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之道

儒家之道

依韩非子之见，孔子死后不久，其后学就分为八派，每一派都宣称合

法继承了孔子的遗产。大概每一派均与孔子的某一位或某几位弟子相关，或者受到了他们的启发。虽然对孔子思想互相冲突的诠释在于“道”的分裂，但看起来却产生了一种新的思想动态。在公元前5世纪，儒家并不居于思想界的主导地位，但是，对于为思想话语设定议程，儒家似乎进展了最为丰富的文化和精神资源。事实上，孔子的亲

热弟子，象奇异的颜回、忠信的曾子、颖悟的子贡、博学的子夏，以

及其它门人等等，已经在孔子的第二代学生中产生了极大的热情。即

便儒家传统在中国历史上何时最终成为最有力量的学说这个点并不清楚，她确实稳稳当当地成为思想界一种杰出的声音。不过，是几代人

的持续努力才使得儒家学说得以流行。

孟子（公元前390-305）抱怨战国初期（公元前403-221）思想界占

主导地位的是墨家的“兼爱”和杨朱（公元前440-360？）的“为我”。从孔子死后一个世纪的历史境况来推断，周代封建礼制的崩坏和强力

霸权诸侯国的兴起说明了这样的事实：孔子将政治道德化的企图遇到

了嘲讽，被认为是迂阔不实的，而财富和权力的主张则喧嚣至上。当时，受到更多注重的是那些隐士（早期道家）和现实主义者（原始法家）。前者逃离尘世，在大自然中制造精神的殿堂并过着宁静的生活，后者则试图通过辅佐雄心勃勃的君主猎取财富和权力，来影响政治的

进程。儒家拒绝离开政治舞台在山林中修养自己内在的宁静，因为他

们无法承受舍弃人类社会的想法。他们也无法使自己认同少数统治者

的利益，因为他们的社会良心驱使他们去负起承担人民良知的责任。

他们处在两难的境地。他们希望积极参与政治，但他们不能接受以现

状作为权威发挥作用的合法场所。他们厌恶权力政治，但他们又无法

使自己脱离国家事务。简言之，儒家是在于而不属于这个世界；他们

既不能遗世而独立，也无法有效地改变他们所处的世界。

孟子：典型的儒家知识分子

孟子以凭借自我风格的方式传播儒家之道而著称。孟子最初受教于他

的母亲（这进一步增强了作为教育者的母亲在儒家传统中的重要性），然后，据说成为孔子之孙的学生。作为一位社会批判家、一位道德哲

学家、以及一位政治活动家，孟子杰出地扮演了他的角色。他投身于

教育一个士大夫阶层的任务。这些士大夫们不直接参于农业、工业和

商业，但对于国家的正常运作、尤其是人民的幸福，这些士大夫们却

至关重要。在反对重农论者的缜密论证中，孟子机智地使用“劳动分工”的理念为“劳心者”实行辩护，并看到了“服务公益”和“生产力”同样重要。1对孟子来说，儒家能够作为学者服务于国家的重大利益—不是成为官僚行政人员，而是承担着教导少数统治者行“仁政”

和“王道”的责任。在同封建君主打交道的过程中，孟子不但使自己

表现为政治顾问，而且是王者之师。他使这个点表现得非常清楚：一

个真正的君子是“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2

于是，孟子所倡导的是一种“有机知识分子”

（organicintellectual）的作用和功能，“有机知识分子”投身于儒

家之道的保存与扩展（“有机知识分子”在组织结构上与社会相连，

但在思想上服膺于根本的道德重建）。致力于弘扬儒家“人能弘道”

的信念，孟子为“有机知识分子”制造了文化空间和政治场所。根据

卫道骑士而非从属执行官的角度，孟子重新诠释了儒家“大人”的理念。对于那些通过政治操纵来行使强力的人，孟子表示蔑视。对于他

们不能实践真正的天命的感召，孟子表示责备，因为最终分析起来，

他们不过就象臣服的妾妇那样仰承君主的野心。与之相对，真正的大

人依天道而“居仁由义”。3这样，孟子就重新将儒家学者界定为卫道的骑士。忠实于儒家的精神，孟子认为道的承载者就是“有机知识分子”，通过作为道德典范而逐渐直接参与政治，他们履行着维护社会

结构意义的神圣使命。

为了说明儒家道德理想主义与其所处时代具体社会和政治现实的关系，孟子批判墨家全体主义和杨朱个人主义思想的泛滥。墨家倡导“兼爱”，但孟子却坚决主张，墨家待陌生人如同自己父亲的告诫，将导

致待自己的父亲如同陌生人。而另一方面，杨朱提倡“为我”，孟子

则坚决主张，过度注重个人利益将导致政治的失序。委实，在墨家的集体主义中，“父亲自份”无法确立；在杨朱的个人主义中，“亲属关系”无法确立。4既然家庭的调节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国家的治理是天下太平的基础，为了给人民带来真正的福利，无论墨家的集体主义还是杨朱的个人主义，在政治上就都不是切实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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