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的道德观差异

中西方的道德观差异班级：83050806学号：2008030508156姓名：梁晨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所谓“道德”，是由一定的社会文化所决定、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俗，以及人们内心信念来维系、调节人际关系和个人利益与社会群体利益关系的社会意识形态和行为规范的总和。

道德所反映的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属于文化深层次的范围。

因此，分析比较属于不同文化的道德表现，能为分析不同文化的实质提供最为有效的途径。

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两种形态不同、发展道路各异的文化形态。

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与中国文化发生了激烈的碰撞，并对中国社会经济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

中国文化在“不情愿”中被西化。

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存在有那些差异是摆在我们面前必须思考的问题。

对于此，本文试从道德的角度剖析中西文化的差异及差异产生的原因。

一、中国的以家国为本位的道德取向中国传统的道德取向是建立在以家族为本位的“家国同构”的原则基础上的。

中国是个传统的农业国家，农耕经济决定了农民居住在固定的住所，决定了家庭为生产单位和社会的子细胞。

农民聚集而居，以血缘关系形成了家族。

而奴隶制国家把政权与家族联系在一起，利用家族的血缘关系将氏族制发展为宗法等级制。

秦汉以后，这种宗法等级制虽然有不少的变化，但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和思想体系仍被基本的继承下来。

家庭成为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和国家的最小单元，而国家是家庭或家族的扩大。

君王就是“大族长”，“，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在家庭或家族中，父亲是核心，父子关系、夫妻关系、及兄弟关系都是围绕父亲展开的。

用于维系家庭凝聚力的主要是通过宗法血缘的亲、尊、长、幼、男、女的不同而实现。

这是儒家宗法伦理的基本原则和道德规范。

《丧服小记》中曾指出：“亲亲、尊尊、长长、男女之有别，人道之大者也。

”这些原则以亲亲、尊尊最为重要。

亲亲体现合同精神，尊尊体现差等精神。

秦汉以后，封建统治者把儒家这种伦理思想进一步概括为“三纲五常”。

三纲为君臣、父子、夫妇。

五常为礼、义、仁、智、信。

中国的纲常教义通过个人伦理的修养达到了国家的统一，因此中国靠的是伦理来维系国家的。

《大学》里说：“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天下平。

”因此，维护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就成为中国人几千年来一直遵循的最高的道德原则和规范。

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便是这种家国一体的道德的最集中的体现。

二、西方的以个人为本位的道德取向和中国的以家国为本位的道德取向相反，西方的道德取向趋向于以个人为本位。

西方的伦理思想和道德原则最早发源于古希腊的奴隶制时代。

希腊临海多山的地理环境决定其文明形态不可能以农业为基础。

相反，古希腊的文明从一开始就朝着海洋性文化发展，对外经济交往十分发达。

古希腊人见多识广，易于接受外来文化的先进成分，对外交往频繁有助于形成人民的独立性和平等观念。

古希腊是城邦制的国家，因此，希腊时代的伦理思想和道德规范准则，主要是围绕个人和城邦关系展开的。

如古希腊的以德谟克立特为代表德哲学家们从奴隶主民主派的立场出发，试图从物质利益上来解释道德现象。

他们在维护城邦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同时，比较注重奴隶主阶级成员和平民阶层的个人利益。

智者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普罗塔戈拉所指出的“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命题，就认为人在社会生活和道德生活中应以个人的欲望和私利作为行为规范的基本准则。

亚里士多德所建立的现实主义的幸福论的伦理体系，也是强调个人的自由意志，个人利益。

中世纪的欧洲处于基督教教廷的统治之下，伦理思想强化了神秘主义和禁欲主义，把伦理研究从关于个人的品性、个人利益关系方面转向了人对上帝的关系的方面，但这并没有抹煞个人的价值、利益与要求。

中世纪的欧洲仍然是以个人为本位的。

正如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中所说，“在基督教中，人唯以自己为念；他使自己脱离了世界整体，把自己当作一个自足的整体，当作一个绝对的，外于世界和超于世界的存在者。

”直到16世纪宗教改革和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就把天赋人权、维护个人权利变成了最高的道德原则和规范的出发点。

三、中西方道德观特点的比较西方的以个人为本位的道德取向和中国的以家国为本位的道德取向的不同和甚至对立，使得中西方的伦理体系和道德规范具有不同的特点。

首先，西方重契约，中国重人伦。

西方重契约的观念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

这种伦理思想从基督教的著作中可以和清楚的看出。

基督教的圣经《旧约》可以说是基督降临前神与人订的契约，而《新约》则是基督降临后神与人订的契约。

在圣经中贯穿着伦理关系中的契约精神。

如《马太福音》第六章中有这样的一段话：“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从中可以看出基督教中平等契约的精神。

与西方这种伦理相反，中国传统的伦理思想注重的是人伦情谊关系。

《尚书》中就有舜的一段话，“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

”这里所说的五教就是以家族为本位的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

以后，孔孟在总结前代伦理思想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以“忠”“孝”为核心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尊卑有序、亲疏有别的宗法伦理思想体系。

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后，儒家的这种宗法道德思想进一步概括为处理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师友的“三纲五常”。

自此以后，儒家的这种伦理纲常在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一直成为支配人们的统治思想。

第二，西方重功利，中国重道义。

西方的基督教虽然也鼓吹禁欲主义，要人们轻视现世生活，但它给人们描述了一个美好的来世的天堂。

这就是说，信仰基督教并不是不要物质利益，而是为了将来更大地物质享受。

事实上，基督教的人和神的关系完全是建立在平等交换的基础上的，救赎论就突出地反映了这点。

由于基督教把这种功利主义价值观宗教化，就使西方人形成了“人惟求新，器惟求新”的社会心理。

中国儒家把追求伦理作为最高地价值原则。

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不成功便成仁”、“存天理，灭人欲”等等都是儒家这种重义轻利地价值观的表现。

儒家这种义利观是建立在道德理性与感情欲望对立的基础上的，强调用道德的理性去克制感情欲望，使义和利、整体和个人的关系得到调节和控制。

几千年来，由于历代统治者的提倡，同时得到道家的体道寡欲和佛家的去欲的思想的互相激励与补充，使得这种思想成为中国人的普遍心理。

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对于弘扬人的理性精神，保持自身不沦于“物”的地位，是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但其局限性在于压制人的正常的物欲，忽视道德与物质的统一性，对人的全面发展是有严重阻碍作用的。

第三，西方伦理重于竞争，中国伦理偏重中庸。

在西方伦理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以竞争求生存的道德观。

西方的一些观点，包括奥古斯丁所说的“人生就是转向上帝的过程”、基督教提倡的“凡是为了上帝、出自对上帝的爱的行为都是道德的”，都是宣扬利己主义的道德本质，都是强调人要奋斗和进取。

与此相反，中国传统的伦理思想中，一直把中庸之道作为调节人际关系的重要原则。

什么是中庸呢？程颐曾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

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也。

”中国人强调凡是执其两端，过犹不及，便是这说法。

中庸之道也便成为中国传统道德的一个重要特征。

第四，从伦理思想的出发点和道德修养方法来说，西方强调性恶论，中国则强调性善论。

西方伦理道德是以人性恶为出发点的，强调个体的道德教育。

苏格拉底曾认为，人要成为有道德的人，必须听取神的训示，使人与神相通才能达到至善至德的最高境界。

基督教的“原罪说”，更把这种思想神学化。

认为人来到这个世上世为了赎罪的，只有基督、上帝才能拯救人类于苦难，变成至善至德的人。

中国传统的道德修养则有所不同。

中国的儒家思想从性善论出发，强调个体的道德修养。

所谓“人之初、性本善”便是这个道理。

所谓修养，就是以个体道德为起点，强调个人的正心、诚意，强调“自天子及庶人，壹是以修身为本”的个人“内省”。

孔子曾提出君子应“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强调在内心上下功夫来完善人格。

《诗经》中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也是遵循这种修养方法。

因此，中国传统的道德是“内省”型的伦理体系。

第五，从道德的思维模式上来说，西方注重理智的思辩与论证，中国儒家则注重道德情感的体验、领悟。

康德曾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根据人类伦理生活的需要，用实践的观点提出必须以上帝存在为前提才能保证善与幸福的最终统一。

西方的逻辑学非常发达，从古希腊起，西方的哲学家们都把抽象的逻辑思维方法作为认识和把握事物真理的最基本的手段。

而中国儒家则注重道德情感的体验、领悟。

老子的《道德经》里曾说过“道可道，非常道。

”意思是如果“道”是可以说的明白的话，就不是“道”了。

孔子提出的“能近取譬”，“推己及人”的思想方法，也完全是以人类的道德经验、道德感情和实践体验为前提的，带有强烈的直观理性的特点。

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欲望、理想与追求，因而只要一个人能够以自己的欲望、理想和追求去推己及人，将心比心，那么他必然会知道别人的欲望、理想与追求。

因此，一个人只要他在处理社会的人际关系时能够把别人当作自己来对待，这便是道德。

中国的这种道德思维方式，反映了中国民族传统思维的特有方式，而且是西方所不具备的。

五、中西方道德思想差异的原因从以上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德文化和西方的道德文化存在巨大的差异。

究竟是什么造成这种差异的呢？从深层次来说，道德文化是属于认识层面的问题。

文化存在不是外部世界的必然性，是主体的自我意识和外部世界共同作用形成的。

因此，分析中国儒家道德和西方的道德观应从主体的思维层面，即宇宙观来出发。

宇宙观是文化的核心问题，是人们关于人和外部世界的关系的认识。

宇宙观的不同，是导致文化差异的深层次的原因。

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思维框架，都具有镜像结构。

不同的是西方文化是一种反思性文化而中国文化则是一种体验性文化。

西方文化主张二元的宇宙观，认为人和外部世界是不统一的，物质和精深是分离的。

西方意义上的人，是和自然、社会、他人、甚至和上帝所对立的人。

人要认识自己就必须通过外部世界这面镜子来反射，任何人性的扇面都有必然的外部世界客观存在与之对应。

西方人的这种宇宙观，把人和外部世界割裂开来，能够很好的解释西方的以个人为本位的道德取向。

而中国的传统的儒家文化则主张一元的宇宙观，认为人和外部世界是统一的、和谐的，把世界看成本质上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就是所谓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这种宇宙观的思维模式决定了中国文化在人生观上表现出注重家国一致的价值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