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非营利组织的治理问题研究

论文关键词：非营利组织内部治理外部环境论文摘要：非营利组织的健康发展在构建和谐社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我国治理缺失问题已经阻碍了非营利组织的正常发展。文章基于现有文献的基础上，从内部治理的外部环境的角度探究非营利组织目前所处的困境，发现构建非营利组织治理结构的一般分析框架，完善非营利组织的治理机制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一、建立和谐社会离不开非营利组织的参与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要“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把坚持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努力做到“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党执政的重要目标，并把和谐社会建设放到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并列的突出位置。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昭示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还存在一些不和谐的因素。我国现在各种政治和社会问题易发多发，就业、腐败、分配不公、社会治安、环节污染等问题成为当前人民群众强烈关注的热点问题。如以分配不公来说，2006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587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759元、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3.23倍（国家统计局，2007）；2004年末国家统计局测算的绝对农村贫困人口还有2610万人，其中东部地区有374万人、中部地区有931万人、西部地区有1305万人，分别占全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的14.3%、35.7%和50%，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落后的中西部农村地区（国家统计局，2005）；我国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总体的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已经进入联合国的警戒线；占城市居民10%的财富多的人占有全部城市财富的45%，占城市居民10%的财富少的人只占有全部城市财富的1.4%；企业的经理职位与一般职务间的收入差距普遍在20倍以上（余丰慧，2005）。各类非营利组织在解决易发多发的政治和社会问题方面大有作为，本文列举3个案例窥斑知豹地说明非营利组织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中国扶贫基金会2002年实现扶贫项目九大类45项，项目总投资5132.28万元，项目受益农户9万余户，40多万人贫困人口从项目中直接受益；2004年，扶贫事业取得更大成就，共筹募善款善物1.12亿元人民币，完成项目投入1.16亿元人民币，约有45.85万贫困人口从项目中直接受益。2005年4月，中华环保联合会在全国范围内公开征集公众对国家“十一五”环保规划的意见和建议，有420多万人参与，提出9个方面27条高质量的建议，得到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和国务院领导的肯定。2002年，重庆市决定在主城区建30万千瓦燃煤发电厂，市民反映强烈。重庆市绿色环保联合会组织市民召开研讨会，建议政府停建以牺牲重庆市主城区空气环境为代价的工程。2003年底，重庆市政府采纳了建议，停建该工程。[!--empirenews.page--] 二、治理缺失严重阻碍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全国各地都可以看见不胜枚举的非营利组织在和谐社会构建工程中贡献的案例。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非营利组织的重要性日益重要，也越发深入人心。虽然非营利组织发展的外部制度环境处于不断的优化之中，但仍有许多方面亟需完善，有些方面的不足甚至导致非营利组织外部治理缺失。加之中国的非营利组织自身还存在许多诸如管理不善、定位不准、目标不明、资源约束等问题，致使内部治理环节也问题重重。非营利组织的治理缺失导致该行业内公益腐败、公益低效、公益异化等违规事件频频发生，致使公信力不足，获取外部资源的渠道受阻，严重制约着该行业的发展。中国非营利组织行业曾发生“中华体育基金会”2000万元、“宋庆龄基金会”1810万元“丢失”的事件；云南“中国妈妈”胡蔓莉违规使用善款，用社会捐赠资金购买私宅并送女儿出国留学事件等等。无独有偶，国外非营利组织因治理缺失导致委托人和受益人利益受损的事件同样高发，说明如何完善非营利组织的治理结构是全世界共同面对的一个难题。三、非营利组织的内部治理问题剖析 1.

非营利组织治理效率低下的原因。钱颜文、姚芳和孙林岩（2006）通过比较非营利组织和营利性组织在行业环境、组织内部、公共关系三个方面的差异，从非营利组织法人属性类别的角度对非营利组织法人进行划分，对比公司治理结构，构建了非营利组织的典型治理结构，分析公司治理结构和非营利组织治理结构之间的区别，认为不一致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以及多监督主体是非营利组织治理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李小宁和田大山（2003b）与毛刚、朱莲和郭耀煌（2005）等则认为非营利组织治理问题的关键在于激励走出困境的对策。 2.非营利组织理事会。无论是理论上的逻辑推理，还是实践中的经验总结，都揭示出非营利组织理事会所扮演的角色和承担的责任要重于企业董事会，清晰地界定理事会角色与责任是非营利组织治理的首要课题。马迎贤（2005）以资源依赖视角为解释框架，对国外非营利组织理事会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揭示了非营利组织理事会的边界跨越职能，分析了资源依赖视角的研究贡献和局限性，并且简要讨论了中国非营利组织理事会的现状和发展。刘宏鹏（2006）通过中美之间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发达国家非营利组织理事会在承担角色和责任方面要全面领先于中国；就中国而言，基金会理事会在某些方面优于社会团体。 3.非营利组织的失信及其治理。非营利组织公信力是社会、被服务对象、政府、第三方专业机构以及捐赠方对其的认可及信任程度，是非营利组织的第二生命（李虹，2003）。蔡宁和张彬（2004）从交易协调问题和非营利组织的社会经济理论出发，讨论了不同协调机制下的协调失灵问题，提出了非营利组织由于其交易特征多样化的特点，存在着市场失灵、互惠失灵和公共失灵的情况。非营利界的失灵正在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利益的驱动、道德的失控、少数官员腐败的侵染使非营利部门失灵。为此，应该从立法、信息管理、道德机制入手进行治理（陈晓春和赵晋湘，2003）。 [!--empirenews.page--] 当前，影响我国非营利组织社会公信力的主要原因是其组织内部自律机制缺失，自身发展能力不足，自身性质定位不明确，有不当营利行为，公共责任缺失等以及法律、法规不健全等外部环境不佳（刘晓佳，2003；曹现强和侯春飞，2004；仲伟周等，2004；庞娜，2005）。常瑜（2006）从产权模糊、信息不对称、道德失控、组织规范等不同角度分析了信用缺失的原因，并从完善对非营利组织的监督机制以及评估机制两个方面提出了一些可行的解决思路。曾维和（2004）提出内部监督机制和外部监督机制有机统一的综合监督模型，以期建立一个较为完善的监督机制。 [1][2]下一页四、非营利组织的外部治理环境1.非营利组织发展的外部法律环境。陈金罗等（2006）在《中国非营利组织法的基本问题》一书中指出：对于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来说，我国现在的法律环境已经对其构成了严重的制约，这已经基本成为共识。比如，现行法对非营利组织采取了限制成立、限制竞争、限制规模的政策。不仅成立条件苛刻、设立程序繁琐，而且禁止非法人社团、未登记社团的合法存在；行政管理上采用双重管理体制，给非营利组织带来了沉重负担，同时赋予了管理机关非常广泛的自由裁量权；有关的民事法律十分混乱，并且存在着明显的法律漏洞，这直接导致非营利组织成立和运作的成本增加，并且增加了发生各种纠纷的危险，等等。对非营利组织法律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还有魏定仁（2006）主编的《中国非营利组织法律模式论文集》、金锦萍和葛云松（2006）主编的《外国非营利组织法译汇》和蔡磊（2003）的博士学位论文《非营利组织基本法律制度研究》等。 2.中国事业单位改革与非营利组织发展的关系。刘太刚（2005）通过对事业单位在非营利组织群落中的地位分析，以及有关事业单位改革的基本共识和分歧的考察，认为事业单位改革为我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契机。中国的“事业单位”应改称为非营利组织，同时依靠健全的法律和“管办分离、分类管理、目标约束、购买服务”的管理方式推动其健康发展，在当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需要尽快建立和完善中国的社会主义非营利组织体系（李培林、徐崇温和李林，2006）。与李培林等持有不同的意见，吴东民和王孝贡（2005）从对改革的理论准备、宏观环境、事业单位的复杂性、非营利组织自身的“失灵”以及事业单位与非营利组织性质的不对称等方面的分析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