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与传统文化11

四 出入于经邦治国之道：
传统史学的政治功能
中国传统文化区别于西方和印度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就
在于它一开始就执著于人间世道的实用探求。李泽厚将中国传
统文化的这一性格称之为“实用理性” ，而余英时则将其概
括为“人间性” 。正是由于这种“实用理性”或“人间性”
的价值取向，使得中国文化在初始阶段就没有古典时代希腊式
的抽象思辨，也没有东方印度式的厌世情结。在这一精神的浸
淫下，中国文化长期以来执著的是一种“人世”的情怀，是一
种对现实万事万物的倾心关注，其精义即在于引导人们经邦治
国，建立功业，并由此而引发出中国人文精神中以天下为己任
的崇高的历史责任感和“舍我其谁”的历史使命感。正因为如
此，作为中国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和主要载体的传统史学，一开
始就具有强烈的“经世致用”倾向。《庄子齐物论》说：
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这里所说的《春
秋》，不是专指孔子删订的鲁《春秋》，而是当时所谓“百国春
秋”的泛称。千百年来，中国史学就是以这种“经世”为最
高价值取向，以“致用”为最高著述目标。中国传统史学的成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第页。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第页。
③《墨子明鬼》“：吾见百国《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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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与不足、荣光和局限，都可以从这一基本的价值取向上找到
答案。
从殷鉴到资治的发展历程
前已指出，中国史学生发于“轴心时期”的“哲学突破”。
这种“突破”的重要标志，就是观念世界中“天道”与“人
事”的分离以及后者对前者的覆盖和替代。大体而言，这种覆
盖和替代发生于商周之际，并由于周之代商而得以初步实现。
正因为如此，周人在讨论现实的万事万物时，一扫殷人礼天拜
神、左占右卜的陈规旧习，转而深切地关注着“人事”世界的
是非问题。正是在这一总体背景之下，作为中国传统历史意识
重要源头之一的“殷鉴”的观念，被系统地提了出来。
从现有的文献材料来看，“殷鉴”的观念早在周之灭商之
初，就被提了出来。《尚书召诰》说：“我不可不监于有夏，
亦不可不监于有殷。”稍后，关于“殷鉴”的重要性，几乎已
成为西周统治者的共识。《诗经大雅文王》云：“殷之未丧
师，克配上帝。宜鉴于殷，骏命不易。”同书《荡》谓又：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从以上这些议论来看，西周的统治
者们，已经知道了历史知识在现实政治运作过程中的重要作
用，同时也自觉地以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来指导现实的政治行
为。
那么，

周人在“殷鉴”过程中，到底得到了哪些启示呢？
换句话说，周人在反思过往的历史事物、特别是殷商的兴亡历
史时到底得到了哪些具体的收获呢？《尚书召诰》在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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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这一话题时，曾多
次提到“敬德”这一概念。如“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
又如“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再如“天
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还如“王敬作所，
不可不敬德”，等等。研究古代思想文化史的学者已经注意到，
西周时期的所谓“德”及其具体的德目，大都体现在政治领
域，也就是说，这个时期的所谓“德”，大都与政治道德有关。
陈来对此分析道：“在君主制下，政治道德当然首先是君主个
人的道德品行和规范。君主个人品德在政治实践中展现为政治
道德。周人明确认识到君主的个人德行与政治的道德性格对维
持政治稳定性的重要。” 也就是说，周人所说的“敬德”，主
要就是指一种政治道德。联系到“殷鉴”上，就是殷商之所以
灭亡，原因乃在于没有施行政治道德（“惟不敬厥德，乃早坠
厥命”）；相反，周之所以能代商，就在于实行了“ 敬德”的政
治措施。这一点，也正是周人从“殷鉴”中所得到的最直接、
最具体的启示。
如果说周人通过“殷鉴”而总结出来的“敬德”与王朝兴
亡的因果关系，在总体上还只是一种笼统而又模糊的历史理
念；那么，春秋战国时代史学自身的发展以及诸子百家在“托
古”过程中对史学社会价值的发挥，则是对史学政治功能的突
破性开掘和深化。从史学自身的发展情况来看，这种突破和深
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①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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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道德批判意识的强化。周匡王六年（前，晋
国兵变，赵穿杀晋灵公，赵盾迎立成公。晋太史董狐记载此事
时说：“赵盾弑其君”。孔子后来在编订《春秋》时，曾对此
事作过如下的评论：“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其实，
弑杀晋灵公的是赵穿而非赵盾，董狐之所以书“赵盾弑其君”，
主要就是立足于道德立场。《左传》在记载此事的前果后果时
说：“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即赵盾引者）未出山而
复。太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
， 然。’ 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
可见，董狐记载之所以把弑君的罪名加到赵盾的头上，原因就
在于他“食人之禄”，而没有“忠人之事”，没有尽到为人臣子
的道德责任。孔子之所以认为董狐是“良史”，也正是

基于这
种道德立场来立论的。中国史学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
“诛心”之论，其源头就生发于这里。
其二，秉笔直书意识的自觉。周灵王二十四年（前
齐国发生了臣弑其君的事件，齐太史秉笔直书，最终以牺牲两
个人生命的巨大代价，换得了历史记载的真实。《左传》襄公
二十五年记载此事道：“夏五月??（齐庄）公问崔子??遂
杀之。??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
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
往，闻既书矣，乃还。”以齐太史和南史氏为代表的史官，之
所以不畏强暴，甘以生命的代价而保存信史，就是因为在他们
的意识中，史学乃是一门讲求信实的学问，唯其如此，才能起
到垂戒后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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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道德批判意识的强化和史家秉笔直书意识的自觉，史
学的社会价值和政治功能开始日益受到关注。楚庄王时期的大
夫申叔时对各种史书的社会政治功能的议论，可以看作这方面
的代表。在楚庄王询问太子的教育时，申叔时不仅提到了诗、
礼、乐的价值，而且还具体地分析了当时几种比较重要的史书
所具有的教育意义：“教之《春秋》，而为之从善而抑恶焉，
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
其动??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
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
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显然，申叔时对史学
政治功能的认识，已不再局限于道德的方面，而且还涉及到
“ 废幽昏”“、知废兴”和“ 知族类”等各个方面。
当然，对史学的社会政治功能拓掘更广阔、认识更深刻、
影响也更为深远的，当首推孔子。据《孟子滕文公下》记载：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
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
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同书
《离娄下》中又说：“孟子曰：‘王者之迹息而《诗》亡，
《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
《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
‘其义则丘窃取之矣由此看来，孔子在编订《春秋》时，
不仅有“事”和“文”之分，而且还在“事”、“文”之间增
’”
。’”
①《国语鲁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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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了“义”。对于《春秋》中的“义”，汉代的司马迁在《史
记孔子世家》中分析说：“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微，孔子
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

行
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
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春秋》，上明三王之
道，下辨人伦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
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
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
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
同书《十二诸侯年表》又曰：“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
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
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
道备，人事浃。”孔子作《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伦
之纪”，被后世称之为行“素王”之权。这种以“存亡国，继
绝世，补弊起废”为宗旨的修史动机和“拨乱世反之正”的宏
伟目标，一方面高扬了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主体精神，另一方
面又突出了史学在现实政治运作过程中的功能与意义，从而被
后世史家视作为以史学经世的最高范式。
孔子对史学功能的拓展和深化，不仅体现在高扬史家的政
治参与精神和史学的匡世救时意识方面，而且还体现在其对历
史著述中“ 事”“、文”“、义”三者关系的处理及其基本规范
之中。前已指出，孔子据鲁史记作《春秋》，“其事则齐桓、
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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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三者，在这里是相互间有内在联系但又有重要区别的概
念。“事”是指具体的历史事实，也就是《春秋》一书中所载
的齐桓、晋文之事；“文”是指《春秋》一书的行文规范或样
式，“其文则史”一句界定了《春秋》是一部不同于其它著
述形式的历史著作；“义”就是指“微言大义”，所谓“其义
则丘窃取之”，就是说《春秋》一书中的“微言大义”，都是
由孔子通过自己的判断而裁定的（相对于“事”、“文”对鲁
史记的因袭）。合而言之，历史著作之“文”，是“事”与
“义”两个方面内容的完整统一。对于“事”与“义”这两个
范畴，孔子又有“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
也”的议论。这里，“空言”相当于“义”，“行事”对应
于“事”。也就是说，历史著作不是“空言”抽象道德说教或
判定是非的，而是要通过具体的“行事” 历史时期各种人
物、事件、典章制度等实事，才能达到这一目的。换句话说，
历史学不是伦理学，也不是政治学，它之所以能起到伦理学和
政治学的作用，是要通过具体的“行事”来实现的。章学

诚所
谓“史学所以经世，故非空言著述”的议论，也正是承孔子
“行事”与“空言”的这一态度而来。
因此，如果说周人的“殷鉴”观念还只是一种笼统而又模
糊的政治借鉴意识，那么，经过春秋时期史学自身的发展，特
别是经过孔子对史学政治功能的拓展与发挥，史学的资治经世
意识则开始成为一种自觉的历史观念。这一观念以反省人类自
①《史记太史公自叙》引孔子语。
②《文史通义浙东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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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历史经验为核心，以历史与现实之间盘根错节的联系为纽
带，以指导现实政治决策或解决当下面临的具体困难为目的，
。从而成为一种历久弥新、取之不尽且用之不竭的智慧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