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三国时期的医学道德形象

中国
·包头职大学报
2010年第
2期

秦汉三国时期的医学道德形象


曹志平


(湘潭职业技术学院，湖南湘潭
411102
)

摘要:秦汉三国时期，伴随着系统的医学理论体系的建构，著名医家的医德风尚广为传颂，并出现了深入人心
的医学道德形象。这些形象有把著名医家本身神化的
“建安三神医
”，有把著名医家生前的医疗环境物化的
“橘井
”与


“杏林
”，有把著名医家行医的行为活化的
“坐堂行医
”、“悬壶济世
”与“韩康卖药
”等。秦汉三国时期能全面而又集中地
出现这些医学道德形象有其深层的社会和心理原因。这些医学道德形象出现后对我国传统中医文化及民众的求医心
理具有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医学道德形象;神医;橘井;杏林;坐堂行医;悬壶济世;韩康卖药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1

秦汉三国时期，伴随着系统的医学理论体系的建构，
著名医家的医德风尚广为传颂，并出现了深入人心的医
学道德形象。这些代表着当时社会医学界理想人格的医
学道德形象体现在把著名医家本身神化、把著名医家生
前的医疗环境物化及把著名医家行医的行为活化。这些
医学道德形象借助史书和方术书，成为人们熟识的人物
和史实，再经文学艺术的加工更富有传奇色彩。

一、神化形象:
“神医
”

春秋战国时期将那些医术高超、能“起死回生
”的医
生称之为
“扁鹊
”。“扁鹊
”原本为古代传说中能为人解除
病痛的一种鸟，也有人认为是传说中黄帝时代的一名神
医。用之称医生，本是对医生的神化。秦越人医术高超，百
姓敬他为神医，便说他是
“扁鹊
”。但对中国医学文化影响
至为深远的
“神医
”形象出自秦汉三国时期。张仲景、华
佗、董奉号称
“建安三神医
”，其“神医
”形象经医学传承、
史书记载、民间传说、小说演义、艺术塑造，已为之后的中
国历代医界所接受。

东汉名医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对外感热病与
杂病的认识和临证治疗的指导思想与方法，被后世概括
为辨证论治体系;其在药剂学方面的成就，对后世医学的
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因为张仲景对中国医学有着
无可比拟的巨大贡献，历代医家无不尊崇敬奉张仲景为
医中之圣，奉《伤寒杂病论》为医经。“医圣者，即医中之尧
舜也。荣膺此誉者，唯仲景先师。”后人为纪念张仲景，曾
修祠、墓以祀之。明清以来留下的有关文物胜迹较多。河
南南阳的
“医圣祠
”始建于明代，有清代石刻
“医圣祠
”
(
1727)、“医圣张仲景故里
”(
1900)。明

代《汉长沙太守张

收稿日期:
2010—03—15

—1440
(
2010
)
02—0098—03

仲景灵应碑》记载:
“南阳城东仁济桥西圣庙，十大名医
中有仲景像。”清代《南阳县志》记载:
“宛郡
(南阳
)东高阜
处，为张家巷，相传有仲景故宅，延曦门东迤北二里，
仁济桥西，有仲景墓。”河南南阳的医圣祠经明清以后
屡次修葺
(其间也有毁坏
)，保存比较完整。分布各地的十
大名医祠中都供有张仲景的塑像，反映了中国民间对张
仲景的崇敬与缅怀。

东汉名医、“外科鼻祖
”的华佗，曾发明一种麻醉药，
名“麻沸散
”;创造一种体育疗法，名“五禽之戏
”。江苏徐
州有华佗纪念墓;沛县有华祖庙，庙里有一副对联，抒发
了作者的感情，总结了华佗的一生:
“医者刳腹，实别开岐
圣门庭，谁知狱吏庸才，致使遗书归一炬;士贵洁身，岂屑
侍奸雄左右，独憾史臣曲笔，反将厌事谤千秋。”华佗被害
至今已
1700多年，但人民永远怀念他。华佗之所以被后人
称颂，不仅是因为他的高超医术，更重要的是他一心为劳
苦大众祛除病痛的精神。人们甚至用
“华佗再世
”等词语
来称赞那些医德高尚、医术精湛的医生。

汉末三国吴国籍道医董奉相传居庐山行医济世，其
高尚医风赢得了百姓的普遍敬仰，在中国医学史上留下
了“虎守杏林
”之典。庐山一带的百姓在董奉羽化后，便
在杏林中设坛祭祀这位仁慈的道医。后来人们又在董奉
隐居处修建了杏坛、真人坛、报仙坛，以纪念董奉。

二、物化形象:
“橘井
”与“杏林
”

宋代秦观有词《念奴娇》云:
“闻道久种阴功，杏林橘
井，此辈都休说
”;元代范康套曲《新水令
·乐道》云:
“杏
林中作生涯，橘井内为活计
”;明代杨王廷的《龙膏记
·闺
病》亦云:
“丹无橘井，医无杏林，投饵全无效也
”;一些传

作者简介:曹志平
(
1963—
)，男，湖南湘乡人，湘潭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医学伦理学、文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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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文化氛围较浓的中药房前，往往能看到
“虎守杏林春日
暖，龙蟠橘井水泉香
”或是
“杏林春暖，橘井泉香
”等等醒
目佳句;《幼学琼林》、《龙文鞭影》等传统启蒙读物也有
“董奉杏林，苏耽橘井
”之句。上面句中的
“杏林
”与“橘井
”
二词自古以来就是中医药的代名词，也是对医家的医术
和医德的称颂之词，亦是古今医药行业诗联中经常引用
的两个词。过去医家常常以
“橘井
”一词或橘、杏并用来为
医书取名，诸如
“橘井元珠
”、“橘杏春秋
”等，寓意深刻。那

么，
“

橘井
”和“杏林
”这两个典故又是从何而来呢?


(一)龙蟠橘井


“龙蟠橘井
”的典故见于西汉刘向所撰的《列仙传》，

晋代葛洪的《神仙传》一书也有记载，清代闽人陈梦雷《古

今图书集成》亦将其收入《医术名流列传》之中，流传甚

广。

相传西汉文帝时，有一个湖南郴州人苏耽，笃好神仙

养生之术，人们称他为
“苏仙
”，在他得道成仙之际，他对

他的母亲说:
“明年天下疾疫，庭中井水，檐边橘树，可以

代养。井水一升，橘叶一枚，可疗一人。”说罢，羽化登仙。

后来的情况果然如苏耽所言，来年天下瘟疫大行，病死者

无数。知苏耽言者一传十，十传百，求井水、橘叶治病者，

蜂拥而至，远近悉求苏母治疗。苏母为人良善，来者不拒，

皆以井水及橘叶予以救治，救活者不计其数。等瘟疫过

后，人们就看到有一条龙从井里飞腾而起，直冲云霄。于

是人们就认定蟠龙乃苏耽所化，以救万民。

从此，
“橘井
”一词慢慢演化为中医药的代名词了。人

们遂以
“橘井
”为良药之典，也以
“橘井
”来称颂医生的医

德。“橘井泉香
”的典故与道医有关。至今湖南郴州市东北

郊苏仙岭上的苏仙观、飞升石、鹿洞，以及市内第一中学

内的杼井，都是纪念苏仙的遗迹。


(二)虎守杏林


“杏林
”—词是中医界常用的词汇，医家每每以
“杏林

中人
”自居。“杏林
”一词典出汉末三国吴国籍道医董奉。
《三国志
·卷四十九》记载:相传三国名医董奉，福建侯官
(今福州
)人，与当时的张仲景、华佗齐名号称
“建安三神
医”。“虎守杏林
”之典，出自晋代葛洪的《神仙传》，《太平

广记
·神仙传》亦有记载。

相传董奉曾定居于庐山之下，为人
“居山而不种田，

日为人治病
”。但他有一个奇怪的规矩，就是治病从来不

取分文，
“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轻者一株
”;“如此数年，

计得十万余株，郁然成林
”。“乃使山中百禽群兽游戏其

下，卒不生草，常如芸治也
”。后来，杏子大熟，董奉就在杏

林中搭建了一谷仓，告人说:
“欲买杏者，不须报奉，但将

谷一器置仓中，即自往取一器杏去
”。传说对这片杏林的

管理，有老虎镇守。曾有一人
“置谷少而取杏去多
”，林中

群虎便怒吼着追他，把他吓得跌倒路旁，杏子撒了一地，

回到家一看，剩下的杏竟和送去的谷子一样多。有时，也

有偷杏子的人，老虎就追其至家，将他咬死，家里人一看

害怕了，赶紧把偷来的杏子如数奉还，并磕头赔礼谢罪，

董奉就运用医术使其复活。对每年用杏子换取来的谷子
董奉用其救济庐山周围的贫苦百姓和接济旅途上断绝了
盘缠的路人，每年多达两万余人。看到这些神奇的事，人
们就认定董奉是上天派来下凡的神仙，专门来救死扶伤、
除危济困。可以看出，董奉既精通医道，医术高超，是妙手
回春的名医;又乐善好施，救危济贫，是扶贫济困的仁者。

后来，
“杏林
”一词渐渐成为医界的专用名词，也用来
代指良医。人们还喜用
“杏林春暖
”、“誉满杏林
”之词来赞
美象董奉一样具有精湛的医术和高深的医德的苍生大
医。此后，那些类似董奉的医生也受到了此尊称，相沿至
今，久传不衰。

三、活化形象:
“坐堂行医
”、“悬壶济世
”与“韩康卖
药”


(一)坐堂行医

凡是历史悠久的中药店都称作
“堂”，如北京的同仁
堂、长沙的九芝堂、宁波的寿仁堂、济南的宏剂堂、沈阳的
天益堂、贵阳的同济堂等等。古代的医生行医不像现在是
坐在医院，他们有的是被请至患者家中，有的是自己走街
串村为人治病。端坐在固定场所为人诊病称为“坐堂行
医”。这坐堂行医的形式源自医圣张仲景。

据唐代甘伯宗的《名医传》记载，张仲景在东汉献帝
建安7～10年曾任长沙太守。张仲景任长沙太守期间，长
沙这里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疫疾流行，死人无数。张仲景
身为父母官很痛心，于是每逢初一、十五停止公务，专门
在大堂之上陈设几案接待百姓，为百姓治病，并自称
“坐
堂医生
”。张仲景医术高明，又便利患者，其行为深受百姓
好评。

为了学习这位名医的高深品德，一些行医者也把自己
的中药店叫
“某某堂
”，许多药店亦纷纷仿效，请医生在店
内行医，并称为
“坐堂医生
”，其行医方式称为
“坐堂行
医”。其意为像张仲景那样不计名利，救死扶伤。此习惯一
直沿续至今。在等级森严的东汉社会，张仲景位高权重，
他的这种行为是需要相当的胸怀、勇气与爱心的，因而，
人民记住了他，尊称他为
“医圣
”。时人称之为
“张长沙
”，
其方书亦被称为
“长沙方
”。


(二)悬壶济世

悬壶济世为古代颂誉医者救人于病痛之说。我们常听
到“悬壶
”、“悬壶济世
”，那么悬的是什么壶?《诗经》中记
载:
“匏”、“瓠”、“壶”、“甘瓠
”，指的都是葫芦，只是品种有
别而已。有人还认为
“壶”，疑由
“葫”、“瓠”因同音通假而
来。古时候在中医、中药铺门前常挂着一葫芦，或者四处
行医的郎中腰上也都挂着个葫芦，人们就称为
“悬壶

”。唐
朝杜捕《寄司马山人》云:
“家家迎蓟子，处处识壶公。”元
朝张昱《拙逸诗》曰;
“卖药不二价，悬壶无姓名。”由这两
首诗可发现，
“悬壶
”这个典故名称由来已久了。可是，为
什么行医卖药都要以葫芦作为标志呢?这与壶翁的行医
传奇事迹有关。

传说世有壶翁，是一位身怀医技而又乐善好施的隐士



医者，大约生于约公元
2世纪，不知其姓名，一称壶公。“一
说壶公谢元，历阳人，卖药于市。不二价，治病皆愈。语人
曰:服此药必吐某物，某日当愈，事无不效。日收钱数万，
施市内贫乏饥冻者。”因为他诊病卖药的地方，经常悬挂
一个葫芦作为标志，所以人们称他为壶翁。

壶翁与费长房是师徒关系。《后汉书
·费长房传》记
载，费长房，东汉汝南
(今河南上蔡西南
)人，一天，偶见街
上有一位竹杖上挂了葫芦的老人
(即壶翁
)在市集中卖
药。天黑散街之后，壶翁就跳入葫芦中。费长房看得真切，
断定此壶翁绝非等闲之辈。他设酒肉，恭恭敬敬地拜见壶
翁。壶翁知其来意后，邀他隔日再来。当他再来时，壶翁邀
他一起进入葫芦中。他睁眼一看，只见葫芦里别有洞天，
雕梁画栋，金碧辉煌，奇花异草，宛若神仙世界。大厅的桌
上亦摆满了美酒佳肴。之后费长房拜壶翁为师，跟随学习
医术与修仙之道。费长房随壶翁十余日学得方术，临行前
壶翁赠他能治病驱鬼的竹杖，骑上如飞。返回故里时家人
都以为他死了，原来已过了十余年。费长房艺满后，开始
悬壶济世行医，能医百病，驱瘟疫，令人起死回生。

这记载虽然有些神话传奇色彩，但若揭其神秘外衣，
不难知壶翁、费长房乃东汉时名医，其二人的精湛医术令
人赞佩，也因为这个故事的流传，所以后人将行医爱称为
悬壶。因为壶翁当时悬壶卖药行医，于是后人纷纷仿效，
行医或卖药者都在自己的店铺前挂上葫芦标志，藉以表
明自己的医术高明，药石灵验。“悬壶
”一词就因此被沿用
下来了。壶翁的事迹传之甚广，历代医家行医开业，几乎
无不以
“悬壶之喜
”等为贺，或于诊室悬葫芦为医之标志。
如今，虽然中医大夫
“悬壶
”已很少见到，但“悬壶
”一说保
留了下来。医者仁心，以医技普济众生，世人称之，便有悬
壶济世之说。


(三)韩康卖药

范晔《后汉书
·韩康传》记载:
“韩康，字伯休，一名恬
休，京兆霸陵人。家世著姓。常采药名山，卖于长安市，口
不二价，三十余年。”皇甫谧《高士传》记载:
“汉韩康，字伯
休，卖药长安市，口不二价，三十余年。时有女子买药，康
守

价不二。女子怒曰，公是韩伯休耶，乃不二价!康叹曰，
我本避名，今女子皆知，何用药为?遂隐霸陵山中，屡征不
起。桓帝聘之，中道遁去。口不二价，三十余年，女子皆知
其名。其言必信，为何如耶?今之经商者，自夸真不二价，
童叟无欺，独不及女子。若遇佼好妇女，辄选其货以诱之，
廉其价以悦之。以视韩伯休，其亦有愧于中否!
”

这个故事讲述的是东汉名医韩康，生性淡泊，不爱出
风头，医术高明且诚实不欺。他经常游名山采药到长安市
场上去卖，三十年如一日坚持言不二价。因此长安的人都
知有个卖药
“口不二价
”的韩康。韩康觉得这个名声不光
彩，可又不肯变价。有一次，一女子来买药，讨价还价，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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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守着价值不肯让价。那女子生气道，你难道是韩伯休
吗?为什么不二价呵?韩康听了，叹气说道，我本是为避恶
名而做卖药生意的，现在连女子都晓得这回事了，哪还有
脸再卖药呢!于是隐遁于霸陵山。汉桓帝觉得此人有意
思，就聘请他出来做官。他走到半道，觉得无脸见人，又暗
暗地跑了回去，至死再未出山。这个故事表明:诚实守信
之人，无论身在何处，总能赢得瞩目。医者服膺于诚信之
道，坚持
“货真价实、童叟无欺
”，将会拥有难以抗拒的魅
力，能聚拢人气、创造声誉，定能获得患者对自己更多的
信任。

秦汉三国时期之所以全面而又集中地出现了以上医
学道德形象，其原因在:首先，这一时期中国传统中医理
论已经形成，医学理论与医疗实践已经很好地结合在一
起。这一时期是我国医药学取得重大发明的重要时期，在

《黄帝内经》对中医基本理论阐释的基础上，医家们进一
步推动了中医药理论的发展，具体表现为中医药的四大
经典，除《黄帝内经》外，其余三部，包括《神农本草经》、

《难经》、《伤寒杂病论》均产生在这一时期。有人甚至还认
为《黄帝内经》亦产生于这一时期，或者至少经过了这一
时期医家的整理而成书。这一时期已出现了许多著名的
苍生大医，如淳于意、郭玉、张仲景、华佗、董奉等。这为解
决医学上许多难题提供了可能。其次，这一时期反复经历
过大战乱、大瘟疫、大饥饿，民众缺衣少食，更缺医少药，
迫切要求社会提供理想的医疗技术和治疗条件，也迫切
期盼有医德高尚、医术精湛的苍生大医为其排忧解难。再
次，这一时期生产力水平不高，科学文化不发达，民众的
思想观念落后，对理想的医疗技术和治疗条件及医家的
理想人格往往加以神化。这也寄托了民众对妙手回春、道
德高尚的医家的期望。

秦汉三国时

期出现的这些医学道德形象对我国传统
中医文化具有深远的影响。自此以后，中国传统医界均奉
之为圭臬。这些道德形象不仅深入渗透到医家的思想观
念中，成为其追求医学理想人格的标杆，也成为了中华民
众对医界和医家的心理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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