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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能力到动态能力：企业战略观的转变

从能力到动态能力：企业战略观的转变

内容提要：能力由于其自身的惯性以及战略思维的局限，使得企业很难在动荡的超竞争环境中获得持久的竞争优势。为了克服能力的惯性，在标准能力论上发展起来的动态能力理论秉承了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的思想，以其改变企业能力的能力成为企业持久竞争优势的源泉。从能力到动态能力，代表了一种战略观的转变。

关键词：能力论,动态能力论,战略,持久竞争优势

企业如何在动荡的环境中获得持久的竞争优势，是当今战略管理研究的重点之一。在动荡的环境中，竞争优势的来源正以逐渐加快的速度被创造出来和侵蚀掉，D’Aveni称这种现象为超竞争(hypercompetition，1994)。在一个技术飞速进步和偏好多变的超竞争环境中，一个停留在已有优势地位、仅仅追求收获已存在的竞争优势来源的企业，很快会被更富创新的竞争对手所取代。国内外的一些学者认为，在超竞争的环境中，用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CreativeDestruction，Schumpeter，1942)的观点来构建企业竞争战略的思想是颇有益处的。D’Aveni认为，在超竞争环境中长期成功的道路不是试图维持长期竞争优势，而是通过不断地创新追求一系列暂时的优势，使得企业比产业中其他企业总领先一步。但沉没成本效应(SunkCostEffect)、替代效应(ReplacementEffect)以及创新的路径

依赖(PathDependent)使得战略调整呈现一定的刚性。战略调整中的刚性使得企业无法保持动态战略适应(DynamicStrategicFit，Itami，1987)。基于以上思想，能力学派在标准能力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动态能力论。

一、能力论

企业能力理论，是建立在企业内在成长理论基础之上的，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AdamSmith，1776)。其后，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Marshall，1920)、萨尔尼科(PhilipSelznick，1957)、安蒂斯·彭罗斯(EdithPenrosc，1959)以及乔治·理查德森(GeorgeB．Richardson，1960)等则进一步发展了企业能力理论。但企业能力理论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才成为战略管理理论的主旋律。20世纪早期的实证研究，证实了位势学派的产业分析模式并不能解释产业中长期利润的分散程度比产业间利润的分散程度要大得多的这一事实(Rumelt，1974，1982)，以及位势学派产业分析方法对稳定环境的依赖(Mintzberg，1998)，使得对企业持久竞争优势研究的重点从产业转向企业内部。这样能力理论取代波特的产业分析(Port，1980)成为主流战略管理思想。时至今日，战略管理研究专家仍然把企业拥有的特殊的资源与能力作为影响企业长期竞争优势的源泉。

能力被定义为能够使一个组织比其他组织做得更好的特殊物质(Selznick，1957)。20世纪80年代以后，能力理论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其理论主要包括：“企业资源基础论”(Wernerfelt，1984)，“企业知识基础论”(Demsetz，1988)，“激励能力论”(Teece、PisanoandShuen，1990)，“企业核心能力论”(C．K．PrahaladandGaryhamel，1990；Foss，1992)等。

企业能力论是一种战略观，能力理论试图寻求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并以企业能力、资源界定企业的边界。企业的长期竞争优势，被看成是单个企业拥有的能够比竞争者更加卓有成效地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和解决各种难题能力的结果和表现。与企业外部条件相比，企业内部条件对于企业占据市场竞争优势具有决定性作用。企业内部能力的积累是解释企业获得超额收益和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性因素。因此能力理论不仅是对传统企业理论、产业组织理论SCP分析框架的替代，而且是对波特产业分析模式运用于战略管理领域分析方法的替代。另一方面，企业能力理论强调主要从企业的资源、能力出发，而不是从市场优势出发来理解企业的竞争优势，这暗含其已经接受巴纳德(Banard，1938)、萨尔尼科(Selznick，1957)、钱德勒(Chandler，1962、1990、1992)和安德鲁斯(Andrews，1971)等古典战略理论家广为推崇的古典战略观(ChristianKnudsen，1996)。

二、能力的惯性

能力理论认为，企业特殊能力是企业持久竞争优势的来源。但能力自身的特征，却决定了企业能力具有强烈的惯性。惯性使得在超竞争的环境中，无论是企业的特殊能力(Selznick，1957)或者是核心能力(C．K.PrahaladandGaryhamel，1990)都很难保证企业获得持久的竞争优势。

能力是企业拥有的关键技能和隐性知识，是企业拥有的一种智力资本。隐性知识和智力资本意味着在辨识企业能力方面存在涵义模糊。尽管确认企业在哪些方面比竞争对手做得好是可能的，但是要识别企业为什么会做得好却很困难。即使是企业自身有时也不能准确地识别出自己竞争优势的源泉。这种“普遍模糊”性(LippmanandRumelt，1982)，一方面保护了企业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也限制了企业能力的调整。

企业能力是特殊的智力资本，具有类似于管理技能的特征。企业能力有其特殊的、可为人们认同的、呈现非对称分布的组成成分。企业能力可能分别属于企业内不同的个人，但是更突出地表现为一个组织所拥有的资产(Foss，1996)。所以企业能力是建立在组织与个人相互作用的基础之上的。这种复杂的相关性影响了企业未来的行为和战略调整。

企业能力依赖于组织的积累性学习，而不是通过相应的要素市场买卖获得的，其具备非竞争性的特征。但学习是循序渐进的，而不是突破性的。所以企业在进行能力调整时，几乎不可能忽视它过去的行为，而且企业使根本不同于老的惯例的新惯例概念化是困难的。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企业能力，是企业特殊历史进程的产物，是企业历史发展的“管理遗产”(BartlettandGhoshal，1992)。因此，竞争优势源泉的寻找是路径依赖性的，它依赖于企业从过去到达现在所走的路。即使小的路径依赖性也可能有严重的后果。一个已经作出重大承诺的企业，也许会发现在其特定的经营方式上很难采纳看上去很微小的技术变革。

企业能力的调整同样受制于互补资产(ComplementarryAssets)。互补资产是企业的专用性资产，是企业在建立已有能力时作出的不可还原性投资，仅与特定的产品、技术或经营方式联系时才具有价值。能力的调整既可能提高也可能毁掉互补资产的价值。能力的调整如果损害互补资产的价值，则会提高沉没成本效应，从而减少了企业采纳变革的可能性。而企业员工对专用人力资本的投资，在能力调整中面临着重大的道德风险，道德风险降低了企业员工作出新的、专用性投资的愿望，从而也降低了企业能力调整的可能性。

演化经济学研讨了企业资源、能力和历史对其创新激励的影响。演化经济学认为，企业的决策是由其惯例决定的：即由企业内部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