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几类人才的地域分布

古代几类人才的地域分布

从历史记载看，中国古代有这么几类人才。首先是历代帝王，特别是开国皇帝，应当算做一类人才，因为他们身处峰顶，掌握国运，对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而且他们要登上帝王宝座，都得经过一番奋斗。更远的不说，从秦代开始到清代结束，中国大约建立过大大小小60个王朝。这60个王朝之中，有55个王朝的开国皇帝出生在北方，其中有23个属于少数民族，这些王朝的皇帝大多出生在北部边疆，属于游牧和半游牧民族，而皇帝出生于江南的王朝只有5个：三国的吴，南朝的齐、梁、陈，五代的吴越。秦始皇嬴政、汉高祖刘邦、唐太宗李世民、元太祖成吉思汗、明太祖朱元璋、清太祖努尔哈赤等，还有那个五胡十六国时的后赵国皇帝石勒，都可算得上一流人才，朱元璋和后赵皇帝石勒，两人同工异曲，都从社会的最底层，走上社会的最高处。他们都出生在北方，即长江以北的地方。

其次说历代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是左右国家政策取向的人员，毫无疑问，他们能走到这一步，也相当不易，因此，他们也属于一类人才。其中有不少属于才能出众的人才。就他们的出生地或籍贯来看，有以下三种情况：一、从宰相籍贯的南北比例看，以《中国宰相全传》所录1282人为据，从秦汉到隋唐共有宰相685人，其中江南籍的只有42人，只占0"6％；从宋代到明清共有宰相597人，其中江南籍的达到179人，占30％，比例明显增加，到了明清两代，共有宰相302人，江南籍的多达114人，已占到37"7％，可见江南籍的宰相在明清两代已达到历史最高比例。二，从秦汉到隋唐，北方籍宰相相对集中在河南、陕西、山西、河北、山东五个省份，其中河南149人，陕西99人，山西97人，河北91人，山东57人，合计占到72％，明显形成中国历史上的“宰相区”。而从宋代到明清，特别是明清两代，南方籍的宰相已分散于江南各省，其中以浙江和江苏的苏南地区较为集中，浙江53人，苏南35人，而北方籍的宰相多集中在内蒙古（67人）、黑龙江（28人）和辽宁（47人）三个省区，这是因为辽、金、元、清四个朝代的帝王起于这三个地区，大多依靠本族和皇族人士做辅佐。三，从秦汉到隋唐，家族宰相是一个突出的现象，而且集中在荀、李、裴、杜、王、萧、杨、崔、郑、韦、赵等几个家族，祖孙三代、父子二人或先辈与后裔连续出任宰相的情况屡见不鲜，而且绵延到明清。根据我的粗略统计，从西汉一直到清末，父子、祖孙、兄弟、叔侄等宰相一共有200人之多。如东汉“关西孔子”杨震、杨赐、杨彪祖孙三代（杨震，他的高祖是司马迁的女婿杨敞，五世孙则是杨修，他的十四代孙即隋文帝杨坚。东晋王导、王珣、王弘祖孙三代；魏晋裴茂、裴潜、裴楷、裴秀、裴頠、裴宪祖孙四代六人；唐代很多，略去不举；宋代范仲淹、范纯仁父子；直至清代刘统勋、刘墉父子，翁心存、翁同和父子，张之万、张之洞兄弟，等等。

第三，历代武将和文士，是更重要的一类人才。他们外可定边，内可安国，具有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的主导权和社会话语权，决定和影响全民的意识形态和政策走向，对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至关重要。根据《中国历代名人辞典》所载，入选的历代武将（不含农民起义将领）约455人，其中出生于江南的或江南籍的只有60人，占到0"1％略多，而清代江南籍武将已达31人，占历代江南籍武将总数的50％还多，可见清代以前的将领基本上都是北方籍的。历代文士（包括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及其他谋士）的情况则大有不同，唐代以前的文士北方籍的占大多数，据《中国历代名人辞典》所载，历代文士约有1619人，南方籍的有679人，占42％多一点，大大高于武将的比例。五代以后的江南籍文士总数高达601人，占历代文士总数的88％。该辞典所载明清两代南北文士共约672人，以下六省

占了绝大多数，江苏（不含江北）121人，浙江110人，江西44人，广东44人，湖南34人，福建32人，总计385人，占57％，而江、浙两省多达231人，占34％，并且多数集中在苏州、杭州两地的辐射区内。又以历代状元为例，唐代状元共有82人，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五省有58人，占了70％弱一些；五代以后的状元共有392人，南方有271人，占67％，其中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四省有226人，占57％。明清两代共有状元209人，江、浙两省108人，占50％强。明代状元最多的是浙江，比较集中的地方是杭州；清代状元最多地方的是江苏，其中又以苏州府最多，全国平均每四名状元就有一名来自苏州府。

古代人才地域分布的文化分析

第一、北方的最先发达使它成为古代建都立国的首选地，这就为帝王将相的产生提供了最好的条件。历史记载，中国的北方特别是黄河两岸，在远古时代具有良好的生态环节，草木繁茂，雨量丰沛，土壤肥沃，温度适宜，几乎就是先民生活的乐土。所以远古先民部落首先在这里聚集，以求得生存和繁衍，北方因此最早得到开发。迄今为止所发现的重要原始文化遗址，大多分布在黄河两岸。由于栽培技术的发明而使农业生产迅速发展，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食物，并且刺激了手工技术的发展与提高。这就使定居成为一种必然。因为只有定居，文化的繁荣、经济的发达才有基本的保证。历史证明，游牧文化比农业定居文化的发展要慢得多。正是由于北方首先开发、首先发展起来。因此，它也就成了各个原始部落首先争夺并谋求霸占的地方，黄河流域也就最早成为战场。传说中的黄帝与蚩尤、炎帝与黄帝的大战就发生河北、山西、河南境内。战胜者要长期霸占这个地方，就要在这里建都立国，形成一个强有力的统治中心。早自尧、舜、禹，晚到夏、商、周，立国的都城都在河南、山西、陕西的黄河两岸。这也就是宋词中所说的“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墟”。尧都平阳（今山西临汾）、舜都蒲坂（今山西永济）、禹都安邑（今山西夏县）；夏都阳城（今河南登封）、商都七迁（最后至河南安阳）、周都丰镐（今陕西西安），后都洛阳。这就奠定了中国北方作为历代王朝都城所在地的基础。这是其一，为经济条件所决定。其二，为文化繁荣所决定。随着北方的经济日渐发达，文化也迅速繁荣起来。到春秋战国时代，中国最重要的思想观念和哲学理论，儒、道、法、墨、兵，以及阴阳五行学说等都在北方产生。这些思想理论，为历代王朝的建立和统治，提供了必备的思想武器，也为造就封建王朝的各种人才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三，为文化观念所决定。我们的先民自从在黄河两岸定居之后，依据战争和迁徙的经验，逐渐感觉到黄河两岸，特别是黄河中游两岸，处于天下的中心地位，因此产生了“中国”、“中原”、“中心”等方位概念和区域概念，而把周边地区称为“四夷”，把四周少数民族或比较落后的原始部落称为“南蛮”、“北狄”、“东夷”、“西戎”。这种称呼显示了文化的差异，同时也形成古代中国人的“中心”（中央）观念，认为占据中心地带，就可以控制整个天下，这样，“处中心以控四夷”，成为历代王朝的统治意识，为了争夺这种控制权（也即最高统治权），各种政治集团之间展开剧烈的斗争，或是割据，或是兼并，或是统一，“逐鹿中原”就成了争夺统治权的代名词。我们只要翻开历史，就可以知道，历史上这种改朝换代的战争（包括农民起义）基本上发生在北方，据统计，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到鸦片战争，共发生重要战役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