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和感想

仇和感想
刚到昆明时，仇和说:“我到昆明工作，人地两疏，和大家无亲无故；从未共事过，与大家无恨无怨；只身一人，无牵无挂；所以，工作一定能无恃无畏。

”——“八无”感言。

“周六保证不休息，周日休息不保证”……
参加了全国“两会”的仇和，没能回去。

“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在谈到简政放权时说，“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

”
3月15日，总理记者会结束后不到20分钟，有“任性官员”之称的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3天后被免职。

从县委书记到省会书记，从江苏到云南，仇和一路升迁，同时也伴随着争议，就连他自己也曾对媒体说过，“被一路举报，但仕途一路惊喜”。

仇和落马后，记者回访他曾主政过的昆明，探寻他在这里留下的争议。

意外？不意外？
对于“明星官员”仇和的落马，不少人感觉有些意外。

但对于云南著名反腐老干部、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维骏和在仇和时期被征地拆迁的村民而言，毫不意外。

仇和在任昆明市委书记时，杨维骏曾向本刊记者表达，对仇和的“全域城镇化”持反对意见。

仇和铁腕推行的城中村改造，即使被不少当地人认为雷厉风行并成效显著，但其拆迁改造中，已经夹杂了私货，譬如随意扩大改造范围。

杨维骏又给参会的几名省领导分别送了材料。

会议结束时，一名时任省委副书记将材料递给白恩培，白将此事交由这名副书记处理。

这名副书记当即将仇和叫来，说省委领导要求他停止对材料中反映的几处地方进行拆迁。

据当地媒体报道，2010年1月20日，在参加昆明市人代会分组讨论时，仇和对涉地腐败及官商关系进行了怒斥：“在我们城市，有些老板去绑架领导，去演皮影戏，领导是皮影，老板就是那个拉线人，领导是棋子，老板是棋手，这就是严重的腐败！”
如今仇和落马，回顾这些“怒斥”，格外讽刺。

落马3天前，在“两会”云南团的小组讨论会上，他还说：“我们这种体制，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应该是世界上最廉政的。

”
仇和的江浙“亲友团”
刚到昆明时，仇和说自己在昆明“无亲无故，一定能无私无畏”。

但他从江苏过来时，并非“孤身一人”，而是带过来一个“亲友团”。

从沭阳开始，谢新松跟随仇和长达13年，并担任过其秘书。

仇和到任昆明3个月后，就将谢从宿迁调至昆明，任昆明市委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

仇和被免职当天，谢新松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调查。

云南省纪委工作人员曾向记者透露，仇和主政昆明后，不少江苏籍商人随即来到昆明寻找发
展机会。

有出租车司机介绍，城市建筑工地上，多见来自江浙的企业标识。

这批商人中，最引人关注的是中豪集团原董事长刘卫高。

仇和的商人“亲友团”在昆明大肆破土动工时，也给昆明惹下很多“事端”。

2009年11月21日，昆明螺蛳湾批发市场发生群体事件，不满拆迁的上千名商户参与打砸和围观，堵断交通。

另一重大群体事件于2014年10月14日发生在晋宁县富有村，事情缘起于双方长达数年的征地纠纷。

当天，村民与“晋城泛亚工业品商贸物流中心”的施工人员发生冲突，共造成8人死亡，18人受伤。

据2011年11月昆明的《都市时报》报道，过去4年昆明种下了876万株树，于2010年摘取“国家园林城市”桂冠。

但其街道绿化被指缺乏科学规划，有的街道边上种有两排甚至三排树。

知情人称，不到一人高的树苗，从江苏运来，大约500元一棵。

一木材商人估算后对记者表示，500元价格不低，何况数量多，其中利润巨大。

失地农民谁来管？
仇和的落马，被传与昆明土地城建系统的腐败有关。

土地城建是云南腐败重灾领域，这在去年初中央巡视组对云南的反馈中已经明确指出。

2010年12月，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维骏带昆明福海社区失地农民“公车上访”。

但4年多来，失地农民的拆迁安置补偿怎么样了？
村民土地被征、房屋被拆后，只有租房居住。

但房东多担心老人在自己房中去世，不愿租给老人。

无奈之下，一些老人在原来的土地上搭建了简易的棚屋居住。

但这些棚屋不通电不通水，燃气罐、香炉挤在狭窄的空间，安全隐患极大。

生活卫生更是毫无保障。

没水就在地上挖个水坑蓄水饮用。

富有村2014年10月发生的冲突事件，已经不是第一次。

据富有村一村民介绍，近年来富有村土地遭多次征收，期间大概发生过五六次冲突。

去年6月份，富有村村民也曾与“施工人员”发生冲突，双方均有人受伤。

2010年前后的南车集团项目征地时，补偿标准引起村民不满，双方发生冲突。

如今，昆明的城中村改造项目已经慢下来。

去年7月，昆明原市委书记张田欣被调查之后，新任市委书记高劲松密集调研当地的城中村改造工程后要求，对于未审批的城中村改造项目，原则上不再审批；对于批而未动的，要做深做实前期工作，原则上暂不推进；对于已经动工的，要集中精力，破解难题，加快推进，克期完工等。

记者手记：仇和落马教训了谁
仇和对许多极乱待治的问题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就是要用人治来推动法制，用不民主推动民主。

”
随着仇和的不断升迁，以及获多个“改革明星”荣誉的肯定，这一思想甚至被公然宣传。

“为什么10年来一直以激进的方式大刀阔斧推进改革的仇和能屡踩红线而不倒……”2008年年底出版的《政道：仇和十年》一书的序言中这样写道。

如今仇和尝到了苦果。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的表述显示，他已不只是踩红线、打擦边球的问题。

不可排除他可能真的拥有造福一方的为政理想和抱负，但不知道是怎样的思想变化，让他放松了对法纪红线的敬畏。

一度，在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非常时期需要非常之举”的想法在不少官员中很有市场。

仇和落马可以视为，围绕这类个性官员的争议有了一个定论，那就是无论出发点有多好，无论效率和效果有多惊人，总要以依法依纪为前提。

仇和行动上似乎并不避讳瓜田李下的嫌疑。

在宿迁时期的“卖光”政策，在昆明时与商人“亲友团”密切互动，似乎大有身正不怕影歪的意思。

直到他接受调查，人们才惊觉，所谓的“磊落”，也只是表演。

作为一个高调“能吏”，有些人对他寄予了不少清廉幻想，但仇和最终还是用自己的悲剧证明了人性的脆弱和不可信，制度的不健全无法关住权力。

这留给人们诸多反思和教训，不光是给官员的，还有那些为他叫好的旁观者。

一旦标榜为公利的权力任性不羁时，想要谋取私利也将轻而易举；
因为出发点是好的，就对他的独断容忍，那么当他谋取私利时，已经阻挡不及；
当他强势治吏时不依法依规还有人叫好，那么当他面对百姓时，就难保不会用同样的手段对待。

仇和这类官员可能做出了一些政绩，造福了一些百姓，但他们的最终落马，再一次证明了，社会发展要有质量，不止是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率，更是依法依规发展社会经济和城市建设的内在质量。

仇和的身后是风暴？
如果想形容仇和被查的社会反响，“惊讶”必然有心无力。

之所以反应强烈，很大程度缘于他身上“明星官员”的身份，以及如今的“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一前一后，反差太大。

尽管曾经饱受争议，但仇和主导的“宿迁模式”广受推崇，甚至一反常态，毫不避讳“求天求地不如仇和”这样的舆论渲染。

他的做法不但走进大学行政管理课堂，也被写入公开出版的《公共管理案例教程》，成为各地官员学习的“改革榜样”。

如今“偶像”坍塌，有些议论很正常。

这至少意味着，明星标签并不能成为党员干部违法违纪的“护身符”。

名声再大，口碑再好，有病在身者迟早还是会倒。

组织不会舍不得，也不会有打击改革积极性的顾虑。

中央一直强调，改革和反腐并不冲突。

怕出事不能成为不做事的理由；同样，为改革做点事也不必然就不会出事。

政绩和廉政不矛盾，想要惊喜还是惊吓，关键还是看自己。

仇和的铁腕一度带来“惊喜”。

在单纯追求效率的年代，强势和铁腕确实能够快速推动一个地方的“旧貌换新颜”，可以快速实现某个阶段的特定目标，但却不适应可持续发展和“新常态”的需要。

“独断专行”是把双刃剑，不仅会造成决策不民主，更危险的是，它会导致失范的权力系统很容易被腐败扒开口子。

目前尚不知道仇和到底因何出事，但显而易见，不管在宿迁或者昆明，大刀阔斧的改革举动背后，都存在着实打实的利益空间。

医改、教改和城建开发，都会成为权力寻租的沃土。

没有法治的改革会为腐败开路
从江苏宿迁市起步到云南高原执政，仇和被称为“最富争议市委书记”。

他的铁腕整治吏治与超常规的改革力度，使他成为“另类官员”的代表。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改革明星”却在腐败道路上落马，怎么不引发人们的争议呢？
有人因为仇和的当年改革与政绩而为他鸣不平，认为这是个好官;也有人因为他腐败落马而否定他以前的所有的改革和政绩。

在我看来，这两种观点都不妥，一个官员，既不能因为他腐败落马了而否定他确实做出的业绩，以及一些正确的改革措施，当然，也不能功抵过错，因为他有政绩而免除他的违法犯罪的处罚，功是功，过是过。

但是，我们还是要深刻地反思，是什么让一个当年的“改革明星”堕落为一个路人皆侧目的腐败分子呢？
在仇和身上，展现的恰恰是所谓“成败皆萧何”，他的所谓铁腕整治吏治与超常规的改革，成就了以前的政绩显赫的仇和，也造就了一个双面的仇和。

解开这个问题的密码，不妨追溯到2008年，在那一年昆明市“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科学发展”大讨论动员会上，仇和强调，要冲破“准我干我才干”、“唯上”、“唯书”的僵化思想，树立“没有明令禁止都可以想、可以干”，不断创新求变的求索作风。

仇和宣传的这些理念，与现代法治理念是相违背的。

现代公法的理念是“公权力法无明文规定即禁止，公民权利法无明文禁止即自由”，因为公职人员行使的是公共权力，公共权力必须法律所赋予才能行使，否则就会造成权力的滥用，而绝不是什么没有明令禁止就可以干。

而在实践中，仇和走得更远，有些事情哪怕是违背法律，仇和也在“改革”和整顿吏治的名义下强力推进。

比如，仇和要求居民公寓楼阳台周围的防盗笼必须拆除，这既无法律授权又明显侵犯公民私有财产，而他仍然不管不顾，通过行政命令强力推进，引发怨声载道。

“改革无禁区”的名义下，很多工作的确很快推进，诸如环境卫生、征地拆迁、招商引资，这让经济增长更快，官员的政绩更突出，属下官员也不敢乱作为，但同时就是破坏法治，侵犯公民权益，同时更是为自身的腐败鸣锣开道，这跟薄熙来在重庆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

因为，官员铁腕改革与整治吏治，造就了官员本人的“一言堂”，没有人敢反对他，而他个人的私欲在无人监督和制约的环境下就会膨胀，滑向腐败的深渊。

因此，仇和的落马昭示我们，无论什么样的改革，都必须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多次强调，改革必须在法治轨道上进行。

因此，我们必须重申遵守法治的理念，像习总书记所指出的依法治国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对于“改革明星”的官员，不仅要看到他做出了什么业绩，更要看到他采取的是什么样的手段，别再让仇和式的悲剧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