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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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是中国最早的编年体史书。
所谓编年体,就是“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
它是按年、月、日有次序地记载史事的史书。
如果说,《史记》、《汉书》等二十四史纪传体史书,是横的叙述历史,那么,《春秋》、《资治通鉴》这类的编年体史书,就是纵的叙述历史。
编年体这种体裁的史书,在世界上,中国起源最早。
东周时,各诸侯国都设置史官撰写该国的编年史,但名称不统一,燕、齐、鲁、宋等国均称《春秋》,因商代和西周时,一年只有春、秋二时,而无冬、夏,因此古人称年为“春秋”。
春秋时期,虽然已有四时划分,但是人们仍然习惯用旧称。
所以各国史书大多以《春秋》命名。
而晋称《乘》,楚称《梼杌》。
东周时诸侯国的史书后来均已散失,只有孔子编订的鲁国史《春秋》留传了下来,这是孔子的一大功劳。
《春秋》是孔子晚年呕心沥血之作。
孔子周游列国经历了14年之久,他在68岁返鲁后,以“国老”身份问政,因此有条件阅读鲁国档案。
他为寓寄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主张,以便留给后人效法,就用晚年的精力编纂《春秋》等“六经”。
关于孔子删订《春秋》的意图,孟子说得很清楚:“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孔子惧,作《春秋》。
《春秋》,天子之事也。
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孟子·滕文公下》)所谓“知我者”,是指那些理解他的苦心孤诣的人(理解他的治国平天下理想的人),所谓“罪我者”,是指那些指责他不该修订《春秋》的人。
可见,孔子编订《春秋》的目的是为匡救时弊,因此,他的思想和主张便自然而然地渗透到《春秋》的字里行间,即所谓“微言大义”。
所谓“微言大义”,诸如当时吴国、楚国的国君,都已自称为王,这对于维护宗法制的尊卑贵贱等级观念的孔子来说,是不能容忍的,孔子在“正名”的思想指导下,在《春秋》中却把他们贬称为“子”,以示对这些诸侯竟敢僭拟天子专用王号的谴责。
对于这种“春秋”笔法,司马迁得出这样的结论:
“《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本人把经他删订的《春秋》看成是他的第二生命。
《春秋》记载了上自公元前722年(鲁隐公元年),下至前481年(鲁哀公十四年),包括12 个国君,合计242年的历史。
它虽是鲁国史的一部分,但它把鲁国以外的其他国家,以及当时天下大势的演变情况,也作了广泛的记载。
因此,史学家就把200 多年的这段历史叫做“春秋”时期。
孔子是活到73岁才辞世的,那么,为什么孔子到71岁时就停止写《春秋》呢?鲁哀公十四年春天,管理山林的“虞人”和叔孙氏的仆从鉏商,在曲阜西(今巨野县一带)打猎(“大野”),捕获一只怪兽归来,叔孙氏看到此怪兽,以为不吉祥,便赐给“虞人”。
孔子看了说:“这是麟啊!它为什么来啊!为什么来啊!”边说边掩面大哭,涕泪沾襟。
孔子这时正在写《春秋》,他认为麟是“仁兽”,太平盛世才出现,现在不是太平盛世,出非其时而被猎获,因而伤感。
于是写下“西狩获麟”这句话之后,就不写了。
这就是传说中孔子写《春秋》“绝笔于获麟”的故事。
(《春秋·经》:鲁哀公“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
《春秋》全书大约17000字,主要内容记载春秋时期统治阶级的政治活动,包括诸侯国之间的征伐、会盟、朝聘等;也记载一些自然现象,如日蚀、月蚀、地震、山崩、星变、水灾、虫灾等;经济文化方面,记载一些祭祀、婚丧、城筑、宫室、搜狩、土田等。
在对待人与神关系上,孔子的历史观是自相矛盾的。
一方面,他认为王道的兴衰取决于“天命”,表现了天命主宰历史的唯心史观;而另一方面,孔子又明确表示“敬鬼神而远之”,这说明他对鬼神是抱怀疑和保留态度的。
对于一些灾异现象与人事有什么关系,他没有明确表态。
可见,他持保留态度。
孔子编订的《春秋》有明确的时间顺序的特点,对后世编年体史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如北宋时由司马光主编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就是按年、月、日顺序写的编年体史书。
《春秋》又是中国第一部私修的史书,它打破了西周以来奴隶主贵族对于史学的垄断和控制,因此它在史学史上具有一定的意义。
由于孔子开创了私人著书的学术风气,开辟研究近现代史的风气,成为后来诸子百家竞相著书立说的中国历史上的“百家争鸣”的先声。
孔子的“春秋”笔法,还表现在敢于揭露统治者淫秽纳贿、仇杀助乱的黑暗面。
如隐公元年,记载了周平王向鲁惠公的妾仲子赠送葬礼的东西。
在孔子看来,这是为君者不守君道的表现,不成体统,记上这一笔,让后来的统治者有所警惕。
《春秋》也记载自然现状。
如它精辟地记叙了公元前611年彗星(哈雷彗星)入紫微境的事:“秋七月,有星孝入于北斗。
”(这是中国,也是世界史上彗星运行的最早记录。
)又如,它记录了公元前687年3月16日“夜中星陨如雨”的陨石雨情况。
孔子保留了这些记录,是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
《春秋》的文字过于简洁,有的只记结果,没有写它的原委,要读懂它,确实不容易。
如隐公八年(前715年),在一条记事中,只记了一个“螟”字,它仅是告诉人们,这年发生了螟虫灾害,但具体在什么地方,灾情多大?却没有记清楚。
所以,后世的学者,对《春秋》作了许多的引申和解释。
由于《春秋》是孔子编订的“六经”之一,它被儒家各派尊为“经”,对它的解释称为“传”。
到汉代时,这种传已有《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夹氏传》和《邹氏传》5种之多,后来,《夹氏传》和《邹氏传》亡佚了,流传下来的只有《左氏传》、《公羊传》和《谷梁传》,被称为“春秋三传”,是我们读《春秋》时可对照参考的。
《春秋》有些材料的来源也有些问题,对材料又未剪裁,尤其是记别国的事,人云亦云。
至于鲁国,“事无大小,苟涉嫌疑,动称耻讳”。
《史记·孔子世家》称:“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
”实际上这是夸大之词。
王安石称《春秋》为“断烂朝报”,也有点过分。
而梁启超称《春秋》为“流水账簿”,却是有点道理的。
编年体史书的优点,在于它以年月为经,以事实为纬,容易使人看清事件之间发生的联系。
它的缺点,主要是同一事件发生和延续的时间过长,记载时就难免犯前后割裂的毛病;还有记人物活动时,更难详其来龙去脉。
因此,后来才有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史书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