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发愤抒情论的精神特质

屈原发愤抒情论的精神特质屈原在《九章·惜诵》开篇明确提出“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发愤以抒情”是屈原提出的进步的诗论主张，也是其诗歌创作的自觉追求发愤抒情美学观是屈原托诗陈情目的动机的申明与自白,也是对自己怨愤之作根本特点的理性揭示。从理论话语系统来看,发愤抒情论的概念内涵就是要求通过文艺形式抒发积怨挥斥幽愤,把鬱结于心

的怨愤情感发泄和释放出来。惜诵致愍,剖白心曲而哀切伤感;发愤抒情,痛切陈辞而慷慨激昂。从屈原的本意来看,发愤抒情是托诗以怨,写忧造艺。

屈原在辞赋中大量宣泄的这种“哀乐之情”，既不同于儒家的“以道制欲”，又超乎道家的“任其性命之情”，“达于情而遂于命”，他的“愤”与“情”，始终都是以自己的主观世界作为直接表象，在相互融贯与和谐统一中达到“情与理”的完美结合。屈原生活的时代距《诗经》时代并不久远，可他为什么却一改《诗经》“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形成了“发愤抒情”的独特的文学思想呢？不同的历史环境造就不同的历史人物及其不同的思想行为，而不同的思想行为必定是特定历史的产物。屈原生活的时期，楚国已不再是“横则秦帝，纵则楚王”的强盛期。昏庸的楚怀王听任以子兰为首的一群腐朽的楚国贵族在政治舞台上横行，尽管屈原拥有出众的治国才能和进步的政治理想，在楚国“世溷浊而不清，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的黑暗现实中只能归于失败。政治的黑暗、外交上的摇摆不定，加之军事上的节节失利，使一度强盛的楚国兵挫地削，国事日非。为了挽救“皇舆”的“败绩”，实现效尧舜之耿介。

《天问》是屈原所作楚辞中的一篇“奇”文。从全诗的结构及内容来看，是一首以四字句为基本格式的长诗，对天文、地理、历史、哲学等许多方面提出了一百七十多个问题，这些问题往往表现出作者的思想感情、政治见解和对历史的总结、褒贬；对自然所提的问题，表现的是作者对宇宙的探索精神，对传说的怀疑，从而也看出作者比同时代人进步的宇宙观、认识论。《天问》是屈原的代表作，该作层层设问，用提问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念和价值取向，情理交融，声情并茂，宛若梦笔生花，令人读来兴趣盎然，绝无枯燥之感。因此，清代学者刘献庭在《离骚经讲录》中赞其为“千古万古至奇之作”。

在《楚辞》中，《招魂》是一篇独具特色的作品。它是模仿民间招魂的习俗写成的。其中却又包含了作者的思想感情。招魂的对象是死者或重病将死者。据此可知，《招魂》是屈原奉命为楚怀王招魂而创作，它是屈原任职三闾大夫期间所写的最后一篇职务作品。再者，《招魂》描述的主人公生活，不符合屈原的身份和实际情况，而是符合楚王的身份。屈原写作《招魂》，即认同楚人“如悲亲戚”之情，其中自然就包含了对秦的敌忾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