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人才观之精华与启迪

中国古代人才观之精华与启迪

X 学术思潮中国古代人才观之精华与启迪□吴文昌在中国古代的治国安邦方略

中 , 以重才、辨才、选才、用才为主要内容的人才观 ,占有特殊重要的位置。这种既符合传统伦理道德 , 又适应经邦济世需要的人才观 ,内容广泛 ,寓意深刻 ,论述精辟 ,利国益民 , 曾对中国历代社会的政局稳定、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今天 ,我们联系现实 ,从古代人才观中汲取积极有益的成份 , 深刻地领会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提出的“选拔干部 ,必须全面贯彻德才兼备原则 , 坚持任人唯贤 , 反对任人唯亲 , 防止和纠正用人上的不正之风”的重要思想 ,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 ,具有重要的意义。有关中国古代人才观的论述可以说是浩如烟海。本文择其要者试加分析。一、为政之要 ,惟在得人的重才思想尊贤重才 ,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又是历代治国经验的科学总结。历代开明君主和有识之士 , 都把人才问题作为治国安邦的首要问题来对待。早在西周时期 , 太师姜尚就提出了“治国安家 , 得人也。亡国破家 ,失人也”的思想。管子在总结古之圣王、暴王兴亡成败的教训后 ,得出结论说 ,圣王之治 , “非得人者 , 未之尝闻”暴王之败“非失人者 , 未之 ; , 尝闻”“人 ,不可不务也 ,此天下之极也”墨子认为。。王公大人治理国家 ,“国有贤良之士众 , 则国家之治厚 ; 贤良之士寡 ,则国家之治薄”。吕不韦观《春秋》 , 认为自鲁隐公至哀公十有二世的安危荣辱 , 根本原因只有一条“得贤人 ,国无不安 ,名无不荣 ; 失贤

人 , : 国无不危 , 名无不辱”。一代英主、唐太宗李世民集前人人才观之大成 , 结合自己的治国体会 , 提出了“为政之要 ,惟在得人”的著名论断 ,这是当时对人才重要性的最高概括。明太祖朱元璋则更重视人才群体的作用。他对礼部臣僚们说 :“为天下者 , 譬如作大厦 , 大厦非一木所成 , 必聚才而后成 , 天下非一人独理 ,必选贤而后治。故为国得宝不如荐贤”。清圣祖康熙皇帝干脆对人才问题来了个总结 , 指出 :“自古选贤任能 , 为治之大道。”因此“致治之道 , 首重 , 人才”。这些论述 ,从不同的侧面 ,揭示了天下兴亡、社稷安危、国运盛衰 , 皆系于人才的道理 , 使我们今天读起来仍觉获益匪浅。我们历览前贤的人才观 , 不仅要学习前人重视人才的思想 , 更要学习前人重用人才的实践。自古以来 , 历代开明君主、有为帝王 , 都把尊贤重才作为治国之本 ,奋力躬行 ,有的甚至到了“求贤若渴”的程度。汉高祖刘邦曾亲下《求贤诏》宣布 :“贤士大夫 , 有肯从我游者 ,吾能尊重之 ,布告天下 ,使明朕意。”唐太宗李世民在《荐贤举能诏》中说 :“朕遐想千载 , 旁览九流 , 详求布政之方 , 莫若荐贤之典。”大声疾呼有才能的贤人“务尽报国之义 , 以副钦贤之怀。”此外 ,像宋英宗赵曙颁布《令中外选举人者务在得人不必满所限之数诏》朱元璋、《访求师儒敕》康熙皇、帝定《治国圣训》 , 都是求贤选才的实际举动。值等得一提的是 , 三国时期魏武帝曹操为了尽快发现和选用人才 , 曾连下《求贤令》敕有司取士勿废偏短、《令》《举贤勿拘品行令》一时间贤才竞进 , 集于帐、下。古代明君英主尊贤重才的举措 , 大

都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 也促进了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秦重用商鞅、李斯 ,变法、、治国图强 ,国势日盛 ,终于灭六国 ,四海一 ,建立了高度中央集权制的统一的秦王朝 ; 刘邦重用张良、萧何、韩信 , 依靠他们出谋划策 , 治政安民 , 带兵打仗 , 战胜了刚愎自用、轻视人才的项羽 ,最后以汉代秦 ,终成霸业 ; 李世民重用魏征、房学术思潮 X 玄龄、杜如晦 , 政通人和 , 国力大增 , 遂有“贞观之治”这些都是古人重用人才的典范。。这里需要说及的是 ,这些人才之所以能发挥较大的作用 ,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思想、主张符合历史发展潮流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 重用了他们 , 得民心 , 顺民意 , 正合“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条历史定律 ,这就是人才在治国中发挥重大作用的道理所在。二、德才兼备 ,以德为先的取才标准古代圣贤明君都十分重视用人标准。李世民曾对魏征说 : 用得正人 , 为善者皆勤 ; 误用恶人 , 不善“者竞进。”可见 , 用什么样的人 , 是关系到吏治民风和政权安危的大事。要全面看人 , 慎选贤才。荀子提出贤才需是“谏、、、争辅拂之人”这种人能除 , “国之大患”是 , “社稷之臣 , 国君之宝”。孙武总结用兵之道 , 提出为将者 , 必须具备“智、、、、的基本素质。他指信仁勇严”出 : 智者 , 先见而不惑 , 能谋略 , 通权变也 ; 信者 , 号“令一也 ; 仁者 ,惠抚恻隐 ,得人心也 ; 勇者 ,恂义不惧 , 能果毅也 ; 严者 , 以威严肃众心也。五者相须 , 缺一不可。”司马光在概括前人经验的基础上 ,进一步提出了“道德足以尊主 ,智能足以庇民”的人才标准 ,其中“道德”即今天讲的“德”“智能”即今天讲的 , “才”。明朝刘斌在《复仇疏》中提出选才的标准有三“一曰德 ,二曰量 ,三曰才。” : 只有三者皆备 ,才能当大任。明朝高拱则进一步提出“才德兼者上也” : , “若夫钧衡宰制之任 ,必德才兼备之人 ,而阙其一者 , 断不可为也”。这些关于用人基本标准的论述 ,直到今天 ,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古人主张坚持德才兼备的选人标准 , 并不是将德与才等量齐观 , 而是非常重视德对才的统帅和主导作用 , 把德放在首位、帅位。司马光曾在《资治通鉴》 ,针对世人不辨才与德异 ,通为之贤 ,因而用人中失当的教训 , 给德与才下了这样的定义 :“夫聪察强毅之谓才 , 正直中和之谓德”。进而指出 :“才者 , 德之资也 ; 德者 , 才之帅也……才德全尽之谓‘圣人’ , 才德兼亡之谓‘愚人’德胜才之谓 ; ‘君子’才胜德之 , 谓‘小人’。”“君子挟才以为善 , 小人挟才以为恶” , 所以“与其得小人 , 不若得愚人”可见 , 德是何等重 , 要。司马光在《论选举状》 , 将中“德帅才资”的思想表述得更为明确、具体 , 指出 : 取才之道 , 当以德行“为先 ,其次经术 ,其次政事 ,其次艺能”。朱元璋下诏求天下贤才 ,强调“有司察举贤才 ,必以德行为本 ,文艺次之”。以德为先的用人思想在这里进一步变成了皇帝诏书、金科玉律 ,有了至高无上的法律效力。康熙在《治国圣训》 ,根据切身体会 ,深刻阐述了德中的重要性。他对吏部说“国家用人凡才优者固足任 : 事 ,然秉资诚厚者亦于佐理有裨”“朕听政有年 ,见。人或自恃有才辄专资行事者 , 思之可畏。朕意必才德兼优为佳 , 若止才优于德 , 终无补于治理耳”。古人重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