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山东地区枣强裔移民考

这里的“从（从）”字难于理解，且与“徙”字形近，应为“徙”字之误。不过“曾”字显然不是“仍”字的误抄。按照国学图书馆本实录，朱棣此前应该已经下令迁徙山东青州等地无地民众前往填实冀州（枣强属冀州管辖）等地。换句话说，徙民填实冀州的行动应该开始于永乐初年。虽然从语义上看，史语所校勘本更为顺畅，国学图书馆传抄本中的“曾”字有些突兀，但嘉靖《真定府志》中的记载，恰恰为这一“突兀”提供了佐证：“真定自永乐初地旷人稀，徙齐、晋人户以实之。”[16]
在明代，“北京”常被用来代指北直隶。如李攀龙在《明开封府同知进阶朝列大夫王公墓志铭》中写到“公讳绍，字孟宣，其先枣强人”。宋祖骏、宋祖骅在在“枣强”二字下面加的注释即为“北京真定府冀州枣强县”。[25]
从族谱资料中，我们也能发现山东人向河北地区迁移的例证。如《冯氏族谱》载，“永乐二年，我始祖世昌公自山东之中都北迁于丰润县之西南溪歌庄，遂家焉。”[26]这一记载出自冯氏五世孙冯钊于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初编族谱时撰写的族谱序言。当时据明朝建立不过100余年，据永乐二年（1404年）更只有80多年，冯钊的记忆应该是比较准确的。又如文安纪氏，原本生活在山东德平，后始祖纪寿“徙直隶盐山县，再徙保定府。永乐十年卜居文安县宁受屯”。[27]纪寿之子纪亨生于洪武九年八月二十八，卒于景泰七年九月初一。二世祖有如此准确的生卒年月记录说明该谱创修很早，其记载也是可信的。
明初，曾大量迁徙山西人户填实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山西移民大多是有组织地前往，在移入地所占比例和影响自然也要大一些。山东因为自身人口不足，西迁真定一带的数量应该比较有限。民国时期编纂的《冀县乡土志》中记载：“明代以前，冀境凋残，土民稀少。成祖定鼎燕京，始迁山西之民以实之。”[23]这里只提及山西移民，从侧面证明当时山西移民的数量应该占据了绝对优势，以至于山东等地的遗民被淹没其中，甚至没能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痕迹。
④ 清人张于陛，“其先遵化人，明初徙居枣强。”[20]
⑤ 清人刘璠，“刘氏之先居密云，自始祖忠迁于枣强之臣赞乡。”[21]
棘津系枣强古称，万历《枣强县志》卷一《沿革》即称枣强在殷商时属“棘津地”。[22]例①、例②、例③显示的是山西、山东人迁居枣强；例④、例⑤的先人则来自北京附近地区。可见，枣强及附近地区的移民来自四面八方。只是这些移民是否都迁自永乐时期，尚难判断。特别是后两个例子，不排除是洪武时期南迁北京附近的元朝遗民的可能。
淄川孙氏十一世孙守珍于咸丰十一年撰写的修谱序言中称：“吾孙氏，自明初洪武二年虎、豹二祖由枣强迁居淄邑，已越十三世于兹矣。自洪武二年至嘉靖二十年后一百八十余年，我虎祖尚在，豹祖未殁，乃以二祖为迁居之始。”[3]长山左氏的祖墓墓碑上亦称始祖左星午“大明洪武四年自直隶枣强迁于山东长山焦家桥”。[4]
那么，如此众多的枣强移民是否真的存在？如果存在，是否真的主要迁徙于洪武、永乐年间呢？
二
与大量移民后裔宣称来自枣强不同，翻阅《明实录》，我们发现，在官方记载中，移民的流向恰恰与之相反。如《明太宗实录》记载，永乐七年六月，“山东安丘县民邢义等言：本邑人稠地隘，无以自给，愿于冀州枣强占籍为民。从之。仍命户部徙青州诸郡民之无业者居冀州，凡徙八百余户。”[13]
目前笔者见到真定人户被外迁的证据只有一条，即《明太祖实录》卷110：“洪武九年十一月戊子，徙山西及真定民无产业者于凤阳屯田，遣人赍冬衣给之。”[32]凤阳和山东在明初同属人口迁入区，且山东较之凤阳要近得多，气候、风土类似，真定无业人口被迁到山东屯田，应该是可能的。只是尚无直接证据可以证明。
不过在官方典籍中，移民真定的记载要多得多。如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八月，“迁山西泽、潞二州民之无田者往彰德、真定、临清、归德、太康诸处闲旷之地，令自便置屯耕种，免其赋役三年，仍户给钞二十锭以备农具。”[33]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三月，“诏中军都督府左都督刘谦、右军都督府都督佥事陈春、后军都督府都督佥事朱荣往彰德、卫辉、大名、广平、顺德、真定、东昌、衮州等府劝督迁民屯田。”[34]永乐元年（1403年）六月，户部致仕尚书王钝议准：“种田囚人若照籍贯分定地方，则有多寡不同，难於编甲。今宜不分籍贯于保定、真定、顺天等府所属州县挨程安置，先近后远，庶几聚落易成。”[35]永乐十五年（1417年）五月，山西平阳、大同、蔚州、广灵等府州县民申外山等获准“分丁于北京广平、清河、真定、冀州、南宫等县宽闲之处占籍为民，拨田耕种，”等等。[36]
从以上官、私史料来看，洪、永间的人口迁移，山东人向河北一带迁徙应该是主流。
在官方编纂的史籍中，关于枣强人于明初移民山东的记载，笔者只见到一条，见康熙《阳信县志》卷3：“洪武十三年，红军为祟，十村九墟，迁直隶、东三府民以实阳信。”[28]这一记载后被收入《古今图书集成·广舆汇编·职方典》卷207《济南府部》下（原文之“迁直隶、东三府民以实阳信”被改为“迁直隶及青州、登州、莱州三府民以实其邑”），[29]并被曹树基、李靖莉等引用。但康熙《阳信县志》成书时，距明初已经300余年，现存史籍中也没有找到洪武十三年前后阳信或济南地区曾发生白莲教众余部起义的记载，所以它只能作为孤证存疑。
与洪洞大槐树移民、小云南移民相比，枣强移民受到的关注相对较少，研究成果也不是很多，且基本以明初山东确实存在枣强移民为出发点。如曹树基在《洪武时期山东东三府地区的人口迁移》一文中指出，途经枣强是山西移民进入山东最便捷的通道，山西移民的巨大推动力对枣强地区的人口外移有重要影响。[8]在随后的研究中，曹先生又判定，“所谓枣强人可能是真定人的代名词，犹如洪洞县之对于山西人。”[9]李靖莉《黄河三角洲明初移民考述》一文，在肯定所谓枣强移民主要是山西移民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由枣强转迁黄河三角洲的移民可分为自愿转迁和政府分发两种。另外，小股移民自发迁入也是黄河三角洲存在大批枣强移民的重要原因。[10]
刘德增的调查主要依据地名志资料。地名志和谱牒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笔者接触到的谱牒资料中，也有类似的反映。
如《淄川张氏宗谱·世系图》中称其始祖张子中“原籍枣强县人，其所自出无考。旧谱广文公曰：斆闻明初被花子军之变，山东民死者十之七。当路者言之朝，乃迁冀州枣强之民实之，故始祖自枣强徙于淄川，占城西关北地数十亩为业，今祖茔是也。居城中南巷，遂人在四图籍中，后易在三图，盖万历初年也。”[2]
三
李开先是明中叶着名文学家，“人言死者但得李文，免堕地狱。”[39]在其为人撰写的墓志铭等文章中，有大量枣强移民的个例，为我们探寻枣强移民的真相提供了方便。为行文方便，先将有关事例罗列如下：
真定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元末红巾军北伐，扩廓帖木儿和孛罗帖木儿、李思齐等人的内战都曾给真定地区带来深重灾难。真定下属之枣强，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在册人口只有1352户，7731口。此后又遭靖难之役打击，到永乐十年（1412年），在册人口不过增加到1953户，9847口。[37]按照《元史·地元朝政府规定：“六千户之上者为上县，二千户之上者为中县，不及二千户者为下县。”[38]枣强的户数应该在二千到六千之间。与之相比，洪武二十四年的户口数，可以用锐减来形容。尽管这些减少的人口不会完全殒命于战乱，不排除在转徙他乡的过程中一部分迁移到山东地区，但数量应该不会太大，在明初大量向当地移民的背景下，原住民外迁的现象应该更少。那么，大量存在的所谓枣强裔移民又是从何而来呢？
明代山东地区枣强裔移民考
张金奎
明初，为解决因长期战乱等原因造成的人口地区性失衡，政府曾有组织的进行过多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这其中，山东地区因为移民来源广泛、流向复杂等因素，堪称明初移民的典型标本，也因此引起学术界的广泛注意。本节拟就其中的枣强裔移民问题做一初步探讨。
一
在今天的山东济南、淄博、潍坊等地，也就是明代济南府、青州府辖区及邻近地区，有大批据说是来自河北枣强地区的移民后裔，“要问老家在哪边，直隶省的枣强县”的歌谣至今传唱。据刘德增的调查，在今天的章丘市，枣强移民村落占总数的36.52%，寿光市的枣强移民村落占村落总数的16.08%，博兴县枣强移民村落占61.54%，惠民县更是占到了84.21%，其他地区也有大量分布。其中前三个县市的移民村落大多宣称建置于洪武、永乐年间，且以洪武二年居多。惠民县则以宣德年间为主，其次是永乐朝。[1]
称祖先始迁于永乐时期的也不少，如邹平释氏称，“吾族始祖兄弟二人自大明永乐由直隶枣强迁居于此，地属邹平之东南隅二十里小清之阳，村名释家套焉。”[5]张氏也说，“吾家先世系直隶枣强籍，有明永乐二年始祖讳顺迁邹，居东郭。”[6]
在清末民初编撰的大量乡土志中也有类似记载。如《长山县乡土志·氏族》收录的9个大姓中，有王氏、李氏等7姓来自枣强，其中5姓迁于洪武二年，两姓迁于洪武四年，一姓迁于永乐四年。另一个大户刘姓，也是于洪武二年从距离枣强并不遥远的直隶宁津迁徙而来，只有徐氏来自江苏昆山，但时间也是频繁出现的洪武二年。[7]乡土志的信息很多采自民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清末民初的社会调查报告。
不过从众多个案来看，移民的来源远比这复杂。试举几例：
① 断事赵庠，“其先本山西泽州名族也，国初徙诸富民以为冀实，故令占籍为冀。”[17]
② 通判陶万象，“先世籍东平，自高祖某徙家棘津。”[18]
③ 枣强监生郑养大，“郑自始祖讳友成公由齐迁赵……居枣强城南之洪流固村，去始祖盖六世矣。”[19]
枣强在元代隶属冀州，冀州又隶属于真定路。洪武元年，明朝北伐军占领大都后迅速南下，占领真定，并将其作为进攻山西扩廓帖木儿元军的前沿阵地。大批明军云集到这里。从道理上讲，为躲避大战，当地百姓外逃到邻近的山东或河南地区居住，是完全可能的。另外，为保证西进明军的后勤补给，明朝政府曾于洪武二年正月把真定府划归已经基本稳定统治的山东行省管辖，[30]直到几个月后真定战事基本平息时才“复其旧”。[31]虽然时间短暂，但不排除山东行省方面出于保护人口的需要，主动迁移战区百姓到济南地区居住的可能。大量谱牒资料称其始祖迁自洪武二年，似乎不完全是空穴来风。
前面枚举的5个例子，只有例①确定属于政府行为，后4个例子是否是被政府强制迁徙，尚不清楚。不过，从官方记载来看，在有组织迁徙之外，确实存在山东百姓自发前往枣强一带生活的现象。如《明宣宗实录》记载，宣德三年（1428年）七月，“青州府民刘中等奏：永乐中因岁歉流徙至北京枣强县，凡二百余户，居二十年，已成家业。今有司追还山东。乞就附籍枣强。上谓尚书夏原吉曰：彼此皆吾土，但得民安即已。”[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