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盗窃罪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

文/胡云腾、周加海、周海洋（均为最高人民法院）文章来源于人民司法2014第15期。

与之前网传的版本，主要在“多次盗窃”行政处罚前科能否再累计到刑事犯罪中有删节。

为依法惩治盗窃犯罪，保护公私财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了《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

《解释》于2013年3月8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71次会议、2013年3月18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12届检察委员会第1次会议讨论通过，自2013年4月4日施行。

现对《解释》的出台背景及主要内容介绍如下。

一、《解释》的出台背景及制定过程盗窃罪是最为常见多发的一类犯罪。

历年来，在人民法院审理的各类刑事案件中，数量一直居首位。

1997年刑法修改后，为准确适用法律，最高人民法院及时制定了《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1998]4号，以下简称《98年解释》），明确了盗窃犯罪的具体定罪量刑标准，对盗窃案件审理中的疑难、复杂、争议问题作了相应规定，对于规范法律适用，依法惩治盗窃犯罪，发挥了重要作用。

《98年解释》施行至今的十余年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迅速，盗窃犯罪案件的办理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鉴此，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着手研究起草新的盗窃罪司法解释。

后因在解释制定过程中，《刑法修正案（八）》对盗窃罪的规定作了重大修改，将入罪条件由原来规定的“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修改为“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而各方面对有关问题的认识存在较大分歧，为充分把握实践情况，解释制定工作暂时停止。

经过一段时间司法实践经验的积累，今年一月初，“两高”决定联合起草新的盗窃罪司法解释，并很快形成了征求意见稿。

其后，经召开专家论证会讨论，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公安部、司法部等部门，“两高”各有关业务庭、厅、室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意见，对解释稿作了多次修改完善。

2013年3月8日、3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分别讨论通过了《解释》。

二、《解释》主要内容及理解适用《解释》根据修改后的刑法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分15个条文，对办理盗窃刑事案件中适用法律的普遍性问题作出了具体规定。

（一）关于盗窃犯罪“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认定标准《解释》第1条、第2条在综合考虑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社会治安状况基础上，立足于更好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精神，对盗窃犯罪“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认定标准作出了新的规定。

1、关于盗窃“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一般认定标准。

《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一千元至三千元以上、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至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并考虑社会治安状况，在本解释规定的数额幅度内，确定本地区执行的具体数额标准，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

与《98年解释》相比，《解释》对“数额较大”的标准作了大幅调整，即由500元至2000元提高至1000元至3000元，同时对“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作了较大幅度的提高。

这主要是考虑：其一，盗窃犯罪是侵财性犯罪，其定罪量刑标准应当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相适应。

而据统计，1997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16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090元；2012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903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7724元，分别比1997年增长4.6倍和3.7倍。

其二，近年出台的有关财产犯罪的司法解释均对有关数额认定标准作了相应调整。

如2011年“两高”《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诈骗“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认定标准分别由原来规定的2000元以上、3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上调整为3000元至1万元以上、3万元至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上。

对盗窃罪数额标准的确定，应当与类似犯罪相协调。

其三，对盗窃罪数额标准的设定，要综合考虑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社会治安状况。

当前，盗窃罪仍处于高发态势，为有效维护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对入罪数额标准不宜作大幅提高。

而适应近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实际，适当提高盗窃“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认定标准，并拉大幅度空间，则有利于更好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更好适应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实际。

2、关于盗窃“数额较大”认定标准的特别规定。

《解释》第二条规定，盗窃公私财物，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数额较大”的标准可以按照《解释》第一条规定标准的百分之五十确定：“（一）曾因盗窃受过刑事处罚的；（二）一年内曾因盗窃受过行政处罚的；（三）组织、控制未成年人盗窃的；（四）自然灾害、事故灾害、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期间，在事件发生地盗窃的；（五）盗窃残疾人、孤寡老人、丧失劳动能力人的财物的；（六）在医院盗窃病人或者其亲友财物的；（七）盗窃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的；（八）因盗窃造成严重后果的。

” 规定本条主要是考虑：对于盗窃犯罪而言，盗窃数额固然是影响定罪量刑的重要情节，但除此之外，行为人的一贯表现、犯罪方式、盗窃对象等也应当是影响社会危害性的重要因素。

在综合考虑有关情节基础上，对盗窃“数额较大”的标准作出特别规定，可以避免“唯数额论”的不足，更好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刑法基本原则和主客观相统一刑法原理。

关于本条，需特别说明以下几点：（1）本条第（1）、（2）项是根据实践中盗窃违法犯罪分子不少有前科的实际，为强化对此类屡教不改者的惩治效果而设置的。

起草过程中，对于该两项规定，曾有不同认识。

有意见提出，其存在双重评价问题；特别是对曾因盗窃受过刑事处罚同时又符合累犯成立条件的行为人，如一方面降低入罪数额门槛，另一方面又按照累犯从重处罚，有双重从重之嫌。

经研究认为，本条是对盗窃“数额较大”所作的特别规定；根据本条，盗窃数额达到《解释》第一条规定标准的百分之五十，并具有相应情形的，即属于法律规定的“数额较大”。

换言之，本条是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对盗窃“数额较大”的具体认定标准所作的解释。

故对根据本条已构成盗窃罪的行为人，如同时符合累犯成立条件的，依法从重处罚，并不存在双重从重问题。

对此，有关部门，包括立法机关，都不持异议。

当然，由于已将累犯作为定罪情节考虑，体现了对累犯从严惩处的立法精神，因此，在具体量刑时，要掌握好从重处罚的幅度，不宜增加过多的刑罚量，以实现罪行相适应。

（2）关于本条第（1）项“曾因盗窃受过刑事处罚的”规定中“盗窃”的理解。

有意见提出，此处的“盗窃”，应理解为符合盗窃罪构成要件的行为，即不仅包括以盗窃罪定罪处罚的行为，也包括因法条竞合等关系虽以其他罪名（如破坏电力设备罪等）定罪处罚，但同时符合盗窃罪构成要件的行为。

经进一步研究，对该项规定中“盗窃”，应理解为仅指盗窃罪。

主要考虑：其一，对《解释》中“盗窃”的一词，应尽可能作同一解释，否则容易造成理解适用上的困惑、混乱。

其二，设置本条第（1）、（2）项的目的在于严惩盗窃惯犯，其数额标准仅为第一条规定标准的一半，故宜适当控制其适用范围。

其三，理解为符合盗窃罪构成要件的行为，从实现罪刑均衡的角度有一定道理，但符合盗窃罪构成要件的行为包括盗窃特殊物品、因盗窃又构成其他重罪、以盗窃方式实施其他犯罪、盗窃后转化抢劫等多种情形，范围很大，审查判断难度大，且容易引发争议。

（3）本条第（3）项是针对组织、控制未成年人盗窃案件多发、社会危害性更为严重的实际设置的。

起草过程中，有意见提出，本项规定不妥，因其与刑法第二百六十二条之二关于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的规定存在竞合。

经研究认为，刑法第二百六十二条之二的规定主要是规制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的行为，而本项规定则是组织、控制未成年人实施盗窃犯罪的处理问题；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显然不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组织未成年人盗窃的，在任何情况下，均只能以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论处，最高只能判7年徒刑；规定本项主要是为了明确，当组织、控制未成年人实施盗窃，依法应以盗窃罪论处时，可以降低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即提高定罪量刑的法定刑幅度。

3、关于在跨地区运行的公共交通工具上盗窃数额标准的适用。

考虑到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盗窃，有时难以查明盗窃地点，而根据《解释》规定，针对不同地区所适用的盗窃数额标准可能并不一致，为解决法律适用问题，《解释》第一条第三款特别规定：在跨地区运行的公共交通工具上盗窃，盗窃地点无法查证的，盗窃数额是否达到“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应当根据受理案件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确定的有关数额标准认定。

适用本款时应当注意：（1）本款规定的跨地区运行的公共交通工具，包括火车、汽车、船只、航空器等各类交通工具。

由于本款已包含在火车上盗窃数额标准确定的情形，《解释》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1999年2月4日“两高一部”《关于铁路运输过程中盗窃罪数额认定标准问题的规定》（公发[1999]4号）不再适用。

本款规定的跨地区，主要是指跨省、自治区、直辖市；个别省、自治区针对本省、自治区内不同市、州经济发展状况差异较大的实际，设置了有区别的盗窃数额标准的，则跨地区也包括跨市、州。

（2）对在跨地区运行的公共交通工具上盗窃的，如盗窃地点能够查明，仍应根据盗窃地有关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确定的数额标准认定，只有盗窃地点无法查证的，才适用本款。

（3）对在跨地区运行的公共交通工具上盗窃，盗窃地点无法查证的案件，应当先根据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确定案件管辖，之后根据本款，确定应当适用的盗窃数额标准。

（4）如是在铁路运输中盗窃的案件，本款所规定的“受理案件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应当是指对受理案件的铁路运输检察院、铁路运输法院具有领导或者指导职能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

如此把握主要考虑：铁路运输法院的设置与行政区划不完全一致。

某基层铁路运输法院设在甲省，但其上级法院即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可能设在乙省。

如基层铁路运输法院按照甲省确定的数额标准作出判决后，被告人上诉或者检察机关抗诉，就需按照乙省的标准改判，此将人为地影响判决的稳定性。

（二）关于“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认定《98年解释》第四条曾规定：“对于一年内入户盗窃或者在公共场所扒窃三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多次盗窃’”。

《刑法修正案（八）》将“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增加规定为盗窃罪的入罪条件之后，上述规定需作相应修正；同时，实践中，对“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具体认定也存在不同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