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与村治权力

宗族与村治权力

---------长安村调查

摘要：面对强大的国家权力对基层社会的渗透，宗族并没有消极地退出舞台，而是在主动地调整自身，以新的机制和方式影响着村治权力的分配与运行，并与国家权力发生着互动。这反映了传统宗族的生命力。

关键词：宗族村治乡政权力分配与运行

宗族按照父子相承的继嗣原则上溯下延，这是宗族的主线。族内有家，因此族又是家庭的联合体。家之父受制于族之宗子，即所谓“父，至尊也”，“大宗，尊之统也”。宗族是一单系结构，其世系是按男姓而非由男女两姓共同排列的。宗族中的所有女姓都是男性的附庸，所谓“妇女有三从之义，无专门之道”。文明社会伊始，面对严酷的自然及社会的生存斗争，家族只能以较小的规模存在，有独立生存能力的子、孙逐渐脱离父族另立宗族。

长安村先民除了少数属古闽越，闽越族外，绝大多数均来自中原汉民族。根据《长安村志》中记载，村中主要姓氏：林、郑、程、唐、肖、陈、江、王、施氏的源流。在乡村治理中他们有其什么作用呢？

乡村治理的核心问题是权力问题，即什么人、以什么方式取得治理权，并以何种方式行使治理权。研究宗族在乡村治理中的实际角色，就不能不重点分析它与治理精英的关系。在传统中国，宗族在乡村治理中担负着重要的角色，享有对族民的全面管理权，并与乡村治理精英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那么，在21世纪的乡村治理中，历史上宗族与村治精英之间的传统关系是否已再现？在长安村我们发现，在选任村支书、村主任时已出现“看家族和个人势力大小，看能不能镇住地盘”的倾向。也就是说，宗族背景已成为能否出任村干部的重要条件之一。近年来，一些学者的相关研究也反映了这种现象的存在。不过，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是，当前，宗族与乡村治理精英传统的互动关系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恢复，或是否有所变化？两者之间的关系呈现何种新形式？这对乡村治理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一、农民与乡干部如何看宗族与村治权力分配的关系

从长安村村民与乡干部那里得知：对“让大家族的人当村干部、特别是当村主要干部”这一问题，持认同意见的乡干部和村干部的比例明显高于村民。在对“宗族势力是否会干预和操纵村政”的判断上，乡干部的评估最为严重，村干部次之，村民群众则看得很轻。

二、村干部的宗族背景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调查表明，宗族是村干部出任的重要背景之一，其主要论据即看村干部的姓氏归属。历届村干部中以大姓居多，尤其是村支书中大姓所占的比例最高。其中宗族背景影响村干部出任的机制往往有以下四种：

1、实力原则。村干部特别是主要干部，成了大族大房或大村庄之间平衡的产物，形成“权力分配格局的惯性”。如村支书与村主任中的大多数来自大族大房或大村庄，村干部中的其他职位则在另外的房族或村庄中平衡地分配。在长安村，自1949年以来，林、郑、程氏宗族都有人任过村干部，近年来形成了由三个氏族共享村政大权的局面。在历届村级班子中，村干部中虽有来自小房者，但来自大族大房者所占比例特别是所占主要干部的比例明显更高，时间越往近移就越是如此。在乡村安排村干部时已形成这样的惯例，即以族际和村庄之间的实力对比为主，同时兼顾均衡原则。

与村干部的分配状况一样，村民小组干部的分配也体现出明显的“实力原则”。在由多姓组成的村民小组，情况更是如此。在长安村各村民小组中，虽然新的宗族组织并没有普遍重建，但潜在的宗族因素却对各村庄的事务管理仍有着影响。在村民小组干部的产生上，过去一般采用召开全村庄会议公推候选人投票选举的方法。杂姓村民小组（指两姓或三姓势力

相当）则一般各姓平均分配村民小组权力，各姓分到之部分也大致由该姓大房担任。

2、“裙带现象”。在发展党员或推荐、培养村干部时，在位者往往推荐或培养本族、本房乃至自家的人，出现父子传承、房支传承、兄弟传承等三种权力继替方式，即所谓的“裙带现象”。

3、亲缘因素的影响。村内婚姻的增加使得村内不同家族形成复杂的婚姻关系，形成“网络家族”与“家族网络”，由此改变了不同家族之间在村庄权力分配中的力量对比关系。由于与大姓有网络家族关系，小姓也有可能担任重要职务，虽然权力会受到限制。但有意思的是，他们的上任都与其积极地“溶入”大族有关，如本人成为大族的女婿，而且还让弟妹及儿女与大族人士联姻。家族势力特别是“小亲族”势力的大小，对村干部的工作“魄力”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由此影响到乡里对村干部的选任。

4、宗族头人与村干部有着一定的“耦合性”。这种“耦合性”，是宗族在传统中国农村发挥治理者角色的重要机制。如今这种情况已十分罕见。不过，在宗族活动及其他社区集体活动中，村干部们也扮演着组织者、策划者等角色，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宗族对村干部治村行为的影响

宗族对村干部的影响，除了表现在村干部的产生背景外，还往往表现为对村干部治村行为的影响。在长安村，对于全村性的公共事务尤其是政务，包括宗族在内的各类非正式组织一般不会插手干预。换言之，村党支部委员会、村委会全面负责村内公共事务，具有正当性、合法性，宗族不会介入其中。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宗族对村干部的治村行为仍有着影响力，这集中地表现在对村干部工作方式与态度的影响上。

在有关村内公共事务的决策上，宗族背景强弱的因素影响到村干部的发言权与决策权：来自大族大房的村干部尽管不一定在主要干部的位置上，但有着更大的发言权；来自小族小房的村干部即使是在主要职位上，也总会自觉地规避或忍让。

在村务的管理与执行上情况也是如此，来自大族大房的干部工作时往往雷厉风行，胆子大，气更粗，态度硬，敢于也不怕得罪人；而来自小族或小房的干部在工作时则谨小慎微，不敢轻易得罪人，工作缩手缩脚。

村干部们会积极地利用宗族为自己服务，将它作为推动工作的手段和资源之一。长安村在建公园集资过程中，有些人家不愿交集资款，无可奈何之际，村干部便琢磨其家族背景，如有在外工作的同房堂兄弟，或有担任小组干部的叔侄，就请他们去做“自家人”的工作。没几日，这些人主动地将集资款送交到村委会办公室。应该说，借用家族因素，使之为村务管理服务，让村干部避免了许多困难和尴尬。

从长安村这个侧面看，面对强大的国家权力对基层社会的渗透，宗族并没有消极地退出舞台，而是在主动地调整自身，以新的机制和方式影响着村治权力的分配与运行，并与国家权力发生着互动。这反映了传统宗族的生命力。另一方面，与50-70年代对宗族的压制与打击方式不一样，80年代后期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一些地方的乡政转而借助并利用宗族因素来治理乡村。村干部也自觉地借助宗族因素来推动工作。就此而言，乡政（以及来自上级的宏观的压力）在某种程度上推动、强化了宗族势力的成长。宗族与国家权力（及村治权力）的这种“合作”，只能强化对弱势村民的盘剥，恶化乡村治理的环境。依从这样的视角，我们便能理解村民对“乡政府任用大宗族的人为村干部特别是村主要干部”的不满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