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解逍遥

就像个人和万物比起来，就像马身上的一根毫毛一样。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而且这生命将一去而不复返，没有再来的机会。无论任何人，当直面人生时，都无法回避生命消亡的严峻问题。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表明他对这个问题不甚在意或无暇顾及，这就决定他只能在伦理道德范畴内成为思想家，而不能成为哲学家。
庄子说：“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有何患！故万物一也。是其所美者为神奇
，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气耳。’圣人故贵一。”（《知北游》）所以，万物“方生方死，方死方生”（《齐物论》），死生是没有穷尽的，“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知北游》）重生意味着死亡，死亡意味着再生。生死不过是人的存在的两种形式而已，人的生命本真与天地同长终。
“逍遥”一词，《诗经?郑风?清人》，《左传?闵公二年》：“郑人恶高克,使帅师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师溃而归,高克奔陈。”说的是郑文公讨厌大臣高克，趁狄人攻卫时，派高克率兵到黄河边设防，后敌人退去而郑国却不召回高克。结果士兵溃散，高克也只得逃往他国。这里的“消遥”绝非自由自在之意，而是徘徊、彷徨之意。
庄子及其超然的“视死如归”、“练习死亡”、“死而不亡”的态度，不仅给人一精神上的抚慰、灵魂的终极关怀，而且这种对待死亡的态度，实际上是对于统治者残暴统治的一种无声的呐喊。“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老子?七十四章》）一个超越了生死，对死亡无所畏惧的人，一切高压的统治乃至以死相逼迫的滥施淫威的伎俩，又有什么可怕的呢？“民不畏威，则大威至。”（同上）一旦百姓不再害怕威压、不惧怕统治者的以死相逼。那么，人民为追求自由而掀起的社会变革的暴风骤雨也就为期不远了。
一 确解逍遥一词
关于《逍遥游》的主旨，从古至今，一致认为是在阐述庄子的绝对精神自由思想。自郭、向二人将其解释为自由自在之意后，几乎无人提出异议。唐释湛然《正观辅行转》弘决引王瞀夜说：“消摇者，调畅逸豫之意，夫至理内足，无时不适；止怀应物，何往不通。以斯而游天下，故曰消摇。”（郭庆藩《庄子集释》卷一）今人承袭这一观点，如陈鼓应《庄子今译今注》说：“《逍遥游篇》，主旨是说一个人当透破功、名、利、禄、权、势、尊、位的束缚，而使精神活动臻于优游自在，无挂无碍的境地。”刘笑敢也说：“纯以精神言逍遥，是庄子所谓逍遥的独特之处，庄子之逍遥实有今日精神自由之含义。”（《庄子哲学及其演变》）现代汉语也沿用此意。《辞海》、《辞源》将其解释为“安闲自得貌”。《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自由自在，无拘无束”。
可言。无法与“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让王》）得自由自在的田园式的生活相比。可见，庄子的“无待”思想，也就是对物质、地位等无所依附和依赖，是对自我生命本真的追求。在庄子看来，物欲横流、角逐与厮杀只是表面，深刻而长久的危机是“物”使人丧失了自然的本性。如果被世俗诱人的功名利禄所束缚，就会像“郊祭”“衣以文绣”的黄牛，即便是想做一只孤独的小猪，也没有可能，更不要说追求最为宝贵的属于人的意志与行为的自由了。在《秋水》里，庄子以戏弄和嘲讽的态度对待名利：“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从中可以看出，庄子渴望的是无名利之累的逍遥自在，宁愿“曳尾于涂中”，也不愿做楚王的官。
（三）社会价值取向的博弈：
儒家的孔子，主张积极入世，他所推崇的理想人格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圣人”。孟子也主张“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儒家的社会责任感强，能自觉维护社会的伦理纲常和道德规范，极为关注个人的修养教化，从先秦以来就一直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但庄子对儒家的伦理纲常以及教化方式，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和极大的反感，把儒家倡导的伦理纲常和道德规范视作束缚人生的羁绊。庄子既不主张入世，也不主张出世，而是主张游世，提出了“安之若命”、“虚己游世”的生存原则。这种境界既旷达高远，又无拘无束；既对现实社会保持清醒认识，又与现实社会保持适当的距离。如果说，儒家理想人格的境界是“修身、齐家、治国、
三 儒家与道家博弈
（一）生命观的博弈
怎样看待由生到死者以生命存在的时间长度，怎样确定生命存在的空间位置，使生命意识的重要内容。庄子站在上下四方、古往今来的宇宙高度来审视和体认生命的出现与消失、对生命存在做出它特有的时空定位。
庄子对生命的时间定位，是用马来作譬喻。《知北游》说：“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白驹过隙”就是庄子对生命的时间定位，他得出的结论是两个字：短暂，他用“忽然”来描述这一及其短暂的时间。在他看来，人从化而生，到化而死这段生存的时间，就像一匹白色的小马驹过缝隙一样，虽然光彩亮丽，但只是忽然而已，一闪而过而已。
（二）名利观的博弈
直面人力无可奈何的短暂的生命历程，儒家作出的应对是扬名立万，流芳百世。孔子大声疾呼：“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孟子的终身之忧是：“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由未免于乡人，是则可忧也”。希望在有生之年立德、立功、立言，以名传后世，永垂不朽，这是儒家的最大理想。
庄子深知金钱与地位的诱人，但他认为一味地追求它们，反而会失去自由，他一生追求自由（无待）。因此，要“全形葆真，不以物累形”。在《騈拇》中，庄子写道：“伯夷死名于首阳之下，盗跖死利于东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于残生伤性均也。”在庄子看来，做名或利的奴隶一样不值得，这样的人根本无自由
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逍遥游》
芒然彷徨乎无为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事之业。《大宗师》
古之至人，假道于仁，托宿于义，以游逍遥之虚，食于苟简之田，立
庄子是从生命的本原、自然的本性来思考人的本质、人格理想和人生的归宿，始终以“道”作为人生的最高理想和审美的最高境界。庄子讲“道”主要目的不是探讨论证宇宙的本体是什么，而是为了导出人的生存的本体依据，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理想人生和理想人格的标本。在他看来，人是宇宙的一部分，“道”是万物的本体，也同样是人的本体。
在黑格尔看来，“必然只是在它没有被了解时才是盲目的”，恩格斯也说：“自幼不在于幻想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
《养生主》中有如下记述：“文惠君曰：‘嘻，善哉！技盖至此乎？庖丁释刀对曰：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
《逍遥游》中的“逍遥”是形容无事卧寝的样子，与彷徨对举。《大宗师》中的“逍遥”形容“无为”、“无事”。《天运》中的“逍遥”更明白地就是无为。
其实，“逍遥游”的意思不是讲精神自由，而是在讲无为以处事的原则。逍遥者，无为也；游者，处事也。
二 道是“逍遥”的根本
道家比较注重人生问题的思考，而在道家学派中，庄子更集中、更突出地关注和思考人生问题，并且把“道”和人生紧紧连在一起，把道的境界看作是人生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庄子对人生思考的特色，不是从社会、伦理的角度，而是侧重于宇宙的、自然的视角考察人生，其本体论与人生论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庄子看来，形而上的本体不仅是自然界的主体，也是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的终极根据。
《礼记?檀弓上》有：“孔子蚤作，负手曳杖，消遥乎门。歌曰：‘泰山其頹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当户而坐，子贡闻之曰：‘泰山其頹，则吾将安仰；……’遂趋而入。夫子曰:‘……予殆将死也。’盖疾七日而没。”《史记?孔子世家》也记载了这件事，只是情节稍有出入：“明岁，子路死于卫。孔子病，子贡请见。孔子方负杖消遥于门，曰：‘赐，汝来何其晚也？’孔子因叹，歌曰：‘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因以涕下，……后七日卒。”学生被杀，孔子本人又身染重病，不久即去世，当他“负杖逍遥于门”见到子贡时，何来的悠闲呢？
死不过是回家去休息，不过是“复归其根”(同上)、回到人的本真。
庄子认识到儒家以仁义道德为中心的社会价值标准，与个体生命的存在和发展是相悖逆的，是异己的。在他看来，儒家视为最高理想人格规范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等等，都是对个体生命的残害，《騈拇》说：“自三代一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不管殉名、殉利还是殉天下，只要是残身伤性，都有悖“性命之情”，就对个体生命的伤害而言，彼此都一样。庄子是对个体生命的肯定，决不是为小人正名，其主旨在于否定儒家以仁义道德为中心的社会价值标准，破除人们对所谓君子的顶礼膜拜，恢复个体的生命主体地位，确立生命的独立价值。
《诗经?桧风?羔裘》中也使用了“逍遥”一词：“羔裘逍遥，狐裘以朝，岂不尔思，劳心切切。”这是首描写贵妇思念丈夫的作品。前两句描写丈夫的生活情况；他无事时穿的时羊羔皮袍，上朝时穿的是狐狸皮袍。“逍遥”为无事，“以朝”为有事，二者对举。
以上都是用“逍遥”来形容那些苦闷、无事可作的人的彷徨与徘徊，并非自由自在、悠闲自得之意。在《庄子》中有以下例证：
可以看出，在庄子看来事物运行都有其内在的“道”——“固然”之理（必然规律），人们只有认识了这些隐藏在事物背后的内在的“道”、“固然”规律（必然规律），才有可能实现行动思想上的真正自由。
而从根本上讲，庄子的人生观是自然的人生观，其核心就是自然无为。安命、顺命，就是合于自然之道，只有以一种悠游、怡然、旷达、超脱的态度来面对现实人生，做到“安之若命”、“安时处顺”，才能超越现实人生，达到理想化、审美化的人生，才能“生而不悦，死而不祸”，“得而不喜，失而不忧”（《秋水》）。
庄子对生命的空间定位，同样是以马为喻。《秋水》：“计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不似垒空之在大泽乎？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大仓乎？号物之数谓之万，人处一焉；人卒九州，谷食之所生。舟车之所通，人处一焉；此其比万物也，不似毫末之在于马体乎？” 毫末之在于马体，这是庄子对生命存在的空间定位，这一定位是通过具有说服力的逻辑推理得到的：四海在天地间，就像蚁穴在大泽里；中国在四之内，就像一粒小米在大仓中，物类名称有万种之多，人类只是万物之中的一种；九州之内的人众之多，个人只是人类中的一份子。因此，个人和万物比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