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化与异化翻译策略选择的理性和习性原则

归化与异化翻译策略选择的理性和习性原则

(引自《语言与翻译（汉文）》2005.4)

高凤江

(广东肇庆学院外语系,广东肇庆526061)

摘要:本文拟对归化与异化翻译策略选择的具体标准进行探索。一个是理性原则,一个是习性原则。理性原则主张以目的语的规范为依据;习性原则主张在语言层面上以目的语语用理论为依据,在文化层面上则以原语习俗为依据。这是既科学又便于遵循的原则。

关键词:策略选择;归化与异化;理性原则;习性原则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823(2005)04-0055-04

1. 引言

在文化研究的大语境下,翻译是将译者的原语文化信息转换成译语文化信息并求得二者相似的思维活动和语言活动。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所提出的翻译概念,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文本间语言层面的语符转换,或是一种机械的复制活动,而是以文化篇章为翻译单位的文化交流行为(王宁,2004:34)。被称为解构主义代表之一的美国学者劳伦斯·韦努迪(Laurence Venuti)注意到了翻译中的文化问题,并提出保留原文语言文化的差异和陌生度,这样可以标出译语文化主导价值的界限,并避免由此使另外一种文化强行归化(1992:12-13)。他强调的是异化,这与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Nida)的“动态对等”或“功能对等”形成截然不同的两种策略。

在中国,近年来也不断有学者谈论异化与归化的话题。如刘英凯提出“归化——翻译的歧路”(1987:58-64);郭建中认为:处理翻译中的文化因素离不开异化与归化(1998:12-18);孙致礼从翻译策略的角度,预测21世纪的中国文学翻译,将进一步趋向异化(2002:40-44);郑海凌认为:译语的异化是两种语言、两种文化的对抗与对话(2001:3-7);刘艳丽和杨自俭根据Scruttle Worth和Cowie指出直译与意译是翻译方法,归化和异化是翻译策略(2002:21-22);蔡平则主张:翻译方法应以归化为主(2002:5);张南峰认为:归化的需要在整体上来说已经越来越小,但它毕竟还是存在的(2004:23)。

可以看出,直译与意译,归化与异化的争论是人们长期在翻译实践中形成的。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归化和异化都是一样的。换句话说,归化和异化只是策略问题。译者要忠实地传达原文的意义与信息,就必须同时传达文化内容,这是从理论层面上讲的,而承载文化信息的内容,不是轻易就可以得到并予以接受的。人们采取异化和归化两种策略,以求得原语与目的语之间的某种动态的、相对意义上的平衡。但是,当人们按照归化异化策略进行两种语言之间、文化之间交流时,出现了翻译中不可克服的障碍,给译者留下很多困惑和疑窦。

目的语要么“异化”味道很浓,要么“归化”味道很重。对翻译理论感兴趣的读者也许早就发现,人们对于归化和异化翻译策略的研究均侧重于方法上,而并非落脚在使用该策略时所依据的标准与原则上。关于归化与异化策略使用的衡量标准问题,韦努迪似乎需要再往前走一步,进一步在归化与异化翻译标准上做文章,遗憾的是他没有这样做,而近年来国内这方面的研究只是在归化、异化策略的使用上展开,对于归化、异化策略的执行标准即译者在采用归化异化策略时所注意的原则很少见到较系统的研究文章。本文试图探析归化与异化翻译策略选择的理性与习性原则问题。

2. 理性原则

理性原则是指目的语中词、词组、句子的组织规律。语言是线性的序列,序列里的单位——词不是任意组合的,而是按照规则组合的。语言和它的结构规则是人的理性的一部分。凡是语言就有构成该语言的规则,就有理性。世界上不存在没有语法规则的语言。而不同的语言之间都有各自的语法系统,不同的语言表达同一意思所用的语序也可能不同。原语和目的语结构差距较大,要切合目的语的规范,保证译文的通达。就翻译的目的而言,译者的任务是客观地反应原作,用合乎目的语规范的语言,在保证目的语通达的前提下,再现原作的内容。例如: Discussion led us to this decision. 恐怕没人将其译成:“讨论把我们领到这一决定”。因为不符合汉语“把”字句的条件,采用异化法处理,该句意思表达得不清楚。但是,如果译成:“通过讨论,我们作出了这一决定。”那就是一句语法完整的句子,也是一个意义明白的命题。

现代语言学研究告诉我们:思维和语言密不可分,同一思想内容可用不同的语言表达,这也正是翻译之所以成为可能的基础。然而,翻译并不意味着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词与句的单纯转换。当我们说相同的思想内容可以用不同的语言负载时,并不意味着原语和译语

间在语言上有相同的“意义”,因为任何一种语言都局限于自己特定的文化背景中,它们各自在源远流长的历史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同时,使用不同语言的读者也形成了对自己所属的语言系统独特的表达方式。这就要求译者在采用归化、异化翻译策略中充分考虑到两种语言中不同的规律。这种规律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使用归化、异化策略的理据。

理性原则还应包括语言的规范实践,除不应有语法错误外,还应突出条理清楚,逻辑分明,可以不拘泥于原文的语序和句型,可以按照译文的语篇结构习惯,重新组织和调整,使译文更加流畅,更富有条理性和逻辑性。比如杨宪益译肖伯纳所著《卖花女》中的一段话,一向为译界推崇,可谓归化翻译策略中注重理性原则的典范。

Well, here we are, anyhow! And now what the devil are we going to talk about until Eliza comes?

反正我们都来了!那么,在伊莉莎到来以前,我们究竟来瞎扯些什么?

译文将原文第一句中的两个逗号全部略去,只用一个感叹号,更加突出了整体形象,将原文复合疑问句的时间状语until Eliza comes置于句首,添加逗号,使目的语节奏明快,语气更加强烈。

上面的例子远不能说明归化胜于异化。事实上,我们在翻译任何一种文献,乃至新词语时,我们不能单一地使用归化策略而抛弃异化策略,也不可能只采用异化策略而抛弃归化法,对于任何一个译者来说,归化和异化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有时可归化,有时可异化。

这取决于译者对翻译标准的定向选择。赵全章先生发表在《英语世界》1987年第2期的一篇译文就是运用异化翻译的典范。

They're not black in China, Emily, you ought to know better than that, they're yellow.

中国人不是黑皮肤,艾米莉,这一点你应该知道,他们是黄色的。

此段是讲话者的独白,讲话者义愤填膺,感情在沉默中爆发,于是一小句一停,一字一停。原文中的语言结构与译文中的语言结构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译者采用异化法处理,使原作者的表达方式、语气乃至标点符号都完美地保存下来了。

应该说,归化和异化的取舍应以目的语可量化的理性为依据,这个原则显现对目的语异化情调的适应性及对待目的语具体规范的可操作性,是一个既科学又便于遵循的原则。

对于异国情调,翻译界一直都很关注,并有不少探讨。人们一般认为,异化翻译带有一种明显的感性的外来标志,其结果必然产生异化语言的感觉,产生“陌生”的效应。早在20世纪80年代,赵元任先生曾写到“现代白话文里边有不少欧化词句以及其他新玩意儿”。的确,人们一直这样说下去,其中一部分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最终融入目的语语言体系,填补了目的语表达方式的空缺。如:“一石两鸟、鄂鱼的眼泪、武装到牙齿、克隆”等等。然而也有一部分则受到人们的排斥,最终仍不被目的语语言体系接受。最明显的例子是在我国五四前后一度流行的被异化处理的外来词,如: “赛因斯——科学(science)、葛郎玛——语法(grammar)、德谟克拉西——民主(democracy)均被归化翻译法所取代。这是因为某些采用异化手段翻译的外来语,带有不必要的异国情调,不符合目的语内部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是对目的语常规的一种偏离,如果这种偏离距目的语生成规则太远,就会被淘汰。就语言立意性而言,汉字的表意性结构使得汉语在接受外来语时形成了明显的特点:以异化为主要形式,既保留部分英语原词成分同时又经过一定程度的汉语归化改造,形式上均表现为“土”、“洋”结合,如:华尔街(Wall Street)、迷你裙(miniskirt)、色拉油(saladoil)、冰淇淋(icecream)等。

从以上分析来看,目的语接受者的接收渠道与原语接受者的接收渠道大相径庭,对于目的语接收者而言,只有符合译文语言规律的言语才能完成信息传递任务。因此,对归化与异化策略的取舍,大都无多少规律可言,但必须遵循这样一条原则,即目的语应符合本社团成员共同接受的规约

3. 习性原则

习性原则建立在使用某种语言的所有的人的共同经验之上。习性原则是客观的,也是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不同民族语言同它所承载的民族文化总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有些词在词汇意义上难免具有各种言外之意和文化联想,而它们在其他语言里却没有十分贴切的相应的词可以使用,这就会损害异化的价值。那么如何使译文的读者在其自身的文化框架中去理解译文的意思,并尽可能地吸收原语的文化价值取向,有两个层面上的问题需要考虑。

其一,属语言层面的问题,以目的语的习性原则为准。所谓目的语的习性原则指的是接收者的概念。因为我们讨论翻译,许多人心目中只有原作到译作这一转换,以为翻译的结果在于译文。按照交际学的观点,译文必须被读者接受,翻译过程才能完成。真正的翻译是要读者体会作者的意图,用目的语参与原作的思想交流,这种自然的交流离不开译者创造出来的对读者产生同样效果的译文。翻译的标准是“忠实”或曰“对等”,可根据策略来描述,策略受原则的制约,原则由居主导地位的目的语规范固化而来。因此,习性原则从语言内部来说是相对于目的语而言的。习性原则就是要拿出数据来,即以约定俗成的程度为标准,这也是习俗性的基础。辟如英美人们生活中的high tea这一独特的语言文化现象,在汉语中是很难找到对应的转换词语,如果采用异化法将其译为“高茶”似乎语法上合乎情理,在汉语中可用作形容词修饰名词,但从语用角度看,它违反了习性原则,不符合目的语的惯用法,达不到一定的语用频率,无语用价值可言,因而会被淘汰掉。类似的例子如high summer,采用归化法处理,译为“盛夏”,符合目的语的习性原则。因此,周领顺建议将high tea译成“大茶”更佳,以切汉语“大菜”、“大餐”之修辞表达,这也顺理成章(2003:55)。翻译研究向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各种不同语言符号系统之间没有一个共同的规律,两者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各个符号单位的意义,不是固定不变的,是随着上下文和语境的不同而随时变化的。因此,在语言层面上采用归化翻译法还是异化翻译法,完全是由目的语的习性原则而决定的。例如将softloan和softmoney 译成“软贷款”和“软币”,不符合目的语的习性原则。只能采取归化法将其分别译为“优惠贷款”和“支票”。

其二,属语言外的问题或称文化层面上的问题,以原语习性原则为准,其核心是尽量传达原文的异质因素。这也符合翻译界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语言可以转换,甚至可以归化,但文化特色不易改变,也不易归化。因此,文化传真应是翻译的基本原则。这就要求我们对以往提倡的在英译汉和汉译英中实行的双重标准向单一标准过渡,即在英汉互译中均以原作为基准,译文向原文靠拢,要“地道”吸收异质文化,使目的语带有原汁原味的感觉。二十世纪以来,随着国际交流的增强,对“文化传真”这一基本原则翻译界已达成了共识。例如北京2008年奥运会会徽的主题中有这样一段话:

“舞动的北京是中华民族图腾的延展。它有着龙的身形,就如同龙的蜿蜒弯曲和富有活力的性格,反映了中国文化几千年沉淀的美丽和庄严。”刊登在《英语知识》2004年第6期第15页的译文是: Dancing Beijing is the form of the dragon – just as the dragon's sinuous curves and dynamic nature reflect the ancient beauty and majesty of Chinese culture.

这种按照原语习性原则为标准的译文反映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价值取向。这也许是对二十年前人们在谈论亚洲四小龙时,翻译界为避免文化冲突将龙用虎取而代之的归化翻译策略的更正。

4. 结语

归化和异化策略在翻译中的使用频率可能有高有低,但是,如果因此而孤立地寻找两种策略之间的对应优势而忽视翻译学的本体理论,那么翻译策略研究就可能造成缺乏翻译实践的指导意义。而且,忽视翻译标准与原则是导致翻译研究走向简单化和绝对化的原因。翻译策略研究必须在强调文化的大语境下,重视语言本身这个主体,这个有本质意义的存在,把翻译过程,执行标准,效果评价作为永恒的主题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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