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笔下的惠州及寓是心态

苏轼笔下的惠州及寓是心态
黄俊书
宋代的惠州，在经济上、文化上远较中原落后，所谓“瘴疠之地，魍魅为邻”（《到惠州谢表》），封建统治者一向都是把“罪恶”较大的臣子才贬谪到岭南去的。

但当苏东坡被贬到惠州之后，诚如清代著名诗人江逢辰所言：“一自东坡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

”惠州才真正为世人了解，为世人仰慕。

苏东坡自宋绍圣元年十月二日抵达惠州，至绍圣四年（1097）四月十九日离开惠州再赴海南儋州，在惠州生活了短短的两年又七个月。

时间虽短，但他和惠州，尤其是和惠州人民，已结下不解之缘，赢得了人们真诚的爱戴和永久的怀念。

在寓惠期间，共留下作品587首（篇、幅），包括诗124题187首（含存目5题5首）；词18题18首；各类杂文111题129篇（含存目1题1篇）；书信共51人233篇；书画20幅[1]。

其中大量诗文描写了惠州风景秀丽的山水、朴实的民风，苏东坡以其如椽之笔对惠州大肆宣扬，使惠州从此名播天下。

东坡以59岁高龄，远谪岭外正是“山林瘴雾老难堪”。

（《过岭寄子由》）在给钱济明的信中也说：“瘴乡风土，不问可知，少年或可久居，老者殊畏之……信命而已。

”甚至悲观地说：将“老死无日”（《谢表》）了。

总之，东坡这次遭贬，其境遇变化之大，痛苦之深，打击之重，均大大超过初贬黄州那一趟。

可幸惠州秀丽的山川，淳朴的民风，“吏民相待甚厚”（《与陈季常书》），才使东坡安居下来。

一、东坡笔下风景秀丽的惠州
苏东坡在赴惠途中，“舟行至清远县，见顾秀才，极谈惠州风物之美”，(《舟行至清远县见顾秀才》)东坡就感到“此邦宜住玉堂仙”。

到惠州后，惠州秀丽的风光确实令东坡十分倾倒，他几乎一到惠州，就爱上了这儿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

在东坡看来，惠州的春天，气候温暖，景色宜人，真是“海国空自暖，春山无限清”（《新年五首》）。

“门外橘花犹的皪，墙头荔子已斓斑。

”（《三月二十九日二首》）。

甚至认为惠州的冬天也美丽而富有生气：“罗浮春欲动，云日有清光。

处处野梅开，家家腊酒香。

”（《残腊独出》）。

觉得生活在惠州还挺不错，才心甘情愿地“日啖荔枝三百
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食荔枝》）。

如刚到惠州，住在合江楼，可以望见东西两江和对岸陡坡上的归善县城，他感到这里位置好，环境美，简直如同仙境，可以见两江合流，西湖荡漾，海山葱茏，万户皆春，更乐得情不自禁，盛赞惠州“海山葱茏气佳哉”（《寓居合江楼》）！甚至认为这儿的佳景胜地是特地为他浮江而来的“蓬莱方丈”（同上）。

在苏东坡的笔下素有“岭南第一山”之称的罗浮山，被他形象的称为“罗浮山下四时春”《食荔枝二首·之二》，此句充分地表达了苏东坡对岭南风物的热爱之情，也将罗浮山那四季如春的气候和景色深刻的描写出来。

罗浮山在博罗县境内，山势雄伟，风景秀丽。

在260多平方公里的风景区内，有大小山峰432座，飞瀑名泉900多处，洞天奇景、石室幽岩近百处。

还是我国著名的道教名山，号称为第七洞天，第三十四福地[2]。

早在东晋时期的道教理论家、药物学家、炼丹家葛洪，就在这里炼丹，并写出了著名的理论专著《抱朴子》。

所以，就在其携着家人从广州向惠州进发时，在清远途中，听了顾秀才的介绍之后，苏东坡都在盘算着游览罗浮山之事，立下了“便向罗浮觅稚川” (《舟行至清远县见顾秀才》)的誓言。

这次游罗浮山，苏轼写有6篇散文和1首诗，盛赞罗浮山“山不甚高，而夜见日，此可异也”(《游罗浮山一首示儿子过》)。

并称朱明洞是“蓬莱第七洞天”（同上），还说：“山中可游而未暇者，明福宫、石楼、黄龙洞，期以明年三月复来(《题罗浮》)。

”
苏东坡倘徉湖山，流连忘返，足迹遍及惠州及其附近的名胜。

从他的寓惠作品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他曾二游香积寺，三游白水山。

他所游览过的惠州风景名胜，在他的眼里都成了最美的东西，同时也将惠州的风光、山水之美展现出来。

东坡初次来到香积寺是他送表兄程正辅至博罗，“东坡既至博罗，留一日，游览了香积寺，寺下溪水，可作碓磨”（《游博罗香积寺·引》），“属县令林抃，使督成之”（同上）。

再游香积寺是苏东坡、程正辅等人游了白水山后，“度数谷出金鸡渡至博罗，再游香积寺，观林抃所作碓磨。

”[3]半年前东坡一句话，促成了水力碓磨，给人民带来了好处。

游览白水山是苏东坡与幼子苏过同游，他们游览了白水山、佛迹院，浴于汤池，观瀑布，赏佛迹，并记下此游经过，题作《游白水书付过》，后来还写了五古《白水山佛迹岩》、《咏汤泉》。

再游白水山是东坡应知州詹范邀请，与柯常、林抃、王原、赖
仙芝等同游白水山、佛迹寺。

浴于汤泉，登中岭，探望瀑布源头，浩歌而归。

作有《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并引》，用陶诗的原韵，仿陶诗的风格来反映现实生活的。

例如，第一首就盛赞了惠州的自然风光优美。

三游白水山是程正辅视察风灾，曾至惠与苏东坡会晤。

巡视后复经惠返韶。

东坡送他一程。

遂同游白水山、佛迹院。

东坡作有七古《同正辅表兄游白水山》其中云：“劈开翠峡走云雷，截破奔流作潭洞。

因随化人履巨迹，得与仙兄蹑飞鞚。

曳杖不知岩谷深，穿云但觉衣裘重。

”描写白水山的瀑布、深潭，气势万钧。

并说登山穿云，有如神仙般逍遥快乐。

在东坡的笔下惠州西湖名声鹊起、闻名遐迩。

东坡寓惠期间，甚爱游览西湖，不仅常在白天游览，而且喜欢夜游西湖，往往“逮晓乃归”。

其《江月五首》首章写道：“一更山吐月，玉塔卧微澜。

正似西湖上，涌金门外看。

冰轮横海阔，香雾入楼寒。

停鞭且莫上，照我一杯残。

”月明之夜，物我皆忘，他把自己融入西湖的景色中了。

惠州西湖与苏东坡也是相得益彰的，西湖也因此在他的笔下得以扬名，使其在历史上曾与杭州西湖，颖州西湖齐名，宋朝诗人杨万里曾有诗曰：“三处西湖一色秋，钱塘颖水与罗浮”，说的就是这三大西湖。

西湖原是横槎、天螺、水帘、榜山等山川水入江冲刷出来的洼地，西枝江改道后的河床遂成为湖，湖水深浅不一。

它的西面和南面群山环抱，北依东江[4]。

从整体上看，它的自然布局甚佳，其特色是山川透邃，幽胜曲折，浮洲四起，山青水绿，烟波岚影，古色古香的亭台楼阁隐现于满湖的红花翠柳之中，数以千计的鸟儿穿飞于湖光山色之中。

真可谓处处为景，步步有情，景城妙在天成。

与杭州西湖相比，别有一番不同的自然清新风格。

清朝雍正初年惠州知府吴骞有《诗西湖》诗云：“西湖西子比相当，浓抹杭州惠淡妆，惠是苎萝屯里质，杭教歌舞帽君王”。

故有杭州西湖为“吴宫之西子”，惠州西湖享有“苎萝村之西子”美誉[5]。

如果说杭州西湖像浓妆艳抹的西子，有一种暖意和闲意，那么惠州西湖则是聪慧秀气、粉黛不施的“苎罗西子”，自然的气息更浓一些，有一种自然的美意。

东坡是最早品题惠州西湖的人。

他在绍圣二年（1095年）九月写的《江月五首》中，不仅描写了凉天佳月下的西湖美景，而且还有“一更山叶月，玉塔卧微澜”名句，有人说,“此为题品惠湖美景之始”[6]。

为此，清乾隆归善学者黄安澜还在其所
著的《西湖苏迹》一书中说：“西湖山水之美，藉《东坡》品题而愈盛”。

苏东坡又是最早称丰湖为西湖的人。

今天的惠州西湖在北宋时称为丰湖，与今天丰湖为西湖一部分不同[7]。

绍圣二年(1095年)九月，东坡在《赠昙秀》一诗中，第一次将丰湖称作西湖。

南宋后，人们逐渐普遍将丰湖称作西湖。

因此，明代较早编辑《东坡寓惠集》的大学者张萱，在《惠州西湖歌》中写道：“惠州西湖岭之东，标名亦自东坡公”。

苏东坡被朝廷以“讥讪先朝”的罪名贬至惠州不久，就被幽深、曲折、秀丽的西湖所倾倒，常常与爱妾王朝云漫步湖堤、泛舟波上，一同回忆在杭州时的美好时光，并用杭州西湖的各处风景地名来为这里的山水命名，可以说，惠州西湖的许多胜迹都是东坡与朝云的得意之作。

岭南才子宋湘也说：“惠州西湖，以东坡先生得名”。

事实如此，正因有了苏东坡这位大文学家，惠州西湖才能获取“中国西湖三十六，唯惠州足并杭州”[8]的盛名。

东坡对惠州西湖的影响是巨大的，但这不仅仅体现在景点的命名上，还体现在其他许许多多方面。

据《惠州西湖志》记载，历史文化名人与惠州有较密切关系的多达400多人，其中做过丞相的政治家陈尧佐、留正、文天祥，著名文学家有李商隐、杨万里、刘克庄、黄遵宪、丘逢甲等[9]，但他们对惠州西湖的影响，却无一人能与苏东坡相比。

二、东坡笔下纯朴的民风
苏轼寓惠期间，不仅用他优美的文辞写下了惠州美丽的山川，同时也录下了惠州人民热情好客的淳朴民风。

读他的诗，让我们感受到他与百姓的鱼水关系。

他刚到惠州，就受到吏民的热烈欢迎和深切同情，使他感到异常温暖，因害怕瘴疠而产生的忧虑也得以逐渐减少，故在《十月二日初到惠州》一诗中写道：
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

吏民惊怪坐何事，父老相携迎此翁。

苏武岂知还漠北，管宁自欲老辽东。

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

苏轼一来到惠州就受到百姓的欢迎，这是为什么？一方面，苏轼的为人、为文是值得称道的，已经声名在外。

另一方面，也说明当地老百姓的热情好客和惠州淳
朴的民风，哪怕苏轼是带罪贬谪之人，受到皇上驱逐之人。

此诗还运用了“鸡犬识新丰”之典，出于《西京杂记》，据记载，汉高祖刘邦为帝后，在新丰筑舍，并移旧舍。

街道物宇，一切如故乡之旧，士女老幼，相携路旁，放犬羊鸡鸭于途亦识其家。

诗中借新丰之典，写鸡犬相迎，吏民惊怪，父老迎候的情景，同时，借汉代苏武牧羊塞北，三国时管宁辽东往见公孙度，庐于山中，示无迁志之典，以示经老惠州，永无迁意。

可见惠州人民给他的第一印象是多么的美好。

东坡还写诗盛赞惠州民风的淳厚：“东家著孔丘，西家著颜渊，市为不二价，农为不争田。

”（《和陶归田园居六首》）说左邻右舍，全是互相礼让的圣贤之士，集市上买卖公平，讲求信用，农村里人人和睦相处，没有纷争。

在他的和陶渊明归田园诗的序中也记录了这么一件事：有一次，东坡和友人游览白水山回来，经过水北荔枝园，遇到一位85岁的老农，指着“累累如芡实”（同上）的荔枝对他说，等到荔枝成熟时，“君来坐树下，饱食携其馀。

归舍遗儿子，怀抱不可虚。

有酒持饮我，不问钱有无。

”（同上）面对父老这种纯朴的感情，他高兴地答应下来，并写诗道：“不逢商山翁，见此野老足。

愿同荔支社，长作鸡黍局”“步从父老语，有约吾敢违”（同上）表示愿同野老一起过着怡然自得的田园生活[10]。

以后苏东坡一直与惠州民众保持着密切联系，邻居林行婆经常赊酒给他饮用，与他同饮者，有各色人等。

他在《白鹤峰所遇》一文中写道：“邓道士忽叩门，时已三鼓，家人尽寝，月色如霜。

其后有伟人，衣桃榔叶，手携斗酒，丰神英发，如吕洞宾者，曰：‘子尝真一酒乎？’就坐，各饮数杯，击节高歌……”半夜来客竟是陌生的道士。

他不但与文人学士同饮，也与村野父老共杯，欢乐之状溢于言表。

穷困的翟秀才也经常与他来往；他经常与船夫、农夫接触；与惠州名僧交谈。

他们在生活上互相照顾，思想上互相沟通，在文化生活上交流诗文书画等，他与那些“父老”融洽得如鱼得水，没有一点官架子，“父老”们也不把他当官看，只当同龄兄弟，真情相待。

纯朴的民风让东坡已经准备在惠州颐养天年的决定了，对自己的这一决定，东坡是这样看的：“某睹近事，已绝北归之望，然心中甚安之。

未说妙理达观，但譬如元是惠州人，累举不第，有何不可？”（《与程正辅书》）苏轼在给王巩的信中，也早就透露自己的打算：“南北去住定有命，此心已不念归，明年买田筑室，作惠州
人矣。

”（《与王定国三十五首》）再说，当地百姓也希望东坡留下来做个彻底的惠州人：“邦人劝我，老矣安居。

”（和陶诗《上梁文》）
而这一带的地方长官也很敬重苏东坡，惠州太守詹范，以前虽然不认识苏轼，但久仰东坡大名，故他非常佩服东坡的人格和才华。

当东坡报到后，他马上把东坡一家安排到合江楼去居住，合江楼原是三司行衙中皇华馆内的一座江楼。

皇华馆是朝廷官员的驿馆。

皇华之名盖取于诗经“皇皇者华”之意，相当于现代的高级干部招待所或高级宾馆。

按理，苏东坡作为一名贬官，是不能住进合江楼的。

况且是在“同僚畏章惇势力，莫敢顾”[11]的情况下，詹太守居然把东坡安排进去了，可见詹范对苏东坡敬仰的程度。

在惠州期间，接济东坡最多的人是惠守詹范和循守周文之二人,而接替詹范的方子容对苏东坡也是很好的[12]。

可以说，东坡在短短的两年零七个月的时间里感受到了惠州百姓淳朴热情和官吏的厚待，使他与之融为一片，也正如在他的《新年五首》中这样写道：“万户不禁酒，三年夷识翁。

”
三、以旷达之心战胜困境而又谨慎避祸的心态
苏轼似乎是一个天生的乐天派，忧患来临时，一笑置之，他身上有一种化解苦难，转悲为喜的乐观洒脱的个性特质。

面对苦难，苏轼善于以一种随遇而安的超然态度来解脱自己。

他被贬黄州时，朋友都为他的处境担忧，而他却说：“俗所谓水到渠成，至时亦必自有处置，安能预为之愁煎乎？”（《与章子厚参政书》）后贬到惠州，在给朋友的信中也说到：“某睹近事，已绝北归之望，然心中甚安之，未说妙理达观，但譬如元是惠州秀才，累举不第，有何不可？知之免忧。

”（《与程正辅》）当他被流放到海南岛，在《自题金山画像》中自嘲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其洒脱的气质给人印象颇深，于是苏轼的形象似乎超越了普通人的喜怒哀乐，被赋予了旷达超脱的神韵。

众所周知，东坡当年被章惇之流罗织诽谤先王等莫须有的罪名先后被贬数次，除却流放海南九死一生而外，惠州之谪当是东坡人生中最大的低谷。

流落天涯，且是南蛮烟瘴之地，水土不服，兼之贫困有加，贫病交织，东坡心中的苦闷可想而知：“先生索居江海上，悄如病鹤栖荒园。

”（《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风亭下梅花盛开》）晚景凄凉如此，令人潸然涕下。

所幸东坡之成为东坡，自有其博大胸襟及抗厄奋争
的秉性，苏东坡是一位不容易被厄运折服的强者。

虽然穷愁相加，一生尽管经受过不少悲剧性的遭遇，但他并未就此沉沦，却始终保持着乐观旷达精神。

他说自己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13]。

他的开阔的胸怀，可以把心灵上的痛苦驱赶到一个小小的角落里，甚至“泊然无所蒂芥”[14]。

他的这种性格，使他在最困难得时候也能生活得很快慰，在任何环境里也能发现生活中美好的东西。

这种积极旷达的人生态度，使他始终没有因政治厄运而折服、消沉。

转而将心中的痛苦移情转化：陶醉于惠州美丽风景；与当地百姓融合相处，“杖履所及，鸡犬相识”（《别王子直》）；热心参与惠及百姓的公益善事，从而得到些许安慰。

然而，苏东坡居惠环境果然如此安稳吗?其心境果然是那么从容闲适吗?我们只要认真读一读苏东坡居惠期间的诗文及与友人的书信就会发现,惠州并不是他的天堂和乐土,旷达超脱并不是他个性的全部。

（一）生活困顿、心境凄凉
苏轼居惠期间，的确曾写过一些洒脱的诗和文，绍圣三年他写的《次韵子由所居六咏》其四：“井水分西邻，竹阴借东家。

萧然行脚僧，一身寄天涯。

”他对分甘西邻、借荫东家的生活感到满足，在《与陈寄常》中写道：“到惠将半年，风土食物不恶，吏民相待甚厚。

孔子云：‘虽蛮貊之邦行矣’，岂欺我哉？”俨然一副从容闲适的样子。

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他的贬居生活非常艰难，这在他的诗中一再提及：“门生馈薪米，救我厨无烟”（《寄妙总大士参寥子》）, “未敢叩门求夜话，时叨送米续晨炊。

知君清俸难多辍，且觅黄精与疗饥。

”（《答周循州》）生活完全靠地方官员、朋友、门生、方外之人遗赠接济，甚至学杜甫，自挖黄精充饥，正如他在《和贫士七首》引言中所说：“余迁惠州一年，衣食渐窘，重九伊迩，樽俎萧然”。

在《和陶岁暮作和张常侍并引》中他描述了自己好客但又酒尽米竭的情景：“十二月二十五日，酒尽，取米欲酿，米亦竭。

时吴远游、陆道士皆客于余，因读陶渊明《岁暮和张常侍》诗，亦以无酒为叹，乃用其韵赠二子。

”在该诗中也有同样的困窘描述：“米尽初不知，但怪饥鼠迁。

二子真我客，不醉亦陶然。

”诗虽幽默，但困窘状况令人感叹。

《惠守詹君见和复次韵》一诗中他写到詹守馈赠米情况：“已破谁能惜甑盆，颓然醉里得全浑。

欲求公瑾一囷米，试满庄生五石樽…”诗用典取自《三
国志·吴·鲁肃传》，以当年鲁肃馈米与周瑜比喻詹范馈米与苏轼，故王文浩《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曰：“公（詹范）屡托循守周文之代致米石，文之亦常以此为馈。

据此句，是时文之已来纳交，故下句为得米多酿之词，盖特以公瑾为喻也。

”“詹使君，仁厚君子也，仍蒙他照管，仍不辍携具来相就。

”（《与徐得之书》）这种困顿的局面，使他常常产生一种人生飘泊无依的凄凉感：“我自飘零足羁旅，更堪秋晚送行人”。

（《送惠州监押》）“此身如线自萦绕，左旋右转随缥车”。

（《次韵正辅同游白水山》）这些精当确切的描绘，正反映出苏轼当年贬居惠州的困顿和尴尬。

（二）惧言远祸、忧心谨慎
苏轼是一个率直之人，在《次韵定慧饮长老见寄八首》之二中也提到自己的率直：“从来性坦率，醉语漏人机。

”但是在惠期间，却一反常态，表现出谨小慎微，慎言远祸的心态，这种小心戒备的心态，集中体现在他给表兄程正辅信中，在这些信的末尾经常有一些“请勿示人”，“千万密之”，“幸读讫，便毁之”，“才勿令人知出于不肖也”[15]之类的话。

在惠州他借助表兄程正辅做了不少惠及当地百姓的好事，本是光明磊落的事，但他总是在信中反复嘱咐程正辅保密，不要透露出是自己的主意。

他在《与钱济明》信里写到：“某到贬所，阖门省愆之外，无一事也。

瘴乡风土，不问可知，少年或可久居，老者殊畏之。

”绍圣二年（公元1095年）他为程正辅筹划建惠州驻军营房后，在信中的末尾则说：“不揆僭言，非兄莫能容之。

然此本乞一详览，便付火，虽二外甥，亦勿令见。

若人知其自劣弟出，大不可不可”。

（《与程正辅》）连亲外甥都不让知，忧虑何深，完全是一种慎言远祸的姿态。

苏轼曾因诗得祸，因此，一来惠州，便发誓要“扫除习气不吟诗”（《答周循州》）。

但是作为诗人，不可能与诗绝缘，只不过在写诗谈诗的同时总忘不了叮嘱对方“幸勿示人”[16]。

绍圣二年（公元1095年）冬，白鹤峰新居建成，惠、循二守方南圭、周文之来贺，唱和多日，东坡连写了《次韵惠循二守相会》、《又次韵惠循二守许过新居》、《又次韵二守同访新居》、《循守临行出小鬟复用前韵》四诗，四诗各首均有后题。

第一首后题：“因见二公唱和之盛，忽破戒作此诗与文之。

一阅讫，即焚之，慎勿传也。

”第二首后题云：“一阅讫，幸毁之，切告！切告！”第三首后题：“请一呈文之，便毁之，切告！切告！”第四首后题：“虽为戏笑，亦告不示人也。

”[17]清王文浩认为“此四
诗，乃心闲神适之作。

”[18]而苏轼“每诗丁宁切至，勿以示人，盖公平生以文字招谤蹈祸，虑患益深，然海南之役，竟不免焉。

”[19]慎言远祸,结果还是免不了远贬儋州之祸。

总之,苏东坡的旷达的人生态度造就了他的顽强生命力特别是其心灵旺盛能力,从而能从容平静地随遇而安。

因此，他对这次被贬到惠州，又是坦然自若的。

他既像进行一次愉快的旅行，忘情于山水之中，又像一位探索者，摸索着新的生活道路。

然而其在寓惠期间的心态又是复杂的、矛盾的，在他的身上即体现了超脱旷达、追求心灵自由的一面，又因残酷的政治环境,困顿的生活处境加上痔疾缠身等，体现了他小心谨慎、慎言避祸的一面。

致谢:本论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惠州学院中文系杨子怡教授的细心指导和大力斧正，在此特表感谢！
参考文献：
[1]、邹永祥,吴定球.惠州市惠城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编纂.惠州志·艺文卷[M]. 北京:中华书局.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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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宋史·苏轼传[M]. 北京:中华书局.2004.
[15]、[16]、[17]、苏轼.苏轼诗集[M].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2
[19]、苏轼.苏轼诗集:第7册[M].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