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一些自己的思考

“我将试图说明：同样是这些法国人，由于哪些事件，哪些错误，哪些失策，终于抛弃了他们的最初目的，忘却了自由，只想成为世界霸主(拿破仑)的平等的仆役；一个比大革命所推翻的政府更加强大、更加专制的政府，如何重新夺得并集中全部权力，取消了以如此高昂代价换来的一切自由，只留下空洞无物的自由表象；这个政府如何把选举人的普选权标榜为人民主权，而选举人既不明真相，不能共同商议，又不能进行选择；它又如何把议会的屈从和默认吹嘘为表决捐税权，与此同时，它还取消了国民的自治权，取消了权利的种种主要保障，取消了思想、言论、写作自由—这些正是1789年取得的最珍贵、最崇高的成果，而它居然还以这个伟大的名义自诩。”

——这是托克维尔当年写作《旧制度与大革命》时的初衷，也是解读其“法国大革命启示录”的切入点。

这里我借鉴网上的分类模来表达自己的看法。

首先法国虽然是封建社会但仍是有自己的政府的。贵族制逐渐消失与民主制渐渐建立。

一、革命往往会在对苛政“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

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

法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

或许某种程度上革命就是“欺软怕硬的”，好听点估计就是从最薄弱的地方发生，在我看来革命更像是得寸进尺。

心理学认为，人的每个意志行动都有行动的最初目标，在许多场合下，由于人的动机是复杂的，人常常面临各种不同目标的比较、权衡和选择，在相同情况下，那些简单容易的目标容易让人接受。另外，人们总愿意把自己调整成前后一贯、首尾一致的形象，即使别人的要求有些过分，但为了维护印象的一贯性，人们也会继续下去。

当时的法国农民的处境远比她的处于农奴制的邻居们要好，拥有自己的土地，虽然他曾经为这些土地为此支付了巨额的钱财给那些破落的贵族。纵观历史，无论哪个国家，农民始终是社会群体中最对土地有种偏执的热爱的人群。为了土地他们甘愿为此付出巨额的代价。然而这些土地大部分是由那些已经拥有土地的人买走的。这便同时产生了大量失去土地的人。

社会在进步，但是极不均衡的，贵族远远把农民抛在了背后。这时有着“自由”与“平等”口号的大革命给了他们更美好的希望，他们能用更容易的方式获得土地。获得更好地生活。

因为“存在”着某种更好的并且似乎能够真实出现情况出现因此虽然他们的生活已经相对而言好了很多，他们仍然希望获得更多。自然，在大革命的过程中，这些农民怀揣着无比的热情投身其中，怀揣着愤

恨与嫉妒，希冀改变地位但从没有改变性格。

而贵族与商人的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它不断刺激这种新热情，因为他可以从中得到更多的交易税收，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担心这样会损害自己的封建贵族统治，就这样跌跌撞撞中促进了自己的毁灭。

二，缘何当时的法国社会成为了原子化的社会

法国的原子化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种是社会组织结构的孤立化。一种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高度相似。

前者表现在社会公信力的主要来源已经单一的由中央而来，地方的权力执行者和制度的能力已经不被信任，甚至这两者之间有对立的情况。政府的官员成为唯一的承担组织社会管理的组织。寄希望于高层某些人的个人解决思路，而不能征求广大公民的意见，这使社会陷入处处依靠政府的困局，而且改变的能力又只有政府才有，当政府出问题之后，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这个现象与我国的政府现状极为相似，政府出现弊病，但社会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制衡，因为他已经强壮到了一个畸形的地步，具有极大力气但难以有效的打出重拳。

从大革命给的教训来看，如今的高层反腐做出的改革努力是一种必须的，这是一种迫切的现实要求。但同时强化社会监督是极有必要的，强化其他的制约力量也是必须要逐步推进的，这种社会性解决方案才是治本的方式。法律，税制，政治体制改革等等方面都应该真的做好。后者更为严重，意思形态的高度相似不变意味着社会前进方式的僵化，没有百家争鸣式的思想作指导，就会导致人们思想被旧思想所操

纵，难以认清前路，自然也就无所谓争取自己的权利和美好的生活。从起点就灭杀了成功的可能。启蒙运动和大革命则带来了思想的种子和看起来更具体的实现方式。这样就更为容易的赢得了人们的认可，在爆发的的时候阻碍非常小，人们团结在一起拥护着革命，使得革命看样子非常的浩大，似乎摧枯拉朽一样的就那么展开了。

意识形态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们也历来重视这项工作，从建国，三大改造，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的突破，等等，对于社会中的思想认识我们经历了一个复杂曲折的发展历程，有成就有错误，有伟大成就也有致命错误，但是我们还是艰难的挺过来了。在两者的对比中，相似有之，区别也有之。首先，我们的行动都取得了广大人民的支持，在推进统一的过程中，基本没有什么阻碍。而且在社会各阶层各阶级都有较多的支持者，拥护的广泛性多层次性很高。且高层的人也有相当一部分支持。不过不同的是，从二十世纪初至今我们由于问题的复杂紧迫性，没有太多时间来讨论思想的实践合理可行度，且由于在战争中的卓越功勋，造成了严重的个人崇拜，错误地把个人作为思想的标杆。这样就容易造成偏执不全面的舆论导向。其次，由于近代之前发展的停滞，列强的军事和文化，思想的入侵，各种历史任务一窝蜂的压过来，难免使得我们的思想发展更为艰难，有种种残留并在一定时期爆发就难免了。我们能做到如今的地步已经殊为不易。肯定后勉励自己继续前进。

三，“自由与平等”的两大口号为什么实行中平等的分量远远大于了自由

追求自由与平等是法国大革命的两大终极目标。革命者“不仅想建立民主的制度，而且要建立自由的制度;不仅要摧毁各种特权，而且要确认各种权利，使之神圣化”。尽管《人权宣言》里也将“自由”与“平等”并列，但托克维尔还是相当失望：“在为大革命作准备的所有思想感情中，严格意义上的公共自由思想与爱好是最后一个出现，也是第一个消失的。

在革命的大潮中，“自由”之所以敌不过“平等”，法国在中央专制集权统治下长期缺乏公共自由，是一个重要的背景因素，但并不是主要因素。最主要的原因，正如托克维尔所说：“对于那些善于保持自由的人，自由常常带来财富；但有些时候，它暂时使人不能享受这类福利；在另些时候，只有专制制度能使人得到短暂的满足”——“自由”没有办法像“平等”那般，在革命的进程中随时给跟随的革命者以物质的鼓励（譬如均分财产、土地革命），所以，不光是法国大革命，放眼世界史，近代以来绝大多数的革命，都逃不脱“平等”凌驾于“自由”之上，甚至为了“平等”，不惜牺牲“自由”的命运——当革命为了实现“平等”而不得不借助“专制”的力量时，革命往往毫不考虑“自由”的感受，义无反顾地选择与“专制”结盟。

奇怪的是，法国大革命中领导人们的不是实践派，不是社会活动家，不是政治家，而是一群学问高深的哲学家。这就危险了。坐而论道者的思想是有极大残缺的，一个不完全的结论在操作中会导致致命的错误。在大革命中的暴虐的方式就是例子。理论的改善具有滞后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