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11958年的错误决策

案例1：1958年的错误决策

1958年春，为了发动“大跃进”，毛泽东主持召开了1月杭州会议、南宁会议，3月成都会议，4月汉口会议。继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南宁会议把反冒进提到政治问题的高度加以批评。会议把周恩来在1956年11月八届二中全会上关于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和李先念1956年6月在第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批评冒进的讲话，作为有错误的材料印发。同时还印发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借以批评反冒进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1958年1月31日，毛泽东把他在杭州会议、南宁会议上提出的一些思想和讨论结果，汇总写成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这个文件提出了“不断革命”的思想，为搞“大跃进”提供了思想武器。同时，这个文件还提出了生产计划两本帐的主张，造成计划层层加码，促成各部门、各地区不断追逐高指标。1958年3月，为了进一步解决思想问题，推动“大跃进”运动的出现，毛泽东又主持召开了成都会议。在反复批判反冒进的基础上，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创议。

成都会议之后，毛泽东又主持召开了4月汉口会议，对“稳妥派”、“观潮派”进行了严厉批评。他说，“所谓稳妥可靠，结果是又不稳妥，又不可靠。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这样稳，会出大祸；对稳妥派，有个办法，到一定时候就提出新口号，使他无法稳。”冒进是稳妥派反对跃进的口号。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汉口会议，连续批评反冒进的右倾保守，肯定了冒进发展的经济工作指导方针，贬斥了综合平衡稳步发展的方针，立了一个只准反右不准反“左”，不准再提反冒进的不成文“法规”，为“大跃进”的全面发动提供了思想准备。

1958年6月21日，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我们3年基本超过英国，10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在“超英赶美”精神的鼓舞下，各地各部门争放“卫星”。卫星越放越高，越放越大。与放“卫星”相伴随的是农村各地竞相并大社。8月初，毛泽东在河南、山东视察时提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于是，兴办人民公社的运动迅速在全国形成热潮。从此中国进入了破除科学，创造神话的年月。8月的北戴河会议之后，以赶快丢掉贫穷落后的破毡帽，迅速跻身于富强文明之林为初衷的“大跃进”运动，终于以它冲击一切的气势，“一天等于20年”的步伐，紧锣密鼓地在全国城乡各个角落中开展起来了。结果不到三年时间就造成了比例失调，生产下降，市场紧张，粮食告急，各地出现了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酿成了三年自然灾害。“大跃进”的主观愿望是好的，但是作为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在进行如此重大的战略决策时，一是独断专行，二是无视中国的实际情况，好高骛远，违背客观经济规律，最终也受到了规律的惩罚。因此，现代的领导人在进行战略决策时，由于战略是关乎一个组织的生死存亡，所以要集思广益，最重要的是既要有长远目光，又要基于现实，否则，就会犯“大跃进”的错误。

思考题

（1）、现代领导人应具备哪些战略素质？

（2）、进行战略决策时，如何才能既具备对未来的预测，又不脱离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