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轼词中看苏轼的人生态度

但令人饱我愁无一蓑烟雨任凭生

——从苏轼词中看苏轼的人生态度

专业名称：汉语言文学学生姓名：张文军指导教师：雷恩海

〔内容摘要〕在中国历史上，苏轼是一位魅力四射的文化人物，他的富于戏剧性的特殊的人生际遇是一幅中国文人士大夫的缩影。面对人生中的不幸和严峻的挑战，面对一幕幕的人生忧患，他以其独特的睿智和豪放、通达的人生理念一一化解，并在其文学创作中升华至审美的境界。在他那丰富、传奇的人生经历中，苏轼以他那“一蓑烟雨任平生”、“此心安处是吾乡”的超然、旷达的人生态度给后人树立了一座生命征途上的永久的丰碑。

〔关键词〕苏轼入世失意出世超然旷达

苏轼是中国古代文士中一位魅力四射的文化人物,他文思敏捷，多才多艺，在文学、艺术等方面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就文学来说，散文方面，他与北宋古文运动领袖欧阳修并称“欧苏”，与其父苏询、其弟苏辙合称“三苏”，位列“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诗歌方面，一生创作2600多首，与江西诗派的开创者黄庭坚并称“苏黄”；词作方面，他以“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不仅突破了传统词作的题材限制，扩大了词境，而且创造性的以诗为词，促进了词的变革，开创了豪放一派的先河，与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并称“苏辛”。在艺术上，书法方面，他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他又擅长绘画，尤工水墨，以墨竹开文人之先河。后人称颂他是“诗、词、文、书法、绘画”五绝。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天才人物，却是仕途不畅，屡遭横祸，人生经历充满坎坷，饱尝艰辛。有人说:“他是在北宋最好的皇帝（仁宗）在位期间长大，在一个心地善良、但野心勃勃的皇帝（神宗）在位期间做官，在一个十八岁的呆子（哲宗）荣登王位之时遭受贬谪的。”①

纵观苏轼一生，从小深受儒家经世济世的熏陶和良好的家庭教养。在仁宗嘉佑元年（1056年）和其弟苏辙随父亲入京赶考，次年兄弟二人双双中进士，且名列前茅，一时轰动天下，“苏氏文章随擅天下”。顺利的名动京师及进入仕途，使年轻气盛的苏轼充满了在官场一展宏图，流芳百世的积极的人生理想。孰料正是他那心比天高的抱负及刚正不阿的性格，致使他与当时的官场生活格格不入，开始了自己仕途漂浮不定的一生。但是，政治失意、人生困迫的苏轼，并没有消极颓废、失魂落魄。他以手中之笔，抒胸中浩然之气，积极乐观的探索和追求着崇高的人生境界，通变达观，参透人生祸福。本文试从苏轼的词作中去探寻他面对仕途的失意、乖舛的人生时所表现出来的宠辱不惊、超脱坦然、豪放旷达的人生态度。

一．“致君尧舜”、“奋厉有当世志”的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

苏轼出生于文学世家，家风历来诗书传承。苏轼少时就接受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经世济用思想的熏陶，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家庭教育有很大的关系。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历代统治者都竭力倡导儒家学说。虽然苏轼8岁在乡塾从天庆

观道士张易简求学，少时也读过道家和佛学等方面的书籍，但他早年主要是为应举而读书，深受儒家“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人生信仰的影响。从家庭教育来说，其父苏洵教导二子读书“内以治身，外以治人”。苏洵还说：“吾尝有志兹世，今老矣，二子尚成吾志乎？”苏轼的母亲程夫人也是一个颇有文化修养的贤妻良母。在苏洵游学四方时，她就成了苏轼兄弟的家庭教师，对他们亲授以书，并常以古人名节励志。苏轼10岁时，程夫人给他讲《后汉书·范滂传》，范滂因党锢之祸为宦官所杀。临刑前，范滂与母亲诀别，要母亲割不舍之恩，不要过分悲伤。范母很坚强，安慰儿子说：“既有今名，复求寿考，可得兼乎？”苏轼从旁问母亲道：“我如果成了范滂，母亲赞许吗？”程夫人答道：“你能作范滂，难道我就不能作范滂的母亲吗？”苏轼深受感动。范滂有“澄清天下之志”，苏轼从小也“奋厉有当世志”。（《东坡先生墓志铭》）

（一）致君尧舜尊君报国

在苏轼的三百多首词作中，较早的以词抒己志者，是熙宁七年（1074年）由杭州移知密州途中所作的《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

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离锦，朝露团圆。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

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樽前。

这首词是一封家书，也是一篇直抒政治抱负的议论文。作该词时，苏轼年三十九岁，年华正盛。“致君尧舜，此事何难！”作者心中的神宗皇帝就是古之尧舜，“致君”意何在？“此事”言何事？再看词中“劳生有限”、“笔头千字，胸中万卷”不难看出，苏轼希望趁年盛之时，将满腹才学，报效赵宋王朝。苏轼的这种积极入世的心态虽外放、转徙却不曾消减。

苏轼作于密州的另一词《江城子·密州出猎》，是开宋代豪放词先河的一首名作，全词洋溢着浓烈的报国之志：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这首词写于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当时作者任密州知州。十月，苏轼祭常

山归来，与同僚会猎于铁沟，乘兴写下这首勃发着爱国豪情的壮词。词人摘掉乌纱、戴上锦帽，左手牵着猎狗，右臂擎着苍鹰，由文质彬彬的太守，一变而为雄姿勃勃的武士。跟随太守而来的骑士布满了山冈，为了答谢全体军民随太守出城围观打猎，词人心想：今天我要像孙权那样，亲自射杀一只猛虎。苏轼是震烁文坛的大文豪，这是人所共知的，而听说他率领州府的文官武将到郊外射猎，感到非常新奇，所以倾城出动，观者如潮。

词的下片抒写自己猎罢开怀畅饮，满腔爱国激情。虽然鬓角已有几许白发，但自己少年壮志犹在，丝毫不会妨碍为国家建功立业。还希望朝廷能把卫国守边的重任交给他呢！词的后三句直抒胸臆，表明了杀敌报国的题旨：我要把弓拉得如满月一样，射向那残暴贪婪的“天狼星”。当时西北边境辽和西夏不断犯边，对北宋王朝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就在此词写作之前不久，辽主又向宋王朝提出割地数百里的无理要求。词中以天狼星比喻贪得无厌的侵略者，并且抒写了击败敌人的豪情壮志。

（二）忧国爱民身怀抱负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从屈原以来皆“哀民生之多艰”，不管自己境遇如何，总是常怀忧国爱民之心。就像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的那样“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或许就是古代文人士大夫的一种活于世的动力，也可以说是对于苦难特殊魅力的注解。虽然外放、贬谪的仕宦生活是痛苦而无奈的，但苏轼从不消极无为。不管他是手握实权的一方太守，还是被监管的戴罪之身，他都以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竭尽所能的“济世”、“救世”，决不消极无为，平庸度日。

初入仕途时，苏轼便改革了“衙前”弊政。通判杭州，他治旱捕蝗，疏浚六井。抵达密州，他调查蝗情，指挥灭蝗战役。在河中府任所，他身披蓑衣、脚穿草鞋、住在城楼上，亲自指挥并参与抗洪抢险的战斗。“庐于其上，过家不入，使官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

外放为官的经历使苏轼能够接近老百姓，更多的体验和感受到老百姓生活的艰难困苦。所以作于这一时期的词作不再仅仅抒写个人感慨，或局限于应和之作、风月之辞，而是呈现出一种新的变化，出现了一些描写民间疾苦、民俗风情的作品，这在以前的词作者中是非常少见的。

元丰元年（1078年）春大旱，时任徐州的苏轼曾到城东一石潭祷雨，后来旱象缓和。初夏，他又到石潭去谢雨，沿途所见已是一派丰收的景象。作者眼中看到了“照日深红暖见鱼，连村绿暗晚藏乌”及“日暖桑麻光似泼，风来蒿艾气如熏”的祥和、静谧、丰收的农村景象（组诗《浣溪沙·徐门石潭谢雨道上作》）。同时，优美的田园风光、清新的自然景物，自然而然使苏轼在内心获得了某中解脱。心灵得到了慰藉，不觉在内心深处萌生了“何时收拾耦耕身”的念头。此时融于农村美好的田园生活中，苏轼感到“使君原是此中人”，希望在内心深处达到与自然的完全融合，从自然中求得片刻的归去。徐州的农村风光与乡村情趣，让苏轼在离开徐州至湖州赴任时，不忍离别，其词《江城子·别徐州》云：“回首彭城，清泗与淮通。欲寄相思千点泪，流不到，楚江东”，字里行间寄予了无限眷恋之情。

在苏轼所作的有关农村题材的词作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苏轼元丰四年（1081年）谪居黄州时所作的一组《浣溪沙》其五：

万倾风涛不记苏，雪晴江上麦千车，但令人饱我愁无。

翠袖倚风萦柳絮，绛唇得酒烂樱珠，尊前呵手镊霜须。

《唐宋词鉴赏集》云：“这首词抒发了作者关心和同情人民疾苦的思想，表现了内