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韬新闻自由思想

王韬的新闻自由理念及其形成社会土壤
清代自道光始，吏治败坏，内忧外患，武备废弛，国势式微，康乾盛世的壮丽景象早已无处寻觅，这个庞大的东方帝国面临着史无前例的危机。在经历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起义后，承载着千千万子民的末日帝国，正在日复一日的因循守旧中，逐渐衰败。国家的危机和苦难，促使一批觉悟的文人开始思考，渴望寻求救国图强之道，而王韬便是其中之一。
一、王韬的新闻自由理念
1、王韬生平简介
王韬是我国最早亲身接触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知识分子，也是近代中国最早创办报刊印刷企业具有实业家身份的报人、政治家。他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提出报刊言论自由思想的人，尽管他并未像洪仁玕或康梁等人那样，对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理论进行全面的阐释，但却以亲身的办报实践，曲折地转述了古典自由主义学说中那些最有价值意义的民主和自由理念。
青年时期的王韬曾赴墨海印书馆工作，此后，他多次到国外游历，获得了更多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生产技术等方面的感性知识。王韬特殊的生活体验和知识积累，为其日后 独立办报并提出中国自由主义的新闻思想打下夯实的基础。。
2、王韬与《循环日报》
《循环日报》创刊于1874年2月4日，是王韬创办的第一份报纸，同时也是具有资产阶级观点的维新派人士宣传政治思想观点的重要讲台。《循环日报》以广告、商情、船期之类经济信息为主要内容。重视政论，多为王韬亲笔撰述，其内容以鼓吹学习西方，宣传变法自强为主。这些政论文章经常为内地报刊转载，在当时的报坛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3、王韬的新闻自由理论
王韬的新闻自由思想集中体现为政论文章及办报理念，他在《论日报渐行于中土》《论中国自设西文日报之刊》和《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三篇专论中，系统地阐释了民间办报之目的，民间报刊的功能及新闻学思想等。由于笔者在学校的图书馆中并未检索到三篇文献的原典，只能查询前人的相关论述，以期相对完善地还原王韬的新闻自由观。
（1）新闻的功能观：王韬认为近代中国报业的目的功能分为三种，即沟通中西，上情下达和教化启民。
①所谓沟通中西，是指“通外情，广见闻”“博采群言，兼收并蓄”，这是王韬对于报刊功能最重要的认识，也是近代维新派“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最重要的体现。王韬的“通内外”分为“通外情于内”和“达内事于外”两个方面。王韬办报的首要目的是学习西方，保商御辱，变法自强，此为“通外情于内”。除此之外“达内事于外”同样重要，

近代中国应在国际新闻传播中占据一席之地，因而，他大力提倡自办西文日报与国外报刊相抗衡。
②报业的第二项功能是上情下达，中国自古便有“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的治国箴言，可见历代圣君贤臣都将民众舆情视为维护统治的关键。王韬继承了这一思想，同时也突出了报刊媒介在反应民情，沟通上下方面的重要作用。他认为“西国政事，上行而下达，朝令而夕颁，几速如影响，而捷同浮鼓。所以然者，有日报为之邮传也。”因而，主张在各省会城市设立新报馆，以达到“上下想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得以下逮”的效果。
③报刊的第三项功能是“启民智，辅教化”。中国传统士大夫历来就有“以先觉启后觉”的观念，王韬也不例外。他所提倡“文人论政”的一大特点，即是使用通俗易通的语言表达方式，“开启民智，唤醒民众 ，共赴时艰”。以直抒胸臆的通俗化文本，影响上至王公贵族下到贩夫走卒的不同阶层的人，从而打破统治阶级垄断性的话语地位，赋予每个人平等的言论表达权。
（2）王韬的新闻自由观
“文人论政”是王韬报刊言论的首要特点。王韬认为国人办报的目的在于“立言”，著文章独陈己见，传之民众以求上达天听，而肆意针砭时弊的前提则是新闻的“自由”。他曾要求清政府放宽言禁，允许地方办报，鼓励民间报业的发展。这一举动在当时万马齐喑的中国，称得上是惊世骇俗。王韬的新闻自由观主要表现为以下两方面特点：
①王韬的新闻自由观表现出地主阶级的局限性，且受半殖民地半封建特殊社会制度的制约。尽管王韬几次留洋，向往西方的政治制度及办报环境，但儒家教育制度中的 “三纲五常”却是深深地烙印在他的思维模式中。王韬主张办报，提倡新闻的自由，其目的却是变法强国，师夷长技以夷制夷，维护清王朝腐朽的行将没落的封建统治。因而王韬的新闻自由观念中带有不可避免的阶级局限性。例如他在《论各省会宜设新报馆》中提到，自由地“直陈时事，无所忌讳，举其利弊，不过欲当局者采择之而已”等观点，仅仅将新闻自由视为统治阶级实行管理的工具。
②体现“民本”思想。王韬在《韬园文录外编》中阐述“重民”思想，即民间报纸应代表人民，反映人民的思想和意志。同时民众也能够拥有权利站在民间的立场上，通过报纸这样平等的媒介来传播个人的思想和主张。王韬的新闻自由观点虽然逃不开儒家几千年来君臣制度的影子，但却于字里行间中，表现出传统知识分子深沉的爱国情怀。
（3）“博古通今”的新闻人才观
在长期新闻实践的锻炼下，王韬积累了

许多办报经验，并首次提出聘请“博古通今之士以操其简”，这是中国新闻史上最早关于报人知识结构的论述和要求。王韬重视办报人的才识和品德修养，这也间接反映出报纸在其心目中的地位和影响。
二、王韬思想形成的社会土壤
正如西方自由主义思想是由其社会内部的各种因素促成的一样，中国新闻自由思想的形成离不开近代特殊的社会土壤。
1、政治经济环境——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自鸦片战争之后，近代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可谓内忧外患。从国家内部环境来看，传承两千余年的封建专制制度早已走向末路，腐朽僵化的社会机构及严苛的“言禁”政策，无法适应日新月异的自由民主进程，而国家统治者的怯懦和不知变通，更为这个末日王朝增添了一抹悲剧色彩。从国家的外部环境来看，西方各国以鸦片和战争打开中国的大门，并输入先进的科技以及“天赋人权”等西方价值理论。中华民族遭遇了空前的文明挑战和民族危机，这一社会背景间接地作用于传统士大夫中的有识之士，使其产生对西方思想的心理认同感。因此，在这种特殊社会环境及心理趋向的影响下，王韬的专论中大量描写和分析西方的科学技术及社会制度，以求通过“模仿”而达到变法自强。
2、教育环境——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
除社会环境外，王韬的自由主义思想同样受到其教育背景的影响。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自幼便接受儒家思想的规训和“孔孟之道”的教化。不同于西方社会依法治国的传统，孔子的治国思想更倾向于“家族制”，是以伦理纲常来约束乡里百姓的。在王韬等读书人的心目中“忠君爱国”是气节的象征，其重要性远超出个人价值和个体自由的实现，这使得王韬的新闻自由观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实用工具论”的特点，即倡导个人的言论自由目的在于实现国家的独立富强，维护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因而，尽管中国的新闻自由思想源自西方，但若探寻其实施的缘由却与西方社会大相径庭。西方资本主义新闻伦理思想强调对人权的尊重，而中国的新闻自由思想则强调民族的独立及国家的安定。
3、西方自由思想
由于近代中国孕育民主的土壤一片贫瘠，西方自由主义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王韬的办报理念。西方的新闻自由思想源起自17世纪末期，约翰弥尔顿发表了世界上第一部自由主义的经典之作《论出版自由》，并首次提出：限制言论自由就是妨碍真理发展；真理战胜谬论的唯一途径就是使每个人都享有言论出版的自由。此后，新闻自由观经过约翰洛克，托马斯杰弗逊、约翰密尔等精神领袖的修改和完善，

直至19世纪初期，已经自成体系并全面普及。19世纪末，定居香港的王韬多次出国游历，西方宽松的舆论环境和开明的民主制度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王韬的办报理念。王韬曾在舆论公器《循环日报》中开辟出“告白”和“中外新闻”两档专论栏目，内容范围广泛，“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声光化电，无所不谈”，其论述宗旨在于在向民众描绘西方图景。在专论中，王韬所涉及的西学分为科学技术、人文政治和宗教哲学，然而真正对王韬产生影响的却只有前两个方面，可见儒家传统文化塑造了王韬形而上的价值观，而西学思想影响着王韬形而下的“器”用观。
总之，王韬新闻思想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复杂的社会土壤孕育中锻造而成，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是促使王韬“看眼看世界”的导火索；早年间王韬从事墨海书馆的编校工作并出访欧洲的考察经历，使其较为全面地了解到西方科学技术及西学思想，成就了王韬新闻自由思想的本源。同时，王韬自幼接受的儒家理念促使他重新修改西方新闻自由主义，加入中国元素，使之更加适应中国国情。作为中国首位提出报刊新闻自由思想，并独立兴办报业以诠释民主理念的报人，王韬的实践活动深深地启迪了近代一批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青年知识分子，如梁启超康有为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