《系辞》有这样一句话:“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 以象润,五岁再润,故再 而后挂。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
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
2021阜阳楚辞简中的楚辞文体的音乐性特征范文3
2021阜阳楚辞简中的楚辞文体的音乐性特征范文 阜阳楚辞简出土已有近三十年，但尚未为文学研究者所利用。
最直接的原因是出土楚辞简只有十个字，能提供的信息十分有限，不足以被利用。
事实上，这十个字楚辞简具有很重要的文学研究价值，可以验证楚辞文体的音乐性特征。
由此，尚可进一步探讨与楚辞音乐性相关的一些问题。
一、阜阳简楚辞作“猗”而不是“兮”乃记音所致屈原的作品，应该总体上体现了楚文学的特征。
楚辞的特点，有如宋黄伯思《东观馀论》所云是“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①。
但这一论断的缺陷是片面化、绝对化，忽视了文化的互相影响的一面。
《离骚》等作品因其有口传性质而具备独特性。
口传必然含有音乐性和方言吟诵的特征。
刘向《说苑·善说篇》保存了对歌辞的原始记音:于是也，楚大夫庄辛过而说之，遂造托而拜谒起立曰:“臣愿把君之手，其可乎?”襄成君忿然作色而不言。
庄辛迁延盥手而称曰: “君独不闻夫鄂君子晢之泛舟于新波之中也? 乘青翰之舟……会钟鼓之音毕，榜枻越人拥楫而歌，歌辞曰滥兮拚草滥予昌……秦胥胥缦予乎昭澶秦踰渗惿随河湖。
鄂君子晳曰: 吾不知越歌，子试为我楚说之。
于是，乃召越译，乃楚说之曰: 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顽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君兮君不知。
”②这种记音方式有类于后世对少数民族民歌记录时的汉字摹音。
越人之歌与楚歌似异，二者不是同一种方言系统，也不是同一种音乐系统。
于此，可有三点启发: 其一，“今夕何夕”之《越人歌》，是由越地土着音翻译而来，“越译”指通过越语所作的翻译; “楚说”指用楚语表达“越译”的意思。
“越译”与“楚说”之间构成的是两种语言之间的意译; 其二，无论是“越人歌”的土音形式，还是楚说“越人歌”，都保留着歌唱的要素; 其三，从歌辞角度看出，“土着”越人歌和“楚说”越人歌，尽管在意思上是一致的，但演唱歌辞的语言形式相距遥远。
【免费阅读】《仓颉篇》概说
《仓颉篇》概说赵守祥中国留存下来的文献记载，仓颉始创文字，仓颉是中国文字鼻祖。
笔者在前不久完成的《关于仓颉的再考证》一文中指出：仓颉一称，实实在在是中国文字创立史的代名词；这已经是一个很清楚的重大历史事实。
元《至正金陵新志》（至正为元顺帝的年号，1341-1368）载：“昔周初有仓颉墓（指寿光仓颉墓）下得石刻，藏之书府”。
北宋朝太师王著（？-992）奉宋徽宗令所编《淳化阁帖》将出土于寿光仓颉墓的石刻（即仓颉石室二十八字）作为“诸家法帖”（法帖即将古代著名书法家墨迹经双勾描摹后刻于石或木板上，再拓印装订成帖）的第一篇收入帖中，并注曰：“在北海，此石虽不得，而为吾国文字之祖”。
当代学者谢子展则谓仓颉文“是四千多年前的文字”。
真如以上三者言，则仓颉造字是极早的事，可上推至夏代早期及其以前，是在距今四五千年间，这正与史载仓颉为黄帝史官之时代相符，且已为地下考古发现所证实。
中国文字的创立始于大汶口文化时期，发展、兴盛、成熟于龙山文化时期（龙山文化下限已延至夏纪年内）。
在民族基因记忆中，中国文字发明的主体是仓颉氏族，其代表人物是仓颉。
正因于这个缘故，在从龙山文化以至于夏、商、周、秦、汉，甚至更后，是字书多以仓颉名之。
在中国历史进入王国时代，尤其是秦汉之际及以降，字书是当时普及知识文化的最基本最重要的载体，是民族文化的基础和核心，是那个时期王朝、统治者实现天下一统统治的核心文化资源和核心文化手段。
而这个时期的字书均以仓颉而名。
一《仓颉篇》是我国古代识字教材的代表性著作，成书于两千多年前秦统一之初。
《仓颉篇》是我国秦汉时期由国家编著的识字课本，所形成的是秦汉时期的一种规范文字。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后实行“书同文”的政策，丞相李斯废除六国文字中不与秦文相合部分，以周时之《史籀篇》（大篆）为本（史籀传为周宣王时太史，秦国人。
而秦的祖先则是源出于今寿光一带的益族，即伯益之后。
籀即抽字，籀与仓颉姓氏侯冈之侯，寿光之寿，均为音近字，是源发于寿光一带的古音），改篇中繁重、怪累之字而成秦篆（小篆），作成《仓颉篇》，同时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
简帛医书所载皮肤病及治疗方法探略
简帛医书所载皮肤病及治疗方法探略龙荣芬1，周祖亮1，李娜娜2（1.广西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广西 南宁 530200； 2.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广西 南宁 530023）［摘要］ 简帛医书记载了较多皮肤病类型及治疗方药，其所载皮肤病可分为感染性、物理性、动物性、过敏性、色素性等五类，包含了“、螟、肤疽、夕下、大风、大带、白㾷、爒”等古病名。
皮肤病治疗方法包括外治法、内治法、祝由法三类，其中以外治法为主。
外治法重在清外邪，内治法重在补正气。
系统梳理简帛医书皮肤病及其治疗方法，可以管窥秦汉时期皮肤病的诊治水平，有助于完善早期皮肤病病史研究，也可为现代临床治疗皮肤病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 出土文献；简帛医书；皮肤病；秦汉时期；外治法；内治法；祝由法［中图分类号］ R26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7-659X （2024）01-0112-05DOI ：10.16294/ki.1007-659x.2024.01.018Analysis of Skin Diseases and Treatment Methods of Bamboo and Silk Medical ManuscriptsLONG Rongfen 1，ZHOU Zuliang 1，LI Nana 2（1.School of Basic Medicine ，Guangx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Nanning 530200，China ；2.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x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Nanning 530023，China ）Abstract Many skin diseases were recorded in bamboo and silk medical manuscripts ，which can be mainlydivided into five categories ：infectious skin diseases ，physical skin diseases ，animal skin diseases ，allergic skindiseases and pigmented skin diseases ，including ancient disease names such as “Ma ，Ming ，Fuju ，Xixia ，Dafeng ，Dadai ，Baishi and Liao ”. The treatment methods of skin diseases include external treatment ，internal treatment and Zhuyou treatment ，among which the external treatment method is the main one. External treatment focuses on removing external pathogens of skin diseases ，while internal treatment focuses on replenishing healthy qi. A systematic review of skin diseases and treatment methods of bamboo and silkmedical manuscripts can provide a glimpse of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level of skin diseases in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which will help improve the research on early medical history of skin diseases and provide new ideas for modern clinical treatment of skin diseases.Keywords excavated document ；bamboo and silk medical manuscripts ；skin disease ；Qin and Han dy⁃nasties ；external treatment ；internal treatment ；Zhuyoutreatment［收稿日期］ 2022-12-20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编号：20YJA740065）；广西壮族自治区一流学科建设重点项目（编号：2019XK015）；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出土医学文献与文物研究中心重点项目（编号：CTYX03）。
安徽阜阳汉简介绍
安徽阜阳汉简介绍（摘自/f?kz=220387336）阜阳古称颍州，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
西周时，阜阳境内为胡子国。
战国末年，楚考烈王迁都于巨阳（今阜阳太和县），阜阳曾一度成为楚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中心。
秦汉以后，阜阳历为郡、州、府治所以及众多王、侯的封地。
由于其地理形势是“襟带长淮，控扼陈蔡”、“梁宋吴楚之冲，齐鲁汴洛之道”（明·李宜春《颍州志·形胜》），所以两千多年来，阜阳一直是沟通南北经济文化的一个重要枢纽。
至今，古城遗址遍布全城及周边四邻，地下文物也极其丰富，闻名中外的阜阳汉简，就出自阜阳县双古堆汉墓。
双古堆位于阜阳市西南郊约一公里处。
原是座高出地面２０米，东西长约１００米，南北宽７０多米的双顶大土堆。
传说历来黄河泛滥，阜阳四周一片汪洋，惟双古堆像孤岛一样伫立水中，水涨，古堆也随之升高，再大的水也难以将其淹没。
因此，世代相传双古堆是仙人的住宅。
１９７７年春，当地罗庄人在古堆前建窑，挖出了几个陶制的马头，同年７月，经上级批准，阜阳地区博物馆会同安徽省文物工作队和阜阳县文化局，对古堆进行了科学的挖掘和清理，方才揭开双古堆之谜。
由出土器物上的铭文和纪年得知，原来双古堆是西汉初年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夫妻的合葬墓（详参《文物》１９７８年第８期，《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
两墓中除出土漆、铜、金、玉器等文物二百余件外，还发现了大批竹简和三块木椟。
作为随葬之物，这批竹简已在地下沉睡了两千多年。
简，是古代的一种书写材料，纸发明以前，古人将文字书写在狭长的竹片或木片上。
写在竹片上的叫简，写在木片上的叫牍或曰札。
将简片编缀成册，谓之竹（简）书，但也统称为竹简。
阜阳出土的这批简，因为是汉代的，故被名之为阜阳汉简。
由于年代久远，遭自然侵蚀，尤其墓葬很早以前即遭人盗掘，人为破坏所致，墓已垮塌。
棺椁内常年积水，盛放简牍的漆笥已朽坏；加之受封土和椁盖板的重量挤压，笥内竹简变质、变形，不仅散断扭曲，颜色发黑，而且彼此交错粘结成形如刨花板状物，难以将其剥离开。
阜阳汉简《诗经》文本年代问题探究
Social Sciencc Vol.432%2021【历史学】阜阳汉简《诗经》文本年代问题探究王冈陈焕妮（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江西南昌330022）摘要:阜阳汉简《诗经》随葬于西汉初年。
秦有不重儒生的传统，又对犬国文字的使用不加干涉，到汉高祖时，《诗经》仍以讽诵为主，综合以上因素推断，阜阳汉简《诗经》抄写于汉文帝时期更合理。
秦“焚书”力度大，而残简异文有重“音”的规律，由篇大致可以认为阜阳汉简《诗经》以汉初讽诵本为抄写底本。
关键词:阜阳汉简《诗经》；文本;抄写年代;底本年代中图分类号:K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8444（2021）02-0170-08收稿日期：2020-H-01作者简介:王刚，副授授，博士，主要从事先秦两汉史、古文献与学术史研究；陈焕妮，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出土文献研究。
1977年安安阜阳双古堆出土了一批汉朝初年简牍,学术术对这批简牍内容讨论最多的莫过于《诗经》部分。
王国维指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最发见。
”⑴毫无疑问，阜阳汉简《诗经》是一个新发现，它为汉代《诗经》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一份全全的材料，也为我们研究《诗经》学带来了更多可能。
首先要对其年代作一个初步判断，继而在此基础上对其展开多重研究。
对阜阳汉简《诗经》年代问题的研究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抄写年代；二是底本年代。
循此思路，本文试作初步的探究。
一、阜阳汉简《诗经》抄写年代探究在论证本课题之前，有一个前置问题需要解决。
那就是，阜阳《诗经》文本的性质——它究竟是原始本，还是抄写本。
赵争提出，阜阳汉简《诗经》为抄写本⑵，笔者对此表示赞同。
理由在于，阜阳汉简《诗经》“字数少者，字大而疏;字数多者，字小而密”⑶。
它的书写格式是在简长的限制下，依靠调节字体的大小和间隔来满足“一简写一章”或“两简写一章”的要求。
正是由于有底本参照，才能使阜阳汉简《诗经》能够根据每章的字数来调节位置，使其在章句的抄写上呈现出整齐性。
(完整word版)阜阳师范学院两校区道路、楼宇、广场命名方案
阜阳师范学院两校区道路、楼宇、广场命名方案清河校区一、道路命名道路1、2两大主干道以道路两旁自然植物命名。
道路1——丹桂路晋嵇含《南方草木状》卷中：“桂有三种:叶如柏叶，皮赤者为丹桂。
" 唐白居易《有木诗》之八:“有木名丹桂，四时香馥馥。
"古人称科举及第为折桂,因以丹桂比喻科第。
丹桂路寓意着广大师生在教学、科研以及学习等各方面能够拔得头筹。
道路2——雪松路《论语》：“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陈毅《青松》:“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
”雪松在中国文化中象征着高洁的品质以及不屈不挠的精神.道路10、11以阜阳当地历史名人命名。
让学生铭记历史，以历史名人为榜样，积极上进。
道路10-—管仲路管仲（公元前725年~前645年）,名夷吾，字仲,谥敬，颍上（今阜阳市颍上县）人，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
他曾被齐桓公拜为相,并尊称为仲父，辅佐齐桓公成霸业。
他的著作《管子》中记录了他的治国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
道路11-—甘罗路甘罗（约公元前247年—？），战国时期秦国名臣甘茂之孙，著名的少年政治家。
《史记》：“甘罗年少,然出一奇计，声称后世。
虽非笃行之君子,然亦战国之策士也。
"甘罗墓位于颍上县东25公里（今杨湖区甘罗乡）颍河北岸。
西清河桥——西清桥因坐落于阜阳著名的河流之一-—西清河上而得名,特色鲜明,简单易记。
欧阳修知颍州曾主持治理清河,他在《忆焦陂》诗中写道：“清河两岸柳鸣蝉，直到焦陂不下船.”长廊1——春晖长廊春晖，即春日的阳光。
由唐孟郊“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而使此词有了比喻母爱的意思。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则有电影《春晖》歌颂教师.此处长廊每到春天便有迎春花等开放，令人心情愉悦，故为此名既应景，又有丰富的寓意。
长廊2——秋水长廊秋水出自《庄子·秋水》：“秋水时至，百川灌河。
" 长廊下便是西清河，水波清澈,让人心旷神怡，故为此名.广场1——明德广场明德是信息工程学院校训第一个词，意为“光明之德,美德”.语出《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西山尚志-从帛书_周易_小_少_的区分释_亨小利_
周易研究2008年第3期(总第八十九期) 收稿日期:2007-04-20作者简介::西山尚志(N ishiya ma H isashi ),日本人,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2005级博士研究生。
从帛书《周易》“小”“少”的区分释“亨小利”西山尚志(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山东济南250100) 摘要:帛书《周易》中,“小”与“少”的用法存在非常明确的区分,据此,本文对《周易》古经卦爻辞中多处出现的“亨小利”的断句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其读法应为“亨小,利……”,而不是过去多数人所认为的“亨,小利”。
关键词:帛书《周易》;小;少;亨小利中图分类号:B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82(2008)03-0010-03On the Ter m “H eng x iao li ”i n the Zhouyi of S ilk M anuscr i pt by theD isti n cti on s between Characters X iao and ShaoN ishiya ma H isashi(I nstitute of L iterature H ist ory and Phil os ophy,Shandong University,J inan 250100,China )Abstract:I n the Zhouyi of silk manuscri p t,there are exp licit distincti ons in the use of the characters xiao (s mall )and shao (little ),in accordance with this,this paper makes a research on the punctuati on of the ter m “heng xiao li ”which appears in many hexagra m re marks in the old text of the Zhouyi .Key words:the Zhouyi of silk manuscri p t;xiao ;shao ;heng xiao li一、帛书《周易》对“小”“少”的严格区分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出土了多种《周易》的文本,计有:1973年在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发现的“马王堆帛书《周易》”文本(以下简称“帛书本”);1977年在安徽省阜阳县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中发现的“阜阳汉简《周易》”(以下简称“阜阳简本”);1994年在香港文物市场发现后由上海博物馆收购的“上博楚简《周易》”(以下简称“上博本”)。
汉代铜器铭文中的一词多形
汉代铜器铭文中的一词多形摘要：根据用来记录同一词语不同构形的影响因素和产生方式，汉代铜器铭文中的一词多形现象可分成三类：一是由假借字造成的，二是由异体字导致的，三是由多种因素引起的。
由于用来记录同一音义的文字书写形式差异、书写形式与语言环境的变化，汉代器物铭文中出现了较为复杂的音义与字形对应关系。
关键词：汉代；铜器铭文；一词多形；类型；异体字；假借字中图分类号：H1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0438（2023）05-0079-03（吉林师范大学文学院吉林四平136000)一词多形是古代汉语中常见的一种现象，它反映出汉字字形和它们所代表的词语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学界目前对出土文献中的一词多形的研究，从历时角度看主要集中在先秦时期，他们考察西周、春秋战国、秦至汉初等不同阶段的材料，代表学者如田炜、陈斯鹏、夏大兆等，从材料类型观察，主要焦点在简牍、帛书。
学者们对汉代铜器铭文中的一词多形现象很少关注。
徐正考先生指出：“汉代铜器铭文文字中存在一些特殊现象，往往表现出了汉代铜器铭文的独特之处，在汉字发展史上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
”[1]（P1）汉代铜器铭文是我们的主要研究材料（便于行文，“汉代铜器铭文”称作“汉铭”，暂不包括汉代镜铭，共近2000件，铭文释文采用宽式、繁楷体标注，个别字形也采用繁体字）。
在前彦时修的成果基础上，我们主要对汉代铜器铭文中的一词多形（主要采用裘锡圭先生的意见，行文中尽量不用“字词关系”概念，只在必要时沿用）进行分类，并观察不同类型之间的关系。
一、由假借造成的一音义用多字形现象（一）{甑}—甑、曾。
汉铭{甑}有两种书写形式，一种写成“甑”，另一种写成“曾”。
前者2例，分别是：（1）禦銅金雝甗甑一具，盆備。
卅七年十月，趙獻。
（甑銘）（2）陽信家鏖甗，容一斗，並重三斤六兩。
五年，奉主買邯鄲。
第二。
后者1例：（3）閔翁主銅曾銅□，容四斗□。
古音曾从母蒸部，阳声；甑精母蒸部，去声。
阜阳西汉汝阴侯墓
阜阳西汉汝阴侯墓阜阳西汉汝阴侯墓作者：杨玉彬汝阴侯墓复原图阜阳西汉汝阴侯墓，俗称“双古堆”，实为西汉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夫妇合葬墓，位于今阜阳师范学院西湖校区教学主楼前广场，原是一个高出地面20米、东西长100米、南北宽70米的双顶大古堆。
1977年7月1日至8月8日，安徽省文物工作队、阜阳地区博物馆、阜阳县文化局联合对双古堆进行了发掘，根据墓葬出土漆器、铜器、封泥上的“女（汝）阴侯”、“汝阴家丞”、“十一年”等铭文，推定一号墓葬（M1）为西汉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墓，下葬年代为西汉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
二号墓（M2）为夏侯灶妻子的墓葬，准确下葬年代不详。
夏侯灶夫妇墓均为有封土的带墓道长方形土坑竖穴墓，葬具一椁一棺，墓葬木椁外填有积炭，其中M1积炭厚40—44厘米、M2积炭厚20—23厘米，积炭层外均用10—15厘米厚的细软青膏泥封护。
M1、M2两墓东西并列，相距17.7米，M1在东侧并打破M2封土，表明其下葬年代晚于M2。
M1墓口南北长9.2、东西宽7.65米，墓道南北长30、宽5米，椁室长6.2、宽3.8米，椁盖板断塌，上侧板朽腐，底板完好。
底板与侧板间用卯榫连接，东、西、北三面侧板各用两块木板垒接。
椁室南面的侧板置两层板，里层椁板竖立在椁底中段，东南角和西南角各安一单扇门，外层置一层横板，横板堵住东南角门。
椁室的底板共八块，均横排平铺在垫木上。
椁室内距南壁75厘米处置一道竖立隔板，两端各置一隔扇门，西侧扇门里置放棺床。
棺床朽腐移位，仅残存一块棺盖板，未见尸骨。
椁室西侧上侧板有一直径1.1米的半圆形盗洞。
椁室以隔板和棺床把室内分为头箱与东、西、北三个边箱，边箱内置放随葬器物。
M2墓口南北长23.5、东西宽13米，墓道长23、宽13米，椁室长5.35、宽3.3米。
椁室盖板朽腐，侧板用两块木板垒起，南端置横竖三层板，椁室西南角设单扇门。
棺床前面立有隔板，南面留两扇木门。
椁室内棺床直抵北壁，所以只有头箱和东、西边箱，随葬器物置放于头箱与边箱内。
略述20世纪《诗经》史学研究
略述20世纪《诗经》史学研究摘要：《诗经》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文学作品，又是重要的社会史料和文化史料，两千多年来，研究和阐释《诗经》的著述非常之多，新的研究方法和角度亦层出不穷，但其史料价值从未被忽视。
拟将这一时期从史学角度研究《诗经》的众多论著做出适当的分类，并加以评述，使其更加了然。
关键词：20世纪；《诗经》；史学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2-0162-02认识到《诗经》具有史料价值，古已有之，西汉司马迁在写《史记》时就已把《诗经》中所反映的有关西周春秋时期的历史状况作为重要的史料来参考。
明代王阳明提出“五经皆史”。
清代史学家章学诚论述过“六经皆先王之政典”，“文章史，固相终始”。
时至今日，历史学仍然是对《诗经》研究影响最大的学科之一。
20世纪的《诗经》研究主要集中在二三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四十年代至七十年代，限于我国当时的历史情况，学术研究并非主流，其中著述，虽有论及，不能集中，这四十年间从史学角度研究《诗经》的论文也只有为数不多的7篇。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对《诗经》进行文学解读的同时，研究者们也充分注意到《诗经》作为一部可靠的先秦典籍所具有的史学、文化等多方面的价值，80年代学术复苏期以后的《诗》学，自觉地继承和发扬了《诗经》研究的新方法。
这两个时期从史学角度研究《诗经》的著述数量可观：单行本6部，论文101篇，其内容也并不单一乏味，有对《诗经》史料价值的认可；有关于“史诗”问题探讨的；有对《诗经》中历史人物进行考证的；还有将史学与文学相结合，以《诗经》史学促进《诗经》文学的研究发展的。
一、对《诗经》史料价值的认可（一）中国最古的史料20世纪初以胡适、钱玄同、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所提倡的疑古、辨伪精神在学术界掀起了一股潮流风尚，《诗经》研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古史辨派1926年至1941年连续出版的丛刊《古史辨》中，第三辑下编完全是讨论《诗经》的。
名人事例
孔子:精神豁达知足不贪食居慎节爱好广泛. 曹操:盈缩之期不尽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几千年来人类一直想从烹食龟肉中，分享得一分长寿所需的养分。
现代科学学研究发现，动物的成纤细胞繁殖代数越多，寿命越长。
龟的成纤细胞体外培养高达n7年代数，而人只达50年代数，鸡只有25年代数。
可见，构成龟体的是特殊长寿细胞，因而常食龟能延年益寿。
我国人吃龟肉历史悠久，早在商朝就把文字刻在龟板上，做成甲骨文，从那时起就开始吃龟肉了。
在战国时代，“山海经”中有吃龟肉记载:“西南流注于伊水。
其中多三足龟，食者无大疾，可以止肿”。
南北朝陶弘景曾说:“龟肉做羹、大补而神灵，不可轻杀”。
唐代孟洗在“食疗本草”中详细记载了龟的食疗作用。
据现代科学家们分析，每1009龟肉中，含蛋白质16。
59，脂肪1g，糖类。
69，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A、维生素B，、维生素B:以及丙氨酸转氨酶等多种酶，证实了龟的营养价值极高。
在现代，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城乡人们养龟、玩龟、吃龟之风渐起，龟不仅仅是酒楼、宾馆贵宾的名贵佳肴，也开始进人寻常百姓家宴的餐桌，像上海、杭州、济南、两广及沿海地区等，吃龟已不是新鲜事。
龟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在我国中医药领域已久负盛誉，滋补强身的功效尤为显著，龟甲、龟肉、龟血、龟胆、龟蛋、龟尿均可人药，明朝伟大药物学家李时珍曰:“龟，能通任脉，故取其甲补心、补肾、补血，皆以养阴也”，又说龟肉“通任脉，助阳道，补阴血，益精气，治痰弱”。
“神农本草经”日“久服经身不饥”，所以，凡久病精血亏虚，赢疲乏力、久瘫痰弱、虚疹咳嗽、咯血、吐血、便血、肝肾阴虚、月经闭止等都可将龟作为滋补食品。
60年代初，广东航道局温先生经医生指点，遂炖金钱龟给妻子吃，辅助治疗癌毒，果然奏效。
香港珠宝商洪先生得知此事，于1994年夏多次到温先生家考察，后投资100万港元养金钱龟数百只，到1996年盈利500万余港元。
香港亚洲电视台特播发洪先生“不爱珠宝爱金钱龟”的事迹。
从药学词语看简帛医籍的时代特征
从药学词语看简帛医籍的时代特征方成慧;周祖亮【摘要】简帛医籍所记的药学词汇丰富而繁杂,包括药物名称、药物量词、炮制词语等类别.不同时代的医药文献,其药学词语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通过对简帛医籍药物名称“菽”和“豆”、“蓡”和“参”,药物剂量“匕”和“刀圭”、“斤”和“两”以及炮制词语“咀”和“哎咀”、“卒其时”和“卒时”在简帛医籍中的分布比较,探讨其时代特征,从而为简帛医药文献的时代研究提供语言学上的证据.【期刊名称】《湖北文理学院学报》【年(卷),期】2012(000)009【总页数】5页(P60-64)【关键词】简帛医药文献;药学词语;时代特征【作者】方成慧;周祖亮【作者单位】湖北文理学院文学院,湖北襄阳441053;广西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广西南宁530001【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H13一、简帛医籍药学词语的研究现状20世纪初以来，我国多地先后出土了大量涉及医药内容的简帛文献。
简帛医药文献的主体是秦汉简帛，它们保存了许多医方信息和医药名物。
目前已整理公布并涉及药物学内容的简帛文献数量不少，较系统而完整者有周家台秦简《病方及其他》、《马王堆汉墓帛书〔肆〕》的《五十二病方》、《养生方》、《杂疗方》、《胎产书》四种(以下或统称“马王堆医书”)、阜阳汉简《万物》、《武威汉代医简》(以下简称“武威医简”)、张家界古人堤简牍医方木牍，散见的有里耶秦简医药简、敦煌汉简医药简(以下简称“敦煌医简”)、居延汉简医药简(以下简称“居延医简”)、居延新简医药简(以下简称“居新医简”)等。
简帛医籍具有极大的文献真实性，口语性强，其中的词汇为研究早期的医药历史与语言文字提供了珍贵资料，有特殊研究价值。
对于简帛医籍的时代断定，既可以通过其出土墓葬的下葬年代，也可以通过不同医籍的文字形式和它们所反映的医药学成就，来探讨医籍的抄写时代和成书先后顺序。
对此，学术界已有较多的研究成果。
除此之外，简帛医籍的产生时代还可以通过它们所记载的医药词语来加以考证，钱超尘先生曾在这方面作过研究［1］。
出土简帛文献简介
出土简帛文献简介一．简帛的发现与整理简牍和帛书的发现，是近百年来我国文物考古重大发现的一个重要方面。
所谓简帛，是指我国古代使用墨笔书写的有文字的竹、木简牍和绢帛的总称，因各种复杂的自然环境因素而流传至今。
简帛发现的历史渊遠流长，据记载，在西汉武帝时期就有古代简帛的问世。
此后，西晋武帝太康年间，汲郡人盗掘战国时的魏襄王墓，出土了竹简书籍数十车，这是我国古代大批发现简牍的最早一次记载，这就是著名的《汲冢书》。
这两次发现所留下的古文《尚书》、《论语》、《礼记》、《孝经》、《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重要典籍，对于古代学术研究和学术争鸣均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此后历代还有不少次的零星发现。
上个世纪的简帛发掘从时间上大体可划分为两个时期，约从１９世纪末和２０世纪初到１９４９年为止是一个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内，一些外国考察队首先相继进入我国西北边陲，也就是汉代的河西与西域地区，开始了考古调查和所谓的探险活动，揭开了西北简牍大发现的序幕。
其代表人物有瑞典人斯文赫定、贝格曼，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日本的大谷光瑞、桔瑞超等。
２０世纪初西北简帛的发现，立即引起了当时国际东方学界、考古学界、语言学界的轰动。
此后，我国科学家或与外国合作，或独立发掘，使古代简帛逐步被世人所认识。
２０世纪上半叶简帛的发现，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举其要者有敦煌汉简，居延汉简，罗布淖尔汉简等。
建国以后，尤其是七十年代以来更不断有惊人的简帛发现。
重要的竹、木简发现有云梦秦简，龙岗秦简，武威汉简，银雀山汉简，甘谷汉简，马王堆汉墓竹简，定县汉简，江陵凤凰山、张家山汉简，居延新简，阜阳汉简，大通汉简，马圈湾汉简，郭店楚简，悬泉置汉简，尹湾汉简，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等等。
帛书包括斯坦因在敦煌汉代烽燧遗址中发现的几件帛书、长沙子弹库楚墓发现的“楚缯书”、敦煌马圈湾烽燧遗址出土的帛书1件、长沙马王堆3号墓出土的一大批帛书、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帛书10件等。
下面仅就东汉以前的出土简帛文献材料择其要者作扼要介绍敦煌汉简是指二十世纪初开始在河西疏勒河流域汉代边塞烽燧遗址中陆续出土的简牍。
出土文献的查找-大学课件-
《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
· 1991年10月，中国社会科 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 队在殷墟花园庄东地发掘 了一个甲骨坑，坑内出土 甲骨1583片，其中刻辞的 有689片。
青铜器与金文材料
· 汉武帝时在汾阴发现大铜鼎。
里耶秦简的发现
· 湖南省龙山县里耶镇：里耶古城位于湖南与重庆 交界处，东临酉水，
· 发现经过：2002年6月初，为配合湖南省重点工 程碗米坡水电站的建设，湖南省考古研究所的专 家在对建设工地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时，发现了 这座战国古城，城址呈长方形，现存面积近两万 平方米。考古工作者进行了抢救性的考古发掘， 发现了大批的文物。
阜阳汉简
· 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都1号汉墓发
掘出大批竹简，墓主是西汉第二代 汝阴侯夏侯灶。夏侯灶是西汉开国 功臣夏侯婴之子，卒于文帝十五年 （前165年）。因此，阜阳汉简的下 限不得晚于这一年，木简和木牍， 大部分非常破碎，但是它包含的内 容却相当丰富，经过清理，发现有 《诗经》、《周易》、《仓颉篇》、 《年表》、《大事记》、《万物》、
· 汉宣帝在美阳发现铜鼎，张敞对其铭文进行 了识读。
· 《史记》称秦始皇时的丞相名隗林，隋代学 者颜之推据开皇年间所发现的秦代铜权，纠 正其名字为隗状。
· 宋代金石学盛行，有吕大临《考古图》、欧 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薛尚 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等。
青铜器与金文材料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 究所编纂的《殷周金文 集成》，收集宋代以来 著录及现代中外博物馆 收藏及历年各地出土的 商周铜器铭文，收器总 数近１２０００件，于 １９８４～１９９４年 由中华书局陆续出版。
阜阳市历史文化故事(3分钟)
阜阳市历史文化故事(3分钟)阜阳市位于淮北平原西部，安徽省西北方，西、北与河南为邻，东与亳州、淮南两市接壤，南与六安市以淮河为界。
东西长162公里，南北宽128.5公里，全市总面积9941.2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58.5万亩。
全市辖临泉、阜南、颍上、太和4县和颍州、颍泉、颍东3区，代管界首市，下设1个经济技术开发区，15个办事处，41个乡，124个镇，总人口800.39万人，其中城市人口175. 79万人，农村人624. 60万人。
阜阳市属于汉族人口聚居区，少数民族为回、满、壮、苗、侗、彝、白、傣、朝鲜、蒙古、维吾尔、达斡尔等民族。
阜阳市具有悠久的文明史，约在公元前26世纪至公元前22世纪的新石器时代，颍河、涡河沿岸有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原始部落群定居。
西周、春秋时期为胡子国、沈子国和陈国焦夷地。
战国属楚。
汉置汝阳县，为汝南都尉治。
东汉曾封阜阳侯国于境内，阜阳之名始于此。
北魏孝昌三年(527)始置颍州。
此后1421年间，历朝历代在此设道、府、郡或县。
民国37年(1948) 8月解放，置阜阳专区，辖阜阳、蒙城、涡阳、颍上、太和、临泉、凤台7县，亳州、界首市2市。
1950年增设阜南县，1964年增设利辛县。
1977年凤台县划归淮南市，2000 年6月撤销县级亳州市，设立省辖亳州市,涡阳、蒙城、利辛划归亳州市。
阜阳市为冲积平原，地貌平坦，一望无际。
地势西北略高，东南低洼，地面高程18~43米。
淮河、颍河、洪河、茨淮新河自西向东流经境内。
阜阳是中华民族史上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有着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其文化历史遗迹、名胜古迹、革命史迹遍布全市。
景观有文峰塔、奎星楼、管鲍祠、刘崎庙、资福寺、颍州西湖、南湖公园、张庄公园、楚都巨阳古城址等。
欧某、苏某这两位宋朝政治家、文学家，分别于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 2月和宋仁宗元祐六年(1091 年) 8月出知颍州，任太守。
难能可贵的是，欧某辞官后归隐被自己盛称为“民淳松简物产美，土厚水甘而风气和”的颍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