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失灵案例

北京市出租车业的发展与政府管制的失灵问题

案例内容：

北京银建出租公司李永升患有心脏病和高血压病，一次他发高烧39度以上，经医院检查，患了心肌梗塞。但想到每天180元的车份钱，歇了几天他便忍着病痛上路拉活。他向公司咨询退车事宜，公司回答“按合同规定，退车是你单方违约，要扣3万元左右违约金后方可解除合同”。找公司要求生病住院期间免“车份钱”，公司回答“不可能”。现在李永升只得咬牙硬撑着。

29岁的北京禹通出租公司的女司机杨少华说：“我花10.5万元从公司买了一辆已跑了5年的夏利车，只跑了一年，就被公司收回去报废了，公司只退还1万元就一脚把我踹了出来。”“车是我买的，公司一分不投却凭着出租车经营特权，每月收我的‘车份钱’，最终连我的本钱都给霸占了！”

首汽股份有限公司司机李建勋说：“我们的投资款（融资款）、血汗钱（车份钱）都是被公司这样‘黑’走的”。新月联合汽车出租车公司司机李永刚说，公司与他们的合同一签就是3—5年，中间不能退车，否则扣风险抵押金5000—20000元。

在个体出租车较为集中的石景山和丰台区，几位个体司机算了一笔账。投资：购夏利车款6.7万元，运营配套设施投资2400元，运营证照办理费用1300元，其他费用3400元（请客送礼），总投资约7.5万元；收入：每天跑12个小时左右，全天营业收入300元，合计月营业收入为9000元；支出：每月固定支出的费用800元，行车消耗1900元。综合计算，他们每月的平均支出约2700元，纯收入为6300元。由此推算，个体司机只要正常运营，15个月就可以收回全部投资，但加上“车份钱”，每月支出要7580元。月劳务性收入只有1400多元。

案例分析：

表面上看，这是出租车司机与出租车公司的经济利益纠纷，但实质上是一个在经济活动中政府管制失灵的典型案例。

北京的出租车司机一天到晚没日没夜的来回奔波，所得收入向出租车公司交了“份子钱”后已所剩无几，还得自己承担各种各样的风险，而出租车公司却坐享其成，没有风险，不出成本，每个月每辆车收取份子钱五、六千元。为什么出租车公司能如此“空手套白狼”，而出租车司机又如此的温顺，不加丝毫的反抗呢？原因就在于出租车公司手上有政府给予他的出租车经营特许权，而“份子钱”就是依靠出租车经营特许权获得的垄断利润。

发放经营特许权是政府进行经济管制的常见手段。在出租车市场的发展中市场失灵的现象也始终存在，如污染环境、恶性竞争、宰客甩客等等。因此，政府的管制是非常必要的，但问题是怎样进行管制，管制的程度如何。

在以上案例中，政府本想通过给出租车公司发放经营特许权的办法来对出租车市场加以管制，以克服无序竞争等市场失灵问题，但结果却使国家、集体和个人都受到损害。北京市每年将减少税收收入12亿元，消费者承担了转嫁过来的高额成本，使得原本只要每公里0.9元左右的租价，4公里6元的起步价都翻了一番，还造成了公司与司机之间本可避免的紧张关系。

这说明政府的管制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不仅没有克服市场失灵，而且还扩大了市场失灵，大大增加了企业、消费者和纳税人的成本，出现资源配置的低效率与无效率，导致政府管制失灵。

教训与启发：

一是政府的公共管理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政府放松管制，减少干预，这样才能给市场松绑，繁荣市场。

二是不受限制与制约的行政管制权力最容易导致权力垄断与权力寻租。在本来不应该存在特许权的地方，政府仍然不舍得松手，总是夸大市场的失灵，为保有自己的权力而寻找借口，这是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最主要的内部阻力。

三是政府管制是一把双刃剑，即便是在市场失灵的地方，也不是“一管就灵”的。在我国，政府管制常常导致在市场失灵的地方加重了市场失灵的程度，在不存在市场失灵的地方创造出了市场失灵，这种例子可谓随处可见：如民航票价的禁折、铁路运输的长期供不应求、证券市场的公开圈钱化、城市房地产的泡沫、民间金融的缺乏、城市公共设施的瓶颈、民办教育事业难以为继、医疗机构的以药养医、生产事故频仍、生态环境恶化、迁移权的限制和就业歧视使农民贫困化加剧、大量弱势群体被排除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等等。可以说，如果不大力调整政府的职能，并彻底改革政府管理社会经济的方法，市场机制就永远无法在这些领域发挥其合理有效地配置社会资源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