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考古研究的时代内涵与实证基础

屈原考古研究的时代内涵与实证基础

周建忠

（南通大学文学院江苏南通 226007）

[内容摘要]应该利用楚简、秦简、汉简、帛书帛画、青铜器及铭文等出土文献研究屈原与《楚辞》。楚辞学者利用出土文献研究楚辞，往往零碎的、局部的、辅助性的，大部分局限于字词训诂层面，少数涉及到作品层面，而作家层面尚未涉及。而通过考古研究，可以追溯屈氏家族与楚王族的关系，探索屈原家族传统与思想渊源；可以论定屈原生平三大环节：从政、放逐、沉江的真实性；通过屈原与《楚辞》的参与和“援助”，推进“楚文化”的研究。

[关键词] 出土文献考古实证作家研究

一、屈原考古研究的时代呼唤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迎来了中国简牍帛书大发现的第二次高潮，随着大宗简帛的相继出土和陆续公布，震惊了中外学术界，也迎来了国学研究的新时代。有的学者称，二十世纪的国学研究是甲骨文、金文和敦煌遗书的天下，二十一世纪的国学研究则是简牍帛书的天下［1］。到目前为止，我国在二十世纪发掘出土的简帛总数已超过20万枚，一门新的学科——简帛学应运而生［2］。正如李学勤先生所述，“70年代以来新出土的大量古籍，数量之丰富，内容之珍秘，已超过孔壁、汲冢，在短期是不可能全部理解消化的。可以断言的是，这些新发现一定会对学术界产生广泛的影响，有的方面或许是今天难以估量的［3］(P.3-4)。”饶宗颐先生在2001年11月指出，出土简册的丰富，预示着二十一世纪应该是重新整理古籍的时代，二十一世纪将是我们国家踏上一个“文艺复兴”的时代［4］。2004年初，《学术月刊》社、《文汇读书周报》社联袂发起“2003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评选活动，从三十五个候选题中选定十个选题，其中“新发现简牍文献的解读与研究”————————

[作者简介] 周建忠（1955－），男，江苏靖江人，南通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楚辞学研究。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2BZW037）

名列第七，评选者介绍说：学者们从考古学、文化学、哲学、历史学、伦理学、美学与文字学等不同学科，运用“二重证据法”，对简牍文献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从对简牍资料一般的笺注、解读到对其进行各别不同的研究，是本年度简牍文献研究的基本特点［5］。

李学勤先生强调，“简帛佚籍的发现，对考古学、古文字学、古代史等学科都有很大的影响，但我以为其影响最大的乃是学术史研究［6］(P.2)。”“要把考古学、古文字学的研究方法，与文献学、历史学真正打成一片，一方面以学术史已有的成果去考察衡量新发现的佚籍，另一方面则以考古学的知识和方法来整理研究简帛，同传世文献对比参照，从而推进学术史研究的发展［7］(P.400)。”

毫无疑义，近三十年来的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对整个中国学术史、中国文学史的冲击与影响，都是非常强大乃至难以估量的。而与楚文化、古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比较密切的楚辞学而言，其影响也是广泛而深远的。

（一）出土简帛具有强烈的“楚文化”特征。

李学勤先生为此撰写过三篇论文：《新出简帛与楚文化》［8］、《马王堆帛书与〈鹖冠子〉》［9］、《简帛与楚文化》［10］(P.15-27)。李先生指出：在已出土的简帛中，战国的都属于楚国，即使是秦汉简帛，多数出土地点也是在原来楚国的领域之内。秦简的发现地——湖北云梦，战国时属于安陆，是楚国北部的要地。湖南长沙和安徽阜阳是楚国的腹心地区。山东临沂地区则是在楚灭越以后划入楚国版图的。这些出有简帛的墓葬，从考古学看也都带有显著的“楚文化”的影响痕迹。

即使是占领楚地的秦人，也不能不受“楚文化”的浸润影响。睡虎地竹简的主人是秦人官吏。有证据表明，睡虎地的秦墓埋葬的可能都是秦人而不是楚地的土著。但是，竹简中的《日书》实际集中体现的是楚国的传统信仰，反映了楚人尊尚巫鬼的习俗。为了秦人能够按照楚人的方法选择吉利的时日，在《日书》里还专门附有一份秦楚两国月名的对照表。

马王堆帛书有不少是楚国人的著作，具有鲜明的“楚文化”的特点。《五十二病方》是楚人辑集的，代表了楚国的医药学水平。《五十二病方》卷前的医学理论文字是《内经》的来源之一，《内经》可能有相当大的部分是楚国的作品。帛书《黄帝四经》的发现，证明了战国直到汉初一直流行的黄老之学，其根源实出于楚国。《老子》的作者是楚苦县人，早见于《史记》。考察《老子》、《黄帝四经》，其思

想内容与风格近于《国语·越语》、《文子》、《鹖冠子》、《淮南子》，这些都是南方的作品，代表了南方道家一派的传统。

（二）扩大了屈原与楚辞的作品系列。

据研究，与《楚辞》研究有关的出土文献有：长沙子弹库帛书帛画、包山楚简、望山楚简、郭店楚简、阜阳汉简《离骚》《涉江》残简、马王堆帛书、银雀山汉简《唐勒》赋残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为吏之道》所附八首韵文、东周时期的楚国青铜器铭文等［11］。与《楚辞》属于同一系统的文献有：《老子》、《庄子》、《山海经》、《列子》、《鶡冠子》、长沙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古本《易经》、长沙子弹库楚帛书《四时》、《天象》、《月忌》、长沙子弹库帛画、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山东临沂银雀山所出《尉缭子》、西晋汲郡所出古本《竹书纪年》、古本《穆天子传》等［12］(P.314-315)。与屈原、宋玉等作家生活大致同时的出土简帛（战国中期至白起拔郢，约前390-前278年）有：子弹库楚帛书、信阳楚简、九店楚简、慈利楚简、郭店楚简、上博楚简、香港中文大学购藏楚简等［13］。

因此，我们应该高度重视这些研究资源，利用出土文献研究屈原与《楚辞》，运用《楚辞》研究出土文献，沟通文献资料、学术史、出土文献，解决“楚辞学”研究中的疑难问题，深化古史研究，推进楚文化研究。

二、屈原考古研究的实证基础

由于考古发掘的重大进展与简帛研究的空前高涨，出土文献类型多，数量大，地域广，学者们往往局限于一个方面，或一条证据，使用零碎重复，又有不少疏漏，所以我们应该先做梳理与分析的工作，约略言之，与屈原、《楚辞》研究有关的出土文献可分为四大类：

（一）楚简

1、长沙楚简。（1）1951年湖南长沙五里牌406号战国墓出土竹简37枚，内容为遣策（即随葬墓中的器物簿籍）。（2）1953年湖南长沙仰天湖战国墓出土竹简43枚，内容为遣策。（3）1954年湖南长沙杨家湾M006号战国墓出土竹简72枚，文字模糊不清。

2、信阳楚简。1957年河南信阳长台关一号战国墓出土竹简229枚。一组为书籍，李学勤认为是《墨子》的佚篇，记有“周公”（西周君）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