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与帝国：萨义德的经典观.

经典与帝国：萨义德的经典观
内容提要：爱德华•萨义德是后殖民批评的开拓者。

同时，他对文学经典的形成及解读提出了许多重要观点，但是学界鲜有论述。

本文试图从萨义德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实践中发掘和整理其有关经典形成及释读的论述，辨析其经典观。

萨义德指出，英国小说经典形成与帝国扩张有着同时、共谋性的关系，并提出“对位阅读法”是阐释英国文学经典卓有成效的方法。

本文认为，萨义德关于英国殖民时代文学经典的形成与解读的观点具有相当的解释力，是世界文学经典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认真研究。

关键词：爱德华•萨义德帝国经典对位阅读法
作者简介：董洪川，文学博士，四川外语学院外国语文研究中心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英语语言文学博士后，主要从事英美20世纪文学与文论研究；龙丹，文学硕士，四川外语学院出国培训部教师，主要从事后殖民文学研究。

Title: Canon and the Empire: Said?s View on Canon
Abstract: Edward Said is recognized as
pioneer of Postcolonial criticism, but unfortunately, his
important view on how literary works are canonized and how to interpret them has not been
paid adequate critical attention. This essay attempts to reveal
and sort out Said?s view on canons among his literary theories and his interpretation of English canonical works. Suggesting that canonization of English novels coincided and
complied
with the expansion of British Empire, Said proposes contrapuntal reading as an
efficient way to interpret British canons. We believe that Said?s view on canoniz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canons has formed an integral part of world?s theories of literary cannons, and therefore, should be carefully studied.
Key words: Edward Said empire canon contrapuntal reading
Authors: Dong Hongchuan is professor and Ph.D. at the Center for
Literature, Linguistics and Cultural Studies,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47, China） and a postdoctoral fellow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t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His major academic areas are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heories in the 20th Century. Email: hongchdong@.
Long Dan is M.A. and teacher at the Department of Training for Candidates Going Abroad,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7, China）.
Her major academic area is
postcolonial literature. Email: ldiana919@
巴勒斯坦裔美国批评家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 1935-2003）提出的“东方学”早已深入人心。

世界各地关于“东方学”的研究成果也已汗牛充栋。

但令人遗憾的是，萨义德在论述“东方学”漫长的形成过程中，明确指出了西方文学所扮演的共谋角色——帝国扩张与文学经典，尤其是小说经典的形成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而我们对此还没有足够关注。

事实上，萨义德在《东方学》、《文化与帝国主义》、《知识分子论》等多种著述中曾反复讨论文学经典与帝国之间的关系问题，提出了许多关于文学经典形成、解读的新观念。

本文试图从萨义德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实践中，发掘和整理其有关经典问题的论述，探察其经典观，辨析其独特的理论蕴涵，以期对当下的文学经典问题讨论有所裨益。

一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在欧美文化文学研究界，由于解构主义、后殖民理论和女性主义等思潮的兴起，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关于文学经典问题的讨论。

这场争论是以1971年希拉•狄兰尼（Sheila Delany）为大学一年级学生编辑的一本题为《反传统》（?Counter?Tradition?）的文集以及稍后路易•坎普（Louis Kampf）等编辑的一本《文学的政治》（?Politics of Literature?,1973）为开端的。

这两本书都共同反对传统文学研究与教学的“官方经典”。

1981年，由莱斯利•费德勒（Leslie Fiedler）等汇编了在哈佛大学召开的“经典”研讨会的论文集，题名为《打开经典》（?Opening Up the Canon?）。

从此，关于经典问题的讨论正式进入西方学术界主流。

概括地说，关于文学经典的争论在西方可以分为两大阵营：一部分学者对传统经典进行了自觉的理性反思，并竭力地以空前的坚定立场维护传统经典的地位。

美国著名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是这一阵营的代表人物。

他的《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是维护和捍卫西方经典作品的巨著。

布鲁姆通过对西方经典作家语言风格、叙述结构和人物形象等方面的细致阅读，向读者传达了经
典作品蕴涵的巨大审美力量。

在他看来，文学作品的经典化过程，是多方面影响的结果：“这些影响包含心理的、精神的和社会的因素，但其核心还是审美的”（17）。

具体而言，审美力量就是指“娴熟的形象语言、原创性、认知能力、知识以及丰富的词汇”（20）。

可见，布鲁姆把文学作品的文学性特征置于一切社会政治因素之上。

另一部分学者特别重视文化问题，主张颠覆以往的文学经典。

与坚持文学的审美理想和精英意识，努力重建西方经典传统的布鲁姆等人不同，他们被称为“憎恨学派”(school of resentment)。

他们的理论背景分属于女性主义批评、新马克思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理论和身份研究、拉康的心理分析、新历史主义批评、解构主义及符号学，等等。

“憎恨学派”认为“经典化过程反映出意识形态、价值观和社会走向”；“经典代表统治集团利益”。

?①因此他们主张从课程设置、文学史、文学选集等方面对经典进行修正，在经典作品中增加非欧美作家、非白人、女性作家及其作品。

直接与布鲁姆的审美立场相对立的是荷兰乌特勒兹大学教授、前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主席佛克玛(Douwe Fokema, 1931—)。

佛克玛通过质疑“谁的经典”、“何种意义上的经典”，提出了经典与文化权力之间的关系问题，质疑和颠覆了传统的经典。

?②
众所周知，爱德华•萨义德对西方文学经典素有研究。

虽然萨义德的著作中几乎没有关于经典的专门论述，不过，仔细研读他的文学批评理论和文学阐释实践便不难发现：在影响经典化的因素和解读经典的方法等问题上，萨义德有非常独到的见解。

在当代文学经典研究中，他是一位不应该被忽视的重要理论家。

与“憎恨学派”一样，萨义德关注文学作品与权力之间的关系。

他沿用福柯的理论，致力于揭露帝国文学再现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共谋。

《东方学》成功的重要原因就是他精细分析了西方文学作品背后的政治权力影响。

然而，萨义德虽然批判西方文学作品中体现的种族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却从未质疑过西方文学经典的价值，更没有去经典化和改写经典的主张。

这与“憎恨学派”相左。

事实上，在《文化与帝国主义》即将出版之时,萨义德在一次访谈中说:“一边是我的文学和文化的事物,另一边是我的政治工作,而我总是尝试在两者之间平衡”（《知识分子论》131）。

而且，他并不认可极端地混淆文学与政治的研究：“大多数人从文学或知识的议论一跃而到政治的说法,事实上是不可以这么做的”（《知识分子论》139）。

这个立场与布鲁姆倒有几分相似。

后者认为，一些文学领域的文化研究者脱离了文学研究而变成社会批评家，但又不能达到社会学、政治学或历史学家这些专业学科研究的学术高度，也不能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反而消解了文学批评自身。

?③但是，与布鲁姆的审美批评不一样，萨义德并不关注作品的语言、形象、词汇等，他致力于拓展经典的阐释空间，通过跨越国籍、采用对位的视角重新解读经典作品，力图在新的时空中激活经典。

由于在后殖民研究中的显赫地位，萨义德很容易被想当然地归入所谓的“憎恨学派”。

实际上，他对待经典的态度绝非如此简单。

经典究竟是什么？这是包括萨义德在内的诸多理论家一直思考并试图回答的问题。

不少论者对“canon”这个词的词源及其演变进行了考证，指出：该词的文学意义首先出现于公元4世纪。

当时“canon”主要用来指早期的基督教神学家有关圣经的一些著述，后来逐渐在文学领域专指各种闻名的文学文本。

也有一
些论者则从经典的形成、变化、影响等方面对经典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

其中，现代派大师T.S.艾略特与意大利当代著名作家伊•卡尔维诺的意见尤其值得重视。

艾略特在1944年发表了“什么是经典？”的演讲。

他首先提出：“这个术语（经典）在不同的语境中有——而且将持续有——不同的含义。

”?④之后，他从“广涵性”、“普遍性”和“成熟性”等方面总结了文学经典具有共同的特征，并论述了文学经典与历史语境的关联性。

?⑤伊•卡尔维诺写过一篇题为“为什么读经典”的文章，提出经典的十四个定义，饶有趣味。

?⑥萨义德对于文学经典的定义，与前两位相比——尤其是关于文学经典的产生与历史语境的关系以及文学经典的变动不居性方面——有十分相似之处。

又由于其在音乐方面的造诣，他对经典的定义显得非常特别。

他在《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中写道：
经典（canon）的另一个含义是音乐词汇，指的是一种对位形式，采用多种声音，通常是彼此之间形成严格的模仿。

换言之，这种形式用于表达曲调和旋律的变移、戏谑、发现以及在修辞意义上来说的创意。

由此看来，经典的人文学科远非铁板一块的固定规则和典范……对一部经典作品的每一次阅读和解释都在当下把它重新激活，提供一个再次阅读它的契机，使得现代的、新的东西一起处于一个宽阔的历史境域；这个历史境域的好处在于，它向我们表明，作为一个争论的过程，历史还处在构成之中，而不是一劳永逸地完成和固定了的。

（29-30）
不难看出，萨义德理解的“经典”至少有三层内涵：一是经典承载着历史和文化的遗迹；二是重读经典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三是经典阐释是一个永不停止的事业，决非一劳永逸。

这样的定义为萨义德提出新的经典解读方法铺平了道路。

艾略特关于经典的看法主要还是基于他对维吉尔、但丁等中世纪以前的文学名家的研读，而萨义德讨论文学经典则聚焦于英国殖民时代，尤其是这个时代英国小说经典作品的形成。

他开创性地提出：这一时期英国文学经典与英帝国的形成和扩张具有同时性、共谋性关系，并提出采用对位阅读的方法来解读文学经典。

二
跟一般的文化研究相似，萨义德在论述文学经典化过程的影响因素时，关注文学与权力之间的关系。

不同的是，他聚焦于帝国殖民扩张中在海外殖民地的统治权力与帝国时代英国小说之间的互动关系，其论述更加细致深入。

在著名的“世界、文本、批评家”（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中，萨义德重点论述了文本的世俗性，即“文学的物质存在形式受制于广大的法律、政治、经济、社会力量的约束。

文学作品一旦写出，就脱离作者之手，进入世界。

文学作品变成世界中一个存在，对某个特定时间、特定场合和特定的人说话”（33）。

文学作品决非一个封闭的体系，而文学经典中谁在说话、对谁说话、为谁说话等问题体现了文本与世俗权力的互动。

在与世俗世界的互动中，那些能维护帝国的权益、迎合殖民者兴趣并符合殖民时代需求的作品便得以广泛流传，反复出版，逐渐成为那个时代的经典。

这不仅符合英国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且迎合了当时英国普通读者的兴趣。

在18、19世纪英国小说兴起之时，世界格局也出现了变化。

J.P.洪特在其著作《小说之前》（?Before Novels?，1990）中分析到，小说兴起时的读者比一般人更有抱负，他们多是不安现状，希望读到别人成功的事例并学习之，把小说当作解决某种现实问题的参考；他们一般流动性比较大，愿意为了追求自己的理想背井离乡；他们多是厌倦了传统生活、追求新奇事物的年轻人（Hunter 88）。

此时的读者不再对罗曼司和神话传说感兴趣，而是希望读到更多关于现实的描述和解决实际问题的书。

为了书写现实并迎合读者的阅读期待，英国小说绝不会忽略英国殖民扩张这一重要历史事实。

英国小说如何书写帝国历史，在帝国扩张中扮演什么角色，而帝国又如何促进小说的经典化,是萨义德关注的核心问题：“所有在批判理论、小说和那些非神秘化的诸如新历史主义、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理论中倾注的努力，都忽略了一个主要的、或者照我来看是决定性的西方文化的方面，即，帝国主义”（Said,?Culture? 60）。

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萨义德提出了“态度与参照的结构”的概念，清晰地指出了19世纪英国小说与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的紧密联系。

他否定文学的自主性，认为文学与帝国实践之间存在互动：“我在这里谈论的是文学、历史、人种学等文化语言里出现的涉及位置和地理的体系。

这个体系有时是隐性的，有时是经过精心策划的。

这个体系把一些本来没有什么联系的作品贯穿起来。

贯穿它们的就是官方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Said,?Culture? 52）。

萨义德提出，19世纪英国小说中，关于帝国和殖民地的暗示、隐喻和意象比比皆是，尽管有的作品中表现得非常隐蔽，甚至貌似与帝国无关。

伴随这种指涉的是关于统治、控制、利益等的态度。

在英国文学作品中，故事发生的空间一般是伦敦或者其它欧洲城市，而通过故事的发展把遥远的、边缘的世界如非洲、东方国家、加勒比海地区等联系起来。

这些地点的出现虽然是情节需要，但它们在文本中被边缘化，处于从属地位，似乎英国对它们的统治与奴役是正当与正确的。

这一结构体系是“与英国的文化认同联系在一起的”（Said,?Culture? 52）。

而且，萨义德通过自己的阅读发现，这一传统从斯宾塞、莎士比亚一直延续到笛福、奥斯汀，很少有例外。

这些经典作家都不约而同地流露出这样的思想：臣属民族应该被统治，而西方民族应履行自己向外扩张领土的职责。

虽然并非每位作家对帝国的指涉都如笛福和康拉德一样明显，使得读者能在其作品中轻松地发现殖民者鲁滨逊、马洛和库尔兹，以及被殖民者星期五。

但在很多貌似与帝国无关的作品中，仍然能发现态度与参照的结构，只是其表现形式更加微妙而已。

比如，萨义德在“简•奥斯汀与帝国”一文中指出，奥斯汀的《曼斯菲尔德庄园》把整个加勒比海地区的痛苦简化到五、六处对安提瓜的指涉，而安提瓜有幸被提到还是因为小说主人公托马斯•伯特兰姆在那里的奴隶种植园。

小说中，安提瓜从属英国，而奴隶种植园则服务于曼斯菲尔德庄园的地位与美丽。

在结论中，萨义德从文本叙事的角度指出了隐藏于文本后面的文本与帝国的内在关联性：
该小说的基础是一个依赖加勒比海岛屿来保持自身生存方式的英国。

……托马斯爵士在安提瓜，这一拥有他财产的地方，来来去去，与他在曼斯菲尔德庄园的出出进进完全不是一回事。

……但恰恰是因为奥斯汀对一种情景的描写如此简单化，而在另一种描写中则给人以如此丰富的感受，正因为这种不平衡，我们才能进入这一部小说，揭露并强调在那些光辉篇章中很少提出来的独特问
题。

它是一部历史脉络极为清晰的书，其世界性简明而直接……直接与当时的形势与时事所造就的人产生了联系。

（Said,?Culture? 96-97）
这里，萨义德实际还提出了另一个重要问题，即英国经典小说对殖民地的边缘化与妖魔化。

那么，对遥远的殖民地进行边缘化和妖魔化的指涉动机又是什么呢？萨义德在《东方学》中做出了深刻的辨析。

文学作品中关于帝国的指涉并非客观的，而是受帝国政治、经济利益的驱使，带有偏见。

萨义德借助福柯的权力理论，揭露出权力与话语之间的共谋关系，让帝国主义事业与经典小说之间关系更加明晰。

没有什么知识是非政治的，一切话语的产生和存在在某种程度上都与权力有关。

《东方学》第二章中，萨义德分析了18、19世纪英国、法国关于东方的叙事——当然也包括经典小说——所体现的东方主义。

关于帝国和殖民地的叙事在英国文学中形成了一个东方主义传统。

在想象的地缘政治中，西方是文明、理智、正常的，而东方是野蛮、迷信、落后的；西方是中心，掌握话语权，而东方被边缘化，总是处于失语、不在场的状态。

这为英国殖民事业提供借口：野蛮的东方人不知道什么对自己最好，需要西方人把文化和光明带给他们，并统治他们。

因此，19世纪的英国小说不仅有关于帝国的指涉，还为实现殖民统治服务——从文化和意识形态上为帝国肃清障碍。

换句话说，经典小说为帝国扩张谋得了合法性。

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1719年）堪称18世纪初英国小说的经典。

来自伦敦中产阶级的鲁滨逊凭借在海难中保存下来的工具成功地在荒岛上建立自己的帝国，把西方文明带入荒岛。

鲁滨逊的荒岛本质就是英国的殖民地，而鲁滨逊则是殖民先锋。

他对星期五和荒岛的成功改造，向英国也向殖民地展示了“文明”的强大力量，塑造了帝国的“光辉”形象。

萨义德是一位十分敏锐的批评家。

他清楚地看到，文学文本在维护、巩固帝国事业的同时却表现得与政治无关。

在西方文化的经典化过程中，著名作家如尼采、华兹华斯、狄更斯以及他们的作品被奉为经典，然而他们与帝国冗长、复杂、交错的关系却被排除在外（Said,?Culture? 60）。

事实上，在经典作品中，白人作者、白人叙事者掌握观察、写作、评论的权利，而地位低下、从属的被殖民者却没有话语权。

写作本身就是一种暴力（Said,?Culture? 80）。

总之，萨义德认为经典也使殖民权力合理化。

另一方面，萨义德还明确指出：帝国的殖民扩张也促进了部分作品的经典化。

他甚至总结说，没有帝国，就没有现在的欧洲小说（Said,?Culture? 69）。

维护殖民统治的小说，必定受到当时统治阶级的推崇,受到富有冒险精神的殖民时代的欧洲读者的欢迎。

英帝国在殖民地推行的英语教育，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教授英国文学。

汤马斯•麦考利在其著名演讲“印度教育笔记”中说，殖民教育的目的是突出英语和英国文学的崇高地位：英语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语言，英语文学的价值超过世界上所有文学的价值总和（?Ashcroft? 428）。

很明显，殖民教育推崇的当然是宣扬白人优越感、西方中心主义的作品。

例如，著名的英籍特立尼达作家唯•苏•奈保尔回忆起自己青年时阅读的英国小说时，提到这些作品：《雾都孤儿》、《大卫•柯波菲尔》、《恺撒大帝》、《莎士比亚故事集》、《吉姆老爷》等（?Naipaul? 14）。

正是殖民教育的宣传，让年幼的奈保尔在阅读时从众多作品中挑选了这些所谓经典作品。

其实，在经典化与去经典化的论争中，学者们都意识到学校教育对于文学经典形成的重要作用。

正如
刘象愚先生所言：“经典形成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教育在经典传承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作用。

经典形成过程中历代文人学者的阅读、阐发和评价固然是重要的，但没有教育机构的一代又一代的传授，经典的形成也是难以想象的”（49）。

殖民教育中的文学课程是广泛传播帝国文学作品的一种有效手段，对于部分作品的经典化起到了促进作用。

显而易见，萨义德令人信服地论证了英国小说的经典化过程和英帝国的海外扩张之间的互动关系。

帝国事业为小说提供了写作背景，帝国特殊时代的读者群体为小说提供了广阔的市场。

而小说从文化和意识形态上为帝国扩张鸣锣开道，宣扬帝国意识，维护帝国的存在，阐明帝国扩张的合法性。

而帝国在扩张的过程中又把文学作品当作自己的优越文化的一部分在海外进行宣传，进入殖民教育课程，为帝国文学作品占有市场、扩大影响，促使其经典化。

三
不过，萨义德并没有因为认识到文学经典与帝国的共谋互动而否定经典的价值，更没有提倡去经典化。

相反，他认为文学经典是宝藏，值得永远地开掘。

他提出了新的解读经典的方法，即对位阅读法（contrapuntal reading），旨在揭露权力与话语共谋关系的同时，阐发文学经典对历史与现实的解释力，拓宽经典作品的阐释空间，“让读者以全新的兴趣去解读19、20世纪经典作品”（Said,?Culture? 45）。

这也是他对文学经典理论的独特贡献。

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中详尽分析了“态度与参照的结构”给小说读者的提示：第一，英国小说中关于帝国的描写存在一个有机的连续性。

我们在康拉德作品中看到的关于“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在更早的作家如笛福、萨克雷、司各特、奥斯汀的作品中，在其同时代作家哈代等人的作品中也能发现，甚至可以说这是先辈留下来的文化遗产。

第二，“态度与参照的结构”引发了关于权力的思考。

在英国殖民时代的小说中，英国总是处于统治、主导的地位，而海外的世界则是被统治的、从属的国家。

第三，到19世纪中期，所有重要的小说家都接受了一种全球化的世界观，都认识到英帝国在海外的强大渗透力，将海外的特权和权力与宗主国发生的事情联系起来。

因此，“帝国”是英国19世纪小说，也必定是经典小说中不可忽略的因素。

“过去和现在之间、帝国主义者和受帝国之害的人之间、文化与帝国主义之间”相关联,因此要以“一种事物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的意识来进行文学释读与批评（Said,?Culture? 60-61）。

然而，20世纪中期前的以形式主义批评为主的批评理论倾向于把文学作品看成是孤立于政治之外的独立体系，在研究文学作品的语言、意象、主题等时，倾向于把它们处理成与政治无关的东西，鲜有人关注经典和帝国的紧密联系。

譬如奥斯汀的作品，读者公认她的作品是关于英国中产阶级家庭生活的，与帝国无关，至少在政治上是采取中立态度的。

事实上，19、20世纪文学经典在谈及海外殖民地时，总是充斥着不平等和暴力。

貌似无辜的纯文本形式试图通过把他者边缘化的路径来掩盖压迫与被压迫的事实，模糊话语和权力的共谋关系，维护英国文化高高在上的地位。

萨义德提出的对位阅读法，揭示了英国经典小说与帝国事业的紧密联系，试图在帝国和殖民的文化背景下，在宗主国与殖民
地文化的互动中，在历史与现实的对话里体现经典小说的美学价值，为经典文本注入了更多活力。

他希望以一种对位、游牧式的批评，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还原“重叠的疆土，纠结的历史”(Said,?Culture? 3)，发掘经典文本中以往被排斥的内容，把经典文本置于整个西方文化档案中，乃至世界文化背景下进行考察。

萨义德的对位阅读表明，殖民小说经典重读需要同时关注三对元素：文本及其背后的帝国权利之间的共谋关系；凸现的宗主国和边缘化的他者的不同体验；历史与当今现实的对话。

萨义德举例说，当文本表现了一个殖民地的蔗糖种植园对维持英国的某种特殊的生活尤为重要时，解读者应该思考这牵涉了哪些因素：殖民权力与文学再现之间的互动、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不同体验、殖民地独立前后的联系，等等。

在阅读经典文本时，既要考虑帝国，同时也要参照殖民地对帝国的抵抗；当官方的帝国统治结束时，它对殖民地的影响并不随之结束。

具体到文本解读，他认为应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要意识到文本与英国殖民扩张之间的紧密关系。

萨义德称“文学是帝国扩张的复调伴奏”（Said,?Culture? 60），因此“要看到比较文学、英语研究、文学研究、人类学等与帝国的关系，他们甚至维持了西方对非西方的统治”（Said,?Culture? 51）。

《简•爱》一直被解读为表现19世纪英国女性美德的作品。

但把这部作品放在文本与帝国之间的互动中来理解，就会让这部人人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增加新的主题。

小说中男主人公的妻子来自西印度群岛，是关在阁楼上的疯女人。

在她发疯将自己烧死的前提下，白人女主人公简•爱才有机会表现她忠贞的爱情观，并最后获得爱情。

为什么来自西印度群岛的女性在英国小说中是妖魔一样的疯子？她本为罗切斯特明媒正娶的妻子，为什么要通过死成全“第三者”简•爱的幸福？殖民权力提供了最好的答案。

为了突出白人女性的美德，有色人种罗切斯特夫人必须被边缘化、妖魔化。

这一细节在传统阐释中被忽略了，而在萨义德的对位阅读法的观照下却爆发出巨大的能量。

《简•爱》也因此而获得更为宽阔的阐释空间。

萨义德还认为，即使作家在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维护帝国事业，批评家没有必要这么做。

相反，他们应摆脱本国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的束缚，以自由人文主义的思想对待经典作品中的话语暴力，揭露隐藏在文字背后的权力操纵乃至权力与经典之间的共谋。

正如《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中的戴德拉斯，不受任何权力对自己思想的限制：“我将放弃我再也不信仰的东西，不管她自称是我的家园、祖国或教会；我将竭力以某种形式的生活或艺术，自由、完整地表达自己，用自己唯一的武器来自卫——沉没，流放，和机智”（Joyce 251）。

其次，批评不仅要认识到经典文本对帝国的指涉，还要关注被帝国边缘化的殖民地文化，恢复失语的“他者”。

“要同时意识到叙事中的宗主国历史，也意识到那些与占统治地位的话语抗衡的其它历史”(Said,?Culture? 51)。

萨义德进一步举例说明：“英国小说对西印度群岛或印度的指涉，是由殖民统治、抵抗，还有当地的民族主义的特殊历史所形成甚至决定的。

在这种时候，不同的小说或叙述就出现了”（Said,?Culture? 51）。

对位阅读即意味着解读英国小说时，也关注针对同一事件而叙述不同的殖民地文学，让二者“对话”。

帝国长达数百年的扩张造就了萨义德所称的“重叠的疆土、纠结的历史”（Said,?Culture? 3），而全球化又把各地的反帝斗争联系在一起。

同时，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