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表演与反思社会学

作者简介：林本，在读硕士，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2008级，福建·厦门。邮政编码：361005

文章编号：1672－6758（2010）04－0104－3

性别表演与反思社会学

林

本

摘要：布迪厄为后现代女性主义研究者提供了反思社会学和惯习等学术理念和社会学方法，试图通过对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表演理论的解读和释疑来发掘布迪厄对女性主义社会学的贡献。

关键词：布迪厄；朱迪斯·巴特勒；性别表演；反思社会学；惯习中图分类号：C912．1文献标识码：A 一

布迪厄与女性主义社会学

波伏娃在《第二性》曾有知名洞见

：“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毋宁说是后天形成的。”显然，对波伏娃来说，人的生物差异并不决定人的社会差异，重要的是人的社会

性别—换言之，

男人和女人的分别是人类文明或父权制所建构的结果或“本质”

。与女性理论家的结论相似但研究视角不同，布迪厄试图从惯习和前反思经验的角度，从被知识传统历来驱逐的身体着手，更深入地对社会建

构的性别进行微观分析

。“社会世界把身体构造为性别现实及性别观念与区分原则的占有者”。换句话说，布迪

厄着力于披露男性社会的“身体化政治”

。他坚决地反对性别本质主义的论调，他认为从性别的生理方面为社

会性别的差异提供注解，这无疑是虚妄之谈，是男性中心社会“将统治关系纳入一种生物学的自然中，将这种关系合法化，而这种生物学的自然本身就是一种生物化了的社会构造。”若是认为男性支配的性别分工和性别角色是依据性别的生理特征安排的话，那么，这显然是一种竭力使统治合法化的更阴险的论调。

布迪厄对性别统治的研究早已得到女性主义的关注。托里尔·莫伊（Toril Moi ）认为如果女性主义理论仅滞留在文本阅读层面，

而未能联系文本和社会历史、生产条件两个层面研究的话，女性主义的政治批评和文学研究将严重受挫。布迪厄的社会学方法强调文本的意义来

自文本之外，

也就是说，解释文本的关键是进入历史构造过程之中。关注社会历史的微观社会理论，无疑为女性

主义解决唯文本是瞻的理论困境，显示了极大的吸引力。权力分析在当今批评理论中，并不是新东西，无论马克思主义批评、福柯知识考古学及对疯癫和理性的分析，或者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都提出了权力分析的一般性理论。布迪厄的社会学分析有别于其他批评理论之处在于，他独到地对符号权力做出了微观分析，他可以深入到学校课堂里，从学生的选课，教师的评语，从女性身体姿势、行走的步伐，装束打扮，甚至女性热衷于闲话碎语（gossip ）等细密的生活惯习，从日常生活似乎沉闷而单调的诸多细节出发，最后牵出符号权力隐藏最深的运作肌理。

布迪厄的方法使得女性主义批评者能够超越传统的个人/社会、私人/公共的划分。布迪厄的分析路径和分析手法，启示他们彻底地质疑这些区分的合法性，进而在

广阔的生活空间里寻觅和清扫权力的痕迹。除此之外，布迪厄在整个社会学领域里掀起的方法论和认识论的反

思，也极为深刻地震动着女性主义批评。布迪厄质问常规的社会学研究者置身于研究对象之外的所谓客观、远

距离观察的科学性，

进而反思和研究建构研究对象的方法本身，反观研究者的研究兴趣、惯习和研究者处身其中

的知识场域的关系。一系列革命性的反观自省不仅可以惊醒知识界根深蒂固的男性中心主义的幻梦，

使知识生产者从性别建构和支配关系的古老神话中觉醒，同时，这种理论姿态和方法，无疑为女性主义分析打开新的批评空间，使他们穿越权力运作的前台和后台、文本和身体、语言和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

藉由布迪厄、福柯、德里达等学者创造的学术利器，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思潮内部的构成论者放弃了有可能落入男性中心主义圈套的女性解放的具体目标，而将激进的批判锋芒指向了社会意识、思维习惯、人的主体性以及男权思想对女性主义的影响等等，可以说，女性主义激进的价值取向与后现代主义的思想追求真正做到了完美

的契合。在构成论的后现代女性主义思潮中，美国女性主义政治学家朱迪思·巴特勒以最激进、最前卫的理论

姿态，成为了西方后现代女性主义思潮最前沿的代表人物。

二

朱迪斯·巴特勒和“性别表演”理论

巴特勒对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的探索建立在传统女性主义理论的批判继承之上。和波伏娃一样，巴特勒重视揭示性别的建构性质及其机制，她指出主体的性别身份—无论是生理性别（sex ）还是社会性别（gender ）—并不是制度、话语、实践的原因，而是它们的结果，也就是说，不是主体创造了制度、话语、实践，而是它们通过决定主体的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性欲倾向而创造了主体。

正如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 ）在

《论解构》（On De-construction ：Theory and Criticism after Structuralism ）中引

用尼采的那个例子：当一个人感觉到痛，可能会发现一根针，这说明针是引起痛的原因，因为在时间先后关系上针是先于痛的。而尼采却认为，这忽略了人们既有的对“痛”这一效果/结果的认知在发现“针”之先这一事实。尼采的这个态度即是认为，很大程度上，人们在生活中悬置了一些先在的定义，感觉，因此才会做出这样半吊子的“因果结论”。同理，巴特勒认为，所谓生理的“性别”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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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第10卷第4期2010年8月

鸡西大学学报

JOURNAL OF JIXI UNIVERSITY

Vol．10No．4Aug．2010

定社会“性别”也只不过是被颠倒了的因果关系，实际上社会“性别”这一效果才是“性/性别/性征”序列中最关键的、最先的环节。有了它，其他环节才得以存在。

但即便是从这一点相同上开始，巴特勒已经敏锐地根据布迪厄的视角展开了对波伏娃的批判。她声称波伏娃的论述依然预设了主体的存在—在“形成”的行为背后依然有一个行为者，“一个代理者，一个我思主体，以某种方式接纳或者挪用那个社会性别。并且，在理论上，可以接受其他的社会性别”。但是执行这种“形成”的主体是谁呢？这是巴特勒要追问的，她在波伏娃的理论中看到一种悖论，即一个人天生有性，但是又会“获得”一种社会性别。以此为基点，巴特勒声称波伏娃以及其他女性主义者所坚称的性/社会性别对立是不存在的，因为被传统女性主义立为旗号的性也是由话语构成的，而非“内生的”。就巴特勒看来，根本不存在性，只存在社会性别，人的身体一出生就落入语言的象征网络之中，被语言所命名、区分、被赋予社会意义。因为生物学上的性并不是一个可以被理解为不受文化约束的前推论性的现实，而且对生物学上的性的研究本身就是一个生产对身体带有文化倾向性理解的过程，这个过程隐蔽了那个通过把生物学知识描绘成经验性证明而建立起来的过程，因而使得男人与女人的范畴及其各自特征成为我们对现实的常识性理解的一个组成部分。但这又并不意味着不存在物质性的身体，只是意味着我们只能通过话语来理解这种物质性。用巴特勒的话来说，性别话语并不描述先前的物质性，而是产生和规范身体的物质性的可理解性。正是基于对身体的话语建构的系谱分析，巴特勒对“表演性”的含义作了深入的阐发。

在进入巴特勒的“性别表演”理论之前，让我们先对这一理论的中枢概念，“重复”（repetition），加以考量说明。巴特勒在《社会性别的困境》中独创性地提出：社会性别是重复行为的表演性（performative）的结果，“这些行为总是试图接近那个拥有着某种物质根基的身份理想（ideal），但是，它们身上间或出现的不连贯性（discontinui-ty），却揭示了……这一‘根基’的无所依傍。”简言之，是我们后天习得和长期重复着的那些行为和动作创造了关于某个天生、稳定的（性别）核心的假象，而并非这些行为和动作是某个天然（性别）身份的流露表达。换言之，尽管主体并非经由某一个动作而是通过社会共享的一系列动作的重复“征引”（recitation）和重复“实践”而建构成型的，但是，人们对于某一具体动作的反复重复却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实际上，这些反复，正是布迪厄的“惯习”形成的过程，在《实践理论大纲》第一章有关“结构、惯习和实践”部分，布迪厄详细地阐明，惯习作为一个中介，它脱胎于过去历史，它成为一个被铸造的结构，“它使得过去的，沉积在感知、思维和行动的每一种组织形式中的经验，成为鲜活的现实存在，并竭力维护行动的正确性和跨越时间的连续性，这比任何形式上的规则和明确的标准都更可靠”：但同时这个被客观化的结构不是毫无弹性的模式，被内化和镌刻在性情之中的客观必然性以一种长期的、系统的和非机械的方式激发新的的实践行为：“作为一个获致的生成机制，惯习可能实现内在于特定的生产条件中任何思想、感知和行动，并且只有在其中才是可能的”。

基于这种产生的新的实践行为可能，巴特勒寻找到“易装癖”（drag）作为例子来论证性别的虚构性特征。她认为，虽然异装癖也许不是惟一的理想案例，但是，正是它的三种身分维度———生理的、社会的以及表演的—反映了“通过性别模仿、戏仿暗中暴露了性别结构本身的模仿特性和偶然性特质”。同时，巴特勒明确指出，她所提出的性别的模仿或戏仿（parody）并不意味着存在一个可供模仿的原型；相反，这种所谓的“原初（original）”不过是“出于‘有一个原初’的观念”，即性别是对这种观念的戏仿，是“一种幻像的幻像”这也就是说，性别总是对动作、行为等一系列文化公认物的具化与象征，而这些公认之物，却没有任何可辨识或可确认的起源。

一般读者之所以对《社会性别的困境》表示出极大的热忱和兴趣，是因为他们喜欢把社会性别看作是一个“即兴演出的剧场”的观念，所谓即兴演出的剧场指的是不同的身份可以被采纳和表现出来的场所。巴特勒认为我们的性别角色虽然可以通过模仿表现出来，如男性着异性服装往往被当作颠覆社会性别的一个例子，但我们应该慎重考虑我们所用的有关表演性的例子，在公共领域中显然存在着很富戏剧性的重塑身体的欲望，存在着虚幻地改变身体的欲望。甚至巴特勒本人也并不把男性着异性服装看作是颠覆社会性别的一个范式，她在接受《激进哲学》杂志采访时，曾就扮装问题表述如下：“……我不认为扮装是性别颠覆的标准模式。……不认为如果我们在性别生活中，多做些扮装的事情，生活空间就可以变得更大、受到的限制就会更少。即使扮装本身也是有其限制的。……扮装也许会是忧郁症的来源之一”，“那些被表演的东西‘掩盖—如果不是否认了—那些一直就是隐晦、下意识和不可表演的东西”。也就是说，那种男扮女相的表演，并不是什么内在意图的自觉表达，而更接近于对阴柔气质或艳羡或批判（尽管可能是无意识的）的‘忧郁症’式上演”。

三反思社会学与女性解放的可能性

巴特勒进而认为“对社会性别的表达背后并不存在着社会性别身份，身份是由被说成是其结果的这种表达所表演性地构成的”，也就是说，并不存在着“社会性别真实的或虚假的、真正的或被歪曲的行为，而那种对于真实的社会性别身份的假定，则是一种规则性的虚构”。为了向这种虚构挑战，巴特勒建议道，“社会性别不应当建构为一个固定身份，或各种行为所遵循的媒介位置，毋宁说，社会性别是一种在时间中不断建构的身份，通过风格化的重复行为在一个外部空间中得以构成”。但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重复本身，而是如何重复，以及通过社会性别的剧烈扩散来颠覆，取代那些过往使得重复得以进行的社会性别准则。至于模仿，也绝非普通意义上的模仿，因为巴特勒并不是在谈论对原初性的模仿，而是在论述对模仿（即早已由文化结构所形成的对所有社会性别、以及性爱的规定）的模仿。

但不可否认的是，用重复与模仿的观点作为对强加的文化范畴的政治解毒药，虽然高深莫名—即使在学理上可以为人所理解，具体操作也是难以为人所接受—确实，对已有的理论话语的解构果真是永无止境、却无人理会。当无限开放的可能性始终维系在言说或语义的层面上—巴特勒把女性问题变成了一个纯粹的话题，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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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期性别表演与反思社会学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