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和通胀预期的关系

通货膨胀和通胀预期的关系通胀预期是公众对未来通货膨胀变动方向和幅度的事前估计和预测。

通胀预期有适应性、理性和不完全理性预期之分。

适应性预期是公众根据实际通货膨胀水平不断修正自己的预期误差形成的通胀预期。

这种预期强调以往实际通胀对未来通胀预期的影响，因此，能管理通货膨胀的政策就能管理通胀预期，同时，由于未被预期的通货膨胀经常存在，相机抉择的宏观经济政策对通货膨胀和通胀预期管理有一定效果。

理性预期是指公众利用一切可以取得的信息对未来通货膨胀作出的合理预期。

公众会注意政策的任何变化，并据此改变其决策，管理理性预期需要通过确定明确通货膨胀目标。

不完全理性预期是基于有限信息下形成的预期。

在现实中，公众并不能得到完全的信息并作出完全理性的判断，多数情况下是获得有限信息，预期也是有限理性。

总之，通胀预期既不是完全理性预期，也不是简单的适应性预期，而是一种中间程度的理性预期，管理通货膨胀的政策和规则也可以管理通胀预期。

预期通胀率上升会通过影响总需求与总供给，产生需求拉动和成本推动的混合型通货膨胀。

首先，通胀预期影响企业投资需求。

实际利率是名义利率和预期通胀率之差，当名义利率保持稳定时，通胀预期的上升将导致实际利率下降，从而刺激投资需求。

其次，通胀预期影响居民消费需求，当名义利率保持稳定时，通胀预期的上升将导致实际利率下降，居民储蓄会减少，消费会增加。

再次，通胀预期上升，厂商会提高产品定价，工人也会要求提高工资水平，从而提高企业生产成本。

通胀预期对货币流通速度、资产价格产生影响并进一步影响物价水平。

通胀预期上升时，人们不愿意持有货币，而会增加购买实物或金融资产如股票或房地产，从而导致货币流通速度加快，即使货币数量保持稳定，物价水平也会上升。

此外，资产价格膨胀会产生财富效应，进一步刺激投资和消费，从而拉动物价上涨。

我国通胀预期的度量测度通胀预期主要有调查数据法和证券名义收益利差法。

通胀预期问卷调查的基本做法是选定一定的样本，并对样本进行调查，得出它们对未来通货膨胀的预测，然后将样本预测数据平均从而得出未来通胀的预测值。

证券名义收益利差法是将期限较长的债券名义收益率与期限较短的债券名义收益率之差作为预期通胀率，并考察该指标对实际通货膨胀的预测能力。

理论上认为，长期债券的收益率由短期债券收益率和对未来的通胀预期共同决定。

由于我国的利率市场化程度低，债券流动性差，我国的不同期限的债券收益率尚不具有预测通胀预期的信息。

我们选择中国人民银行的调查数据测度我国的通胀预期。

中国人民银行自1993年起建立了居民储蓄问卷调查制度，并于1999年进行了较大调整。

关于未来物价预期的部分，问卷设置了如下问题，“您预计未来三个月的物价水平将比现在：上升、基本不变、下降、看不准”。

1998年第一季度到2003年第三季度，月度居民消费价格同比涨幅未超过2%，其中，1998～1999年和2002年大部分时间居民消费价格都是负增长。

从这段时间对应的预期来看，公众的预期非常稳定，认为未来物价基本不变的比例高达60%～70%，认为上升和下降的比例都不高。

2003年第四季度以后，上升的比例明显提高，基本不变的比例有所下降。

2007年第二季度到2008年第二季度，中国进入新一轮高通胀时期。

2007年第二季度起，通胀同比增长开始超过3%，而通胀预期早在2006年第四季度就开始上升，当季认为未来三个月物价上升的比例显著上升到50.7%，超过了基本不变的比例46.7%。

2007年第四季度调查中，认为未来三个月物价上升的比例达到64.4%，而2008年第一季度居民消费价格同比达到8%，为1999年调查以来的季度峰值。

可见，调查信息可以作为实际通胀的先行指标，包含了未来通胀变化的大量信息。

2010年以来，公众预期一直处于较高水平，第四季度曾经达到61.4%。

公众很少认为通胀走势会下降。

比如，2002年全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基本处于负增长，而四个季度问卷中认为未来物价下降的比例不仅没有上升反而一路下降，即使面临2008年的金融危机，公众认为下降的比例仅为22.2%，低于上升的比例28.8%。

整体来看，认为下降的比例稳定在10%左右。

在度量通胀预期之前，先将定性的判断转化为定量的数据，也就是根据公众选择上升或下降的比例，并根据实际发生的通货膨胀计算出通胀预期。

通过计算可以发现，我国公众的通胀预期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在高通胀时期公众的通胀预期一般比实际通胀水平低，公众往往低估通胀水平。

在低通胀时期，公众的通胀预期一般比实际通胀水平更高，公众往往高估通胀水平。

第二，2006年以前，我国公众的通胀预期波动比较平缓，此后，通胀预期波动性逐步增大，公众对于通胀的敏感性增强，如2003年第四季度居民消费价格环比上涨2.5%，引发的居民对于下季度的通胀预期为1.1%，而2010年第四季度，居民消费价格环比上涨2.3%，对下季度的通胀预期则达到10年来的最高值2.5%，超过了居民消费价格环比涨幅。

第三，我国的通胀预期表现出一定的适应性预期和粘性预期特征，波动幅度较实际通胀水平平稳，公众通胀预期不是理性预期。

带有通胀预期的我国通货膨胀分析模型结果2010年以来，我国物价持续高位运行，除了通胀预期增大外，进口价格、食品价格、工资上升、流动性过剩等因素都影响通过通货膨胀，并进一步提高通胀预期，引起通胀压力不断加大。

尽管国家将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但物价上涨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加大了调控物价的难度。

首先，食品价格充当了涨价的首要推手。

食品类支出占居民消费价格的比重最高，而食品的供给弹性和需求弹性都较小，其供求关系与流动性的多少关系并不密切，而主要受国家粮食的收购价格政策影响，此外也与生产成本、气候因素、自然灾害和生产周期有关。

2010年以来，我国旱灾、涝灾、农业病虫害较为严重，蔬菜、猪肉等价格居高不下，猪肉等农产品价格变化的周期性、季节性波动也较大，共同推动了食品的价格上涨。

其次，输入型通胀特征明显，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高助推产品价格上行。

国际上，石油、铁矿石等大宗初级产品生产被垄断，我国对石油、铁矿石等大宗初级产品没有定价权，只能被动接受国际市场价格。

2010年初以来，石油、煤炭、铁矿石、有色金属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宽幅震荡并不断创下历史新高，导致国内基础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带动相关产品价格齐涨。

再次，工资成本提高助推出厂价格上升。

随着目前社会“用工荒”“招工难”现象愈演愈烈，自2010年以来，全国出现了较为普遍的工资上涨，中西部地区的工资上涨甚至略快于沿海地区，企业只能依靠不断提高工资及福利待遇来吸引一线员工。

为消化成本上升带来的压力，企业只能通过提高产品价格来转移和释放压力。

同时，工资上升也表明居民收入提高，需求增加。

最后，流动性过剩成为这轮物价上涨的特殊背景。

尽管我国采取了稳健的货币政策，通过对冲和信贷控制使流动性过剩的程度得到了缓解，但造成流动性总量过大和过剩的状况并未根本改变。

一方面，流动性过剩导致通胀预期居高不下；另一方面，提高社会总需求，拉动物价上涨。

工资成本上升和流动性过剩，实际上表现为总需求的扩张，从而引起短期内产出缺口的变动，导致物价上涨。

一般来说，产出出现正缺口，就会出现通货膨胀；如果产出出现负缺口，则会出现通货紧缩。

其原因在于，当出现产出正缺口即实际经济增长率高于潜在增长率时，意味着资源已被过度利用即资源短缺，因而物价水平存在上涨压力；反之，则意味着资源未被充分利用，物价水平存在下降压力。

在将工资成本和流动性过剩归结为总需求拉动因素后，笔者构建了包括通胀预期、输入性因素、农产品价格、产出缺口等四要素的通货膨胀形成分析框架，模拟影响通货膨胀的主要要素对物价的影响。

估计结果显示，在影响居民消费价格的四个因素中，通胀预期的影响作用最大，弹性系数为0.22，也就是说通胀预期每增加1个百分点，带动居民消费价格升高0.22个百分点。

其次是农产品价格，弹性系数为0.17；产出缺口的弹性系数为0.16，进口价格的弹性系数为0.11。

从通胀预期、输入性因素、农产品价格和产出缺口对居民消费价格的贡献度看，今年1～6月份，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的5.4%中，农产品的价格上涨贡献了50%左右，通胀预期贡献了23%左右，输入性因素为15%左右，产出缺口的贡献度则为12%左右。

通胀预期的管理以上分析表明，我国的通胀预期具有适应性和粘性特点，不是理性预期。

这表明通胀预期可以管理，能管理通货膨胀的政策措施就能管理通胀预期，相机抉择的宏观经济政策对通货膨胀和通胀预期管理都有效果。

同时，通胀预期对通货膨胀具有较大的影响，管理通胀预期十分必要，国家需要确定较为明确的通货膨胀目标，以便稳定通胀预期。

实施审慎宏观政策，推动货币信贷供给回归面对凸现的通胀压力，宽松货币政策向稳健或中性货币政策回归成为货币当局的必然选择。

在充分发挥存款准备金率、利率、公开市场操作、汇率和信贷管理等手段外，积极创新货币政策操作工具，控制好货币供应量和银行信贷总量，有效管理物价和通胀预期，提高货币政策操作的前瞻性和敏感度。

落实各项强农惠农政策，稳定农产品价格加强农业生产和农产品供给，合理平抑农产品价格。

一是加大农产品生产投入，夯实农产品生产基础。

加大扶持力度，巩固、完善和落实各项支农惠农政策，建立与农产品生产、农产品价格和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程度直接挂钩的农民种粮直接补贴机制，做好保障化肥、农药、农膜等农业生产资料供应及其价格稳定工作，千方百计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并在耕地面积有限的情况下，依靠科技力量提升农产品产量，保障农产品供给。

二是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不断提高土地集约化经营水平，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发展现代农业，确保大宗农产品供给安全。

三是建立多元化的农业生产投入机制，加大财政对农业的扶持力度，将农业财政预算优先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并引导金融资本、工商资本、民营资本和民间资本等增加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科技的投入，鼓励农民增加农业生产投入，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夯实农业发展基础、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农产品产量稳步增长。

四是积极开展“农超对接”，畅通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改善农产品流通状况，降低农产品流通成本。

五是完善粮食、猪肉、食用植物油等大宗农产品储备制度和调节机制，把握好储备吞吐调控时机，健全保障市场供应和稳定价格的应急预案，保障其供应和价格基本稳定。

审慎推进能源和资源价格改革为减小输入性通胀压力，政府部门要科学有序地安排水、电、液化气、燃油价格改革，发挥价格机制在能源、资源使用和配置中作用，促进节能减排。

同时，也要防止能源、资源的集中涨价加重通胀预期，引发通货膨胀。

建议一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低于4%的预期目标，就应该启动能源资源的价格改革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