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逮捕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我国逮捕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引言
“逮捕存在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保障人权，然而却是以剥夺具体人的基本权利——人身自由为条件的。

”由于逮捕与公民的人身权利密切相关，我国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逮捕制度。

逮捕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为了防止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逃避侦查，起诉和审判，进行妨碍刑事诉讼的行为，或者发生社会危险性，而依法剥夺其人身自由，将其羁押的一种刑事强制措施。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逮捕制度做出了一些限制：（1）明确规定了逮捕必须符合三个要件：一是证据要件；二是罪责要件；三是社会危险性。

（2）确立了逮捕的权力分配规则：决定权由检察机关或法院行使，批准权由检察机关享有，而执行逮捕权则由公安机关行使。

（3）规定了逮捕的适用程序。

（4）明确界定了逮捕后的羁押期限以及延长羁押的程序限制：一般情况下，逮捕后的羁押期为两个月，但在法定情况下，经上级检察机关或者省级检察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五个月的羁押期限。

一、我国逮捕制度的现状
1996年和2012年刑事诉讼法对我国的逮捕制度进行较大的修改，对我国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和
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也存在许多问题。

以下是我国逮捕制度的一些司法现状：
（一）逮捕措施成为侦破案件的重要手段
我国公安机关“一身兼二职”——既是维护社会治安的行政管理机构，又是刑事追诉机构，它同时拥有采取行政性强制措施和刑事侦查的权利。

在现阶段以侦查为中心的刑事诉讼架构下，公安机关更充分地发挥了它二职的本质，既承担了收集证据的责任，又是强制措施的执行者，这些权力职能的集中交错诱发了公安机关将逮捕作为收集有罪证据、侦破案件的快捷手段。

从“有罪推定”的观念上来看，不少的司法人员把口供作为破案的基本证据，不愿在其他方面下功夫，且认为取得口供最好的办法就是先把嫌疑人羁押起来，通过不断的审讯获得所需的口供，或者双管齐下，一边口供一边调查，认为只有这样才最有利于案件的侦破。

因此，逮捕就成为司法机关破案的最常用的一种手段。

这种“以捕代侦”的方式虽然节省了司法资源，但对于嫌疑人则是一种不公平，侵犯了他们的人权；同时也容易诱发公安机关的惰性，不积极的改进刑侦手段，不发展先进的破案方法，以后很难应对日益变化的新型犯罪。

（二）司法实践中出现任意羁押，超期羁押
逮捕既是一种行为又是一种羁押状态的启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绝大多数被逮捕的嫌疑人都是受到长期的羁押的。

按照2012年修正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逮捕后，羁押期间可以从侦查人员在侦查期间发现嫌人的真实身份开始计算，而且侦查人员在侦查期间发现犯罪嫌
疑人有可能犯有其他重要罪行的，可以自发现之日起重新计算羁押期间。

在这种情行下,侦查人员拥有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其延长计算羁押期间的方法都由自己单独决定，不受任何不承担刑事追诉职能的中立司法机构的审查和授权，因而就存在着滥用羁押措施的危险。

虽然我国法律规定“公安机关对被拘留的人，认为需要逮捕的，应当在拘留后的三日以内，提请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

在特殊情况下，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至一日至四日。

对于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至三十日”。

但是什么是“特殊情况”，什么是“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由谁来认定，法律均没有规定。

而在实践中一般由公安机关自己单独决定延长羁押，只要事后通知检察机关即可，这就意味着，公安机关把犯罪嫌疑人羁押一个月，可以不需要检察机关的批准，这就造成了任意羁押。

同时公安机关、检察机关采用其他手段以名义上实施监视居住，而将犯罪嫌疑人强制羁押在宾馆、招待所、办公大楼甚至其他指定的场所，使其丧失基本的人身自由，造成事实上的变相羁押。

这些任意的变相的延长羁押期间的方式，在一些贫困地区尤为普遍。

（三）司法人员的执法理念陈旧，司法手段粗糙
法律明文规定逮捕是为了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防止犯罪嫌疑人再发生社会危险性而采取的一种强制措施，不是对犯罪嫌疑人的一种刑事处罚，但我国国家机关的执法理念上过于注重国家利益，忽视个体利益，且“国家机关的面子不能丢”。

这样的执法理念在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